我在朝鮮做生意，如刀口舔血(組圖)
朝鮮新義州市
神秘的國度
我生活在邊陲城市丹東，從小在鴨綠江邊長大。這裡和朝鮮隔江相望，對岸就是朝鮮平安北道的首府新義州市。鴨綠江最寬的地方不過1000米，站在江畔，對岸的建築、路上的車輛、行人都看的一清二楚。可畢竟是兩個國家，誰也不可以跨到對方的岸上，對岸的朝鮮對我們來說既熟悉又陌生。鴨綠江的國界是以水為界，不上岸不算越界。船只可以駛近對岸，彼此很友好的打個招呼，僅此而已。小的時候在江邊上玩，望著對岸的景色往往會想，對岸山的後面是個什麼樣子呢？。許多年以來，對岸的朝鮮仍然是個神秘的世界。
1990年前後，邊境貿易蓬勃開展起來。我也加盟了省屬的一家外貿公司，在丹東籌備成立了分公司，其任務主要是開展對朝貿易。
和朝鮮人做生意以後，可以經常出入朝鮮，接觸到了他們的政府官員、商貿人員、軍人、以及普通百姓。對這個國家從陌生到熟悉，親歷了各種各樣的事情，現在把我親身經歷的見聞講給大家聽。
連接兩個國家的是鴨綠江鐵橋，鐵橋是一座公路和鐵路並行的橋，持有邊境通行證就可以多次往返兩國之間。通常是對方邀請的商社要在朝鮮的海關登記，我們這面的邊防通過電話核實後就可以放行。
開車一分鐘就能通過江橋。朝鮮的橋頭上有個崗哨。那裡有人民軍站崗。持槍站崗的士兵穿著土黃色的軍服。大概是因為沒有太多換洗的衣服，他們的衣服表面上往往很髒。朝鮮規定每個男人到了法定年齡都要服兵役，這些士兵都在20歲上下。通常他們要檢查證件，主要是看看證件上的照片和本人是不是一致。一般情況這個崗哨沒權利不讓汽車通過，但我們都隨車帶上幾條香菸，士兵檢查證件的時候，給他兩包煙，就會很順利的放行。
下了橋就是朝鮮海關和邊防聯檢的大院。有一個三層的小樓，大院的周圍有圍牆。我們要填報入境單，海關的人員要對車輛和入境人員進行例行檢查。海關人員穿灰色制服，帶大檐帽。他們要對我們的車進行細緻的檢查。隨車帶的物品都要申報。朝鮮的海關人員一般都可以通融。如果你給朝鮮客戶帶禮品，就要多準備幾份送給海關人員，這樣才能保證禮品不被扣留。對每個入境的人也要進行檢查，通常重點檢查看你是不是隨身帶了手機。朝鮮規定手機是不能攜帶入境的。他們說如果你們帶了手機，看到了我們的軍事秘密，一個電話就打到韓國去了，就會泄露我們的秘密。通常我們都是把手機關機，然後藏在車裡隱蔽的地方。
有一次，我忘記把手機藏起來，海關人員檢查的時候打開放在車裡的公文包，發現手機就給拿走了。我當時急著和朝鮮客戶談判，也就沒在意。等下午返回時，找海關人員取手機，答覆是已經沒收入國庫了。我當時正好是和朝鮮國家安全部的一個商社做生意，朝鮮國家安全部的權利很大，相當於我們國家公安部和安全部。商社的人去海關交涉也不行，於是他們把電話打到平壤，讓安全部的一個副部長找海關，那個副部長以前和我見過面，他親自給新義州海關打電話，介紹說我這個人是可靠的，可以把電話還給我，這才把手機拿回來。
開始幾年，通過檢查以後，我們就可以驅車到市區裡的新義州賓館，在那裡進行業務洽談。那時候朝鮮方面管理的不是很嚴，談判之餘還可以開車瀏覽新義州的市容，逛逛他們的商店，有時候還可以到我們熟悉的華僑家裡去吃午飯。
新義州的建築大都是50年代建的。因為在朝鮮戰爭時期，整個朝鮮都成了一片焦土，幾乎所有的建築都被美國的炸彈炸毀。戰後中國軍隊幫助他們恢復建設，建了一些樓房。60年代以後，他們的經濟一直不很景氣，有限的國力也集中在平壤的建設上，因此新義州的市容幾十年沒什麼改變。
新義州的建築大都是50年代建的。因為在朝鮮戰爭時期，整個朝鮮都成了一片焦土。
新義州的街道上車輛很少，陳舊的街道顯得很寬，路口也沒有紅綠燈，主要的路口有交警用指揮棒指揮交通。朝鮮的交警很多是女警察，穿蘭色警服，看起來也挺精神的。路上的自行車也很少，大部分人是步行。朝鮮人的穿著一般都很潔淨，政府規定不得穿有補丁的衣服上街，因此再窮的人家一個人也要有一套像樣衣服出門穿。衣服的質地大都是化纖的，色調以蘭色和軍服那種黃色為主，一般人都穿膠鞋。你在朝鮮如果看見穿皮鞋的人，那不用問一定是個有身份的人，普通人是沒有皮鞋的。
十幾年前的朝鮮是個供給制國家，沒有自由買賣的商業和貿易，一切商業活動都是國家行為。老百姓衣食住行、生活必需品都是靠供給。在朝鮮的工資改革前，一般的工人工資不超過100朝鮮人民幣。可即使這些錢他們也花不完，因為沒什麼東西可買。朝鮮的商店營業員大概是最清閑的職業，我們有時候會去逛他們的商店，偌大個商店往往就一兩個營業員。因為他們不用賣貨，根本就沒什麼東西賣，所有的東西都是陳列品。偶爾會遇到有配給的衣服，朝鮮人會帶一個紙條，交給營業員，然後領取個背心什麼的。
朝鮮人大都很有禮貌，見面握手時會向你鞠躬，上下級的關係不是像我們這樣很平等。下級很尊敬上級，上級可以罵下級，就像我們通常說的：官大一級壓死人。
朝鮮這個國家是個外表和實際反差最大的國家。如果你做為一個遊客，隨組織好的團隊到朝鮮做短暫的旅遊，那麼你所見到的一切都很美好。旅遊線路經過的地方，農村的集體農莊住的都是樓房；你下榻的賓館，服務員會精心熱情地為你服務；到學校參觀，你會看到天真爛漫的兒童為你表演節目。平壤整潔的市容，美麗的景色，都會令你驚嘆。總之，你所見到的一切都會感覺朝鮮人民很幸福，這真的是一個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國家。
等你真正深入到了它的內部，你看到的真實情況和那些表面的東西相差甚遠。
朝鮮大型歌劇《賣花姑娘》
朝鮮的婦女
把朝鮮的婦女作為第二篇是因為我對朝鮮婦女的印象太深刻了。以前我和大家一樣，只能從電影上看到朝鮮婦女的形象。比如「南江村婦女」的勤勞勇敢，「賣花姑娘」的美麗善良，「鮮花盛開的村莊」裡姑娘們的活潑可愛，這些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朝鮮婦女堪稱世界上最偉大的女性，她們具備婦女所有的美德，可是在貧窮的國家裡，婦女們卻遭受著更大的苦難。
1997年以後的三年裡，朝鮮因自然和人為的各種原因，經濟處於頻臨崩潰的邊緣。這段困難時期，朝鮮官方稱之為「苦難的行軍」。最嚴重的是缺乏糧食，沒有市場經濟，吃供應糧食的城市居民，居然幾個月都領不到供應糧。朝鮮官方封鎖一切真實的消息，無從知道那三年究竟餓死了多少人，僅從熟悉的朝鮮人口中得知，許多地方連樹皮草根都吃光了……
當時我們每天都要把大量的糧食源源不斷地運到朝鮮。我每天都去朝鮮辦公，送糧的卡車到朝鮮後，要辦理一些過境手續，然後交給與我們合作的朝鮮商社。朝鮮婦女是各種重體力勞動的主體，每次卸車搬運糧食的都是朝鮮婦女，而那些男人們往往都在點數，記帳什麼的。朝鮮的婦女大都身材矮小、瘦弱，扛一袋麵粉走路，雙腿會不斷地顫抖，卸一車糧食，她們往往大汗淋漓。每次卸車我都不忍心看這些婦女勞動的場面。我通過翻譯瞭解到，其實這些婦女來做這麼重的體力活，只是為了多掙點糧食，她們每天有300克糧食的定量，如果來幹活就可以掙到500克的糧食。
按照我們現在每天所攝入的食物，300克大概也足夠了，可朝鮮不同。他們副食匱乏，整年都吃不到肉，在太陽節，也就是領袖金日成生日的時候才供應兩塊豆腐，肚子裡沒一點油水，因此他們的飯量都很大。當兵的定量最高，每天600克，也是照樣不夠吃。那些年，見到所有的朝鮮人，大都黑瘦。有人開玩笑說，朝鮮除了金日成父子以外，沒有第三個胖子。
僅從熟悉的朝鮮人口中得知，許多地方連樹皮草根都吃光了……
於是，我每次運送糧食的時候，都要帶上幾箱麵包和餅乾之類，卸車的時候，先發給這些婦女，讓她們吃飽了再幹活。可發給她們的時候，她們都不吃，把麵包放到衣服裡，帶回家給孩子吃。可惡的是那些當官的等我們走後，經常搜查她們，麵包統統收上去供他們享用和支配。我知道了以後，非常憤慨，因為這些商社的頭頭都很富有，我們和他們做生意，都送給他們很多禮品，而且每單生意都有回扣，用美元支付。即使這樣，他們卻連婦女們的一點麵包都不放過。下次過去時我只好多帶食品，先給頭頭幾箱，然後給婦女們分發，關照她們先吃下去，幹完活以後再發給帶給孩子的。因為我曾經挨過餓，我知道挨餓的滋味，雖然每次要多花上幾百元錢，但覺得心裏能好受一些。
朝鮮的勞動婦女在外面要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回家還要做全部的家務。在朝鮮，誰家的男人如果做了諸如洗衣服這樣的家務活，那是會被人笑話的。男人回家以後什麼都不做，女人背著孩子要做飯，洗衣服，打掃衛生。飯好了以後，要服侍男人和孩子先吃，自己往往就在灶房裡吃幾口。多年來的傳統使得這些朝鮮婦女任勞任怨，從來不抱怨命運對自己的不公平，每天就這樣辛辛苦苦的勞作著。
在貿易活動中，我也接觸到一些上層的婦女，比如在國家對外經濟委員會工作的女性，都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我認識一位文女士，曾經在北京大學留學，在朝鮮駐中國大使館工作過八年，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每次和她面談，她總是溫文爾雅，彬彬有禮，穿著得體，舉止大方。她在朝鮮的女性中，社會地位算很高了，可她身上看不到一點點驕嗔，一點點傲慢，這大概就是朝鮮婦女的可愛之處。
朝鮮婦女在整個社會活動中擔負著很重的社會責任，各行各業女性都發揮著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女軍人、女警察、女工程師、女公務員、女工人、女農民，她們共同的特點是吃苦耐勞，溫柔善良，因此有人說朝鮮男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如果你能有機會接觸一些朝鮮女性，也會同意這個說法的。
貧窮和飢餓
在朝鮮「苦難的行軍」時期，人民生活困苦程度已經超出了我們的想像，糧食短缺，基本的生活物資極度匱乏，人們在生死線上掙扎。
那時候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新義州去。新義州的飯店很少，我們只能在海關旁邊的一個飯店吃午飯，而這個飯店每天中午永遠都是煎牛肉。這是朝鮮風味的一種吃法，就是在一個平底鍋上放點油，在上面煎切好的生牛肉，然後蘸調料吃。再有就是朝鮮泡菜，主食是朝鮮冷面或米飯。這種東西偶爾吃一次還可以，每天都吃就不行了，到後來幾乎聞到牛肉的味道就要吐了。在那裡吃飯一般都是朝鮮客戶請我們，他們帶支票就可以結算，而且價格很便宜。如果我們自己結帳，四個人吃一頓煎牛肉，大約需要50-60美元，貴的令人咋舌，但是又不能回去吃飯，雖然一分鐘就能回國，可來回海關檢查手續煩瑣，要耽誤很長時間。
為瞭解決中午吃飯問題，我們就經常去熟悉的華僑家裡吃飯。那時候朝鮮海關管理還不是很嚴，我們可以開車到華僑家裡去。新義州的華僑都做些邊貿生意，因此都很富，家裡吃的用的都是從國內帶過去的，應有盡有，在華僑家裡吃飯就像在自己家裡一樣，想吃什麼都行。
一次我從華僑家裡吃飯出來，看到一個場景，令我很吃驚。華僑家住的是平房，有一個小院子，大門外路旁有一條排水溝，華僑家的下水也流到這個排水溝裡，時間長了下水流出的地方形成了一個小水坑，一些食物的殘渣就會沉澱在那裡。我走出大門，看見一個中年男子用手在小坑裡撈那些食物殘渣，然後送進嘴裡。那人看見我出來連忙用手搽嘴，手上的污泥反而把臉也弄髒了。他低著頭要離開，我喊住他，轉身回到華僑家裡，拿了兩個饅頭遞給他。他看見饅頭雙手接過去，一面哭一面說著感謝的話，向後退著深深地鞠躬，退出去十幾米後才轉身離開，看著他的背影我眼睛也濕潤了。
我的翻譯鄭先生是個朝鮮族，他的父親在中共建政前到了中國，叔叔還留在朝鮮新義州。他在做外貿以前也從來沒有到過朝鮮，只知道朝鮮還有個嬸嬸和堂兄妹。我們每天出入海關的時候，都會看到圍欄外面有一些人站在那裡翹首張望。這些大都是在中國有親戚的朝鮮人，他們期待著能遇到他們的親戚，或者能給中國的親戚捎個口信什麼的，這裡面就有鄭翻譯的堂弟，他有閑暇就到海關門那裡去站著，希望能遇到親人。也不知道站了多少天，有一次，從來沒見過面的堂兄弟終於碰面了，堂弟大哭，說這下可有救了。
鄭翻譯把他的堂弟介紹給我，他是一名船員，每月工資100朝鮮幣，在當時朝鮮工人當中算是很高的工資了，可100元朝幣在民間兌換價只相當於我們5元人民幣，在新義州的黑市上僅僅可以買2斤大米。看他面目黝黑，眼窩深陷就知道處於極度營養不良之中。此後，我們每次過江都要給他和他家人帶一些吃的東西。有一次我問他什麼東西可以在黑市上賣好價錢，他說香菸，我第二天買了兩箱紅玫瑰香菸，送給了海關一箱，另一箱送給了堂弟。
大約一個月後的一天，堂弟在海關大門前等到我們，要我一定要去他家吃一頓飯。他說為了這頓飯，籌備了好長時間，他年邁的母親冒著被抓的危險，到義州親戚家去弄了點糯米，要給我做一點打糕吃，表示他全家的謝意。朝鮮人從甲地到乙地是不可以隨便走動的，必須由警察部門開通行證，沒有通行證隨便走動抓住就可能坐牢。我說真的不必冒這麼大的危險去為我準備一頓飯，他說你給我的一箱香菸，我一盒賣了50朝幣，一共賣了2萬5千朝幣，等於我20多年的工資了，我們家把你當作了救命恩人。我告訴他，這煙在中國每盒是5角錢，兩箱500元，我每天過來都差不多要花這麼多錢來救濟難民，你不必放在心上。儘管他是真情實意的請我，我還是沒去吃那頓飯，因為在朝鮮，如果朝鮮人私下裡和中國人接觸就會被國家安全局的人調查，很可能為這一頓飯就會給他全家帶來各種各樣的麻煩。
他說為了這頓飯，籌備了好長時間，他年邁的母親冒著被抓的危險，到義州親戚家去弄了點糯米。
朝鮮的兒童很可愛也最可憐，普通家庭的孩子根本吃不到糖果餅乾之類的食品。孩子病了，媽媽背著孩子到華僑家裡花5元錢買一塊糖給孩子吃，或者花一塊錢買一粒糖精回家化點甜水給孩子喝。
我的一位姓桂的同事也是朝鮮族，他的姐姐和弟弟在新義州，稍信過來說，快點來吧，再不來我們就要餓死了。老桂急忙申請探親，以做貿易的名義帶了一噸大米和各種日用品，過朝鮮海關的時候大米被剋扣的只剩了幾百斤，這對姐姐弟弟全家來說也是救命的糧食。姐姐的小孫女整天圍在舅爺身邊，生怕舅爺走了，孫女說舅爺來了就有米飯吃，走了就沒有了。老桂返回的時候，身上穿的西裝、襯衣、皮鞋都被親屬要去了，他穿著褲衩背心，穿著拖鞋，身上套了件風衣回來了。
即使在這種艱難困苦的情況下，朝鮮民眾並不抱怨政府。他們說這些都是美帝國主義造成的，是美國封鎖我們，使我們這麼困難。朝鮮的普通老百姓對外界的情況一無所知，他們只能收聽到「自己」的廣播和電視。我曾和一個老者交談，我說你生活的怎麼樣，他說：我們的生活就像天堂一樣，都是慈父領袖給我們帶來的幸福……
為什麼貧窮
是呀，朝鮮為什麼這麼貧窮呢？我有時候也在想這個問題。造成朝鮮經濟嚴重困難的原因應該是多方面的，我不是經濟學家，也不是朝鮮問題專家，這個問題應該是由他們去研究，我只能直觀看到一兩個側面。
首先，朝鮮多年以來是靠中國援助才得以生存的國家。中國軍隊1958年撤出朝鮮以後，朝鮮軍隊的裝備仍然是中國無償供給的。在丹東有一個部隊的武器交接所，他們把朝鮮部隊需要的武器運過去，把使用壞了的拿回來，修理好以後再返回去。
在經濟上中國在80年代以前每年也向朝鮮提供相當數量的無償援助。輸油管道都直接通到朝鮮，打開閥門石油就流了過去。在鴨綠江上中國修的水電站，把一半發電量都無償給朝鮮使用。他們把朝鮮無煙煤高價給我們，中國國家拿出高額補貼，低價賣給老百姓。因此，在60-70年代，朝鮮的經濟相對比較穩定，人民的生活甚至好於中國，那時侯開始就實行了免費醫療和免費教育。在中國60年代所謂「三年困難時期」，好多朝鮮族人都跑回到朝鮮去了，因為當時那裡比我們這裡生活的好。
80年代以後，中國停止了對朝鮮的無償援助，包括軍費開支。朝鮮2200萬人口，正規軍就有108萬人，據說加上其他武裝力量能達到200萬。這樣龐大的軍隊每年需要大量的軍費開支，軍費開支在國民經濟總收入中佔很大的比例。因此，中國停止援助以後，朝鮮就像一個斷了奶的孩子，癱瘓了。
朝鮮的窮兵黷武是出了名的。朝鮮人士兵很有戰鬥力。他們不怕打仗，而且隨時可以為領袖犧牲。我和朝鮮駐北京大使館的一個三秘是朋友，他每次回國路過丹東都和我聯繫。他漢語流利，因不用翻譯，話題就廣泛一些。他說朝鮮的潛艇經常到韓國水域偵察，如果一旦被對方發現，就可能遭到深水炸彈的襲擊。潛艇受創以後，如果浮出水面，就可能被俘。在這種情況下，全艇的士兵就會選擇集體自殺而決不當俘虜。
韓國人在心理上也十分懼怕朝鮮人。我曾接待了一個韓國的客戶，他的祖籍就在北朝鮮。他來丹東後，站在鴨綠江邊，十分感慨，說我活了50多歲了才第一次看見家鄉的土地。我看他這個樣子就說，那我帶你坐游江船吧，可以更近距離的看看你的故鄉。他連忙後退擺手連聲說：不、不、不。我很奇怪他為什麼不敢坐游江船，我說沒關係，可以穿上救生衣，很安全的。他解釋說：不是怕掉進水裡去，我是怕離他們的岸邊太近了，被朝鮮特務給抓去。他說，朝鮮小學生做算術題都是：一個手榴彈加一個手榴彈等於兩個手榴彈。這說明韓國當局平時把北朝鮮宣傳的挺恐怖，加重了韓國人的懼怕心理。另外韓國人害怕打仗，因為他們生活比較富裕，希望安定，而北朝鮮人反正什麼都沒有，打仗說不定還能好一點，光腳的不怕穿鞋的。
經濟滯後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體制問題。朝鮮是高度的公有化國家，計畫經濟一統到底。這種吃大鍋飯的弊端我們都十分清楚，不用贅述。按說金日成在世的時候，也在努力抓經濟建設。早在1956年，金日成就提出以跨上千里馬的氣勢奔騰，組織和動員人民群眾在執行下一年度國民經濟計畫中發揮出革命的熱忱，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掀起新的高潮，這就是著名的千里馬運動。據有關資料說，金日成在執政期間，從1948年到1994年共視察了20,600個單位，用了8,650天到基層，相當於23年的時間行程57萬多公里，就是臨死的幾天前他還到農村視察。《金日成猝死》一文有這樣一段文字：
近幾年來，朝鮮的農業形勢一直不好，據說有的地方餓死了人，可各級領導不敢上報。現在正當夏收季節，虛報產量之風又可能刮起來，金日成實在信不過，這樣的大問題他必須事必躬親。
金日成親自下到田間檢查作物生產情況，放眼望去，只見遍地雜草，莊稼長得稀稀落落，金日成的眉頭緊緊皺了起來。剛才在道委員會聽取匯報時，他得知此地沒有完成糧食收購計畫，他已經發了一通脾氣，如今親眼看到這副景象，反倒默不作聲了。
離開農田，他又到村中訪問，一家農舍的主人連聲說托金主席的福，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過了。但金日成環顧四周，又看見一些破破爛爛的家當，大人小孩都是面黃肌瘦的模樣，心頭不禁一陣酸楚，他輕輕地嘆了一口氣，說：「我們當年參加革命時，農村的生活也不過如此，革命了這麼多年，沒想到農村還是這麼窮，這是為什麼？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讓勞動人民當家做主過好日子，看來都是我沒有領導好，我對不起你們!」
說到這裡，金日成不由得落下淚來。領袖一動感情，陪同他視察的官員，警衛人員以及村中的百姓也受到了感染，全都掉下了眼淚。道委書記見狀，急忙跪倒在地請求處分，金日成將他扶起來，安慰道：「責任在我，在中央，不在你們。」
我無從考證這段記載的真實性，但由於吃大鍋飯，農民的積極性調動不起來這是事實。農民養豬可以，但不能自己宰，要交給國家。這樣農民就沒有養豬的積極性了。在插秧的季節，我們會看到城市裡的工人，人民軍戰士都到農村去支援農業，這種情況和我們以前是一樣的。再加上那三年的旱澇災害，生產資料短缺，農田基本上顆粒無收，基層幹部虛報產量，僅有的一點糧食都上繳了，人民肯定就要餓肚皮。這些在我們國家也都曾發生過。
賺錢不容易
初次踏上朝鮮的國土，是懷著一種特殊的感情和朝鮮朋友打交道的。因為我是軍人的後代，我的父輩曾經在這片土地上流過血，負過傷。他們經常會提起在朝鮮戰爭期間和朝鮮人民形成的那種用鮮血凝成的友誼。這些東西從我小的時候就潛移默化地感染著我，使我從骨子裡就把朝鮮人看做是我們的朋友和兄弟的關係。因此，同朝鮮人做生意在感情上與同日本人做生意是不一樣的，因為朝鮮人是我們的朋友，因此和朝鮮朋友做生意講信譽講信用是我的基本信條。
與我們打交道的朝鮮商社分兩部分，一部分是國家級的大商社，這些商社出來洽談貿易的人員一般都有很高的政治素養和業務水平，各個訓練有素，很多人會講漢語和英語，精通外貿業務，對中國的情況也非常熟悉，這些人應該是他們國家的精英。另外一部分是一些行業以及地方成立的商社，這些商社是朝鮮經濟不景氣以後，中央批准成立的，這裡面出來的人的素質就良莠不齊了。
在貿易形式上，90年代初主要是易貨貿易。當時朝鮮能出口的大多是資源，比如礦產品、有色金屬以及水產品等等，他們通常是把商品運到口岸，我們過去看貨後，談好相互的價格，然後交換商品。
朝鮮人對我們國家的物價瞭如指掌。我國對朝鮮人入境後的管理比較松，他們過了中國海關以後哪都可以去，不受限制，因此他們有大量的人在中國搞經濟情報，對我們各種商品的出廠價、批發價、零售價都摸的一清二楚。這些情報匯總到他們的國家經濟委員會，然後制定出他們國家進口中國商品的統一計畫價格，出口商品的價格政府也規定的很死，誰也沒權更改，各商社必須執行。他們進口的計畫價格往往就是我們產品的出廠價，已經把我們中間商的利潤擠的一點都沒有了，因此在價格上很難賺到朝鮮人的便宜。
可做生意就要賺錢，不能做賠本的生意呀。易貨貿易賺錢的訣竅是從數量上找，比如我們進他們的廢鋼材，汽車過去的時候就把香菸食品帶足。先和商社的人員達成默契，再和現場所有的工人都搞好關係，給他們飯吃，供他們煙抽。在每臺車檢斤的時候他們自然就會多給一些。貨物運回去以後，也要靠同樣的方法，海關、商檢層層打點。少算點重量，少收點費，這樣下來等到貨物出手，能有少許利潤也就不錯了，賺錢不容易呀。
儘管如此，咱不胡弄人，以誠相待。給人家發商品既保證時間又保質保量，再加上人事關係搞的好，做生意不黑，有錢大家賺，出手大方，認可自己少賺點，多給對方讓利，多給一點回扣。方方面面的人都不虧待，交的朋友多了，接觸的商社也逐漸增多，貿易量不斷增加，開始做一些額度大一點的現匯貿易。
邊境貿易屬於民間貿易，並不是國家政府之間的貿易。我們國家不接受朝鮮銀行的信用證，我們和朝鮮商社只能易貨或現匯貿易來進行。朝鮮沒參加國際仲裁組織，也沒參加世貿組織，如果雙方發生了貿易糾紛，沒有仲裁機構來受理這些案件。只能雙方交涉。中國政府也沒有相應的機構來保護邊貿企業的經濟利益，這就構成了中朝之間邊境貿易的風險性。
在中朝開展邊境貿易的初期，中國的公司就有落馬的了。1992年2月16日是金正日的生日，朝鮮一家商社按朝鮮每戶居民一臺的數量和丹東一家公司定購了價值上億元人民幣的石英鐘貨物，T/T付款（既貨到付款）。在銀行的支持下，貨物按期發出了，可貨款卻遲遲不支付。從此這家公司就走上了漫長的討債之路。幾年下來，朝鮮各商社欠中國公司的貨款就高達幾億美元。
我經營的是個小公司，扛不起欠款，因此從做朝鮮生意開始就戰戰兢兢謹小慎微，生怕一不小心掉進陷阱。認可少賺錢也要一把一摟，做一單清一單。每每還慶幸一下自己，向同行炫耀一下，我的公司一沒有銀行貸款，二沒有朝鮮欠款，諸葛一生惟謹慎呀。
1993年，我認識了朝鮮國家安全部所屬商社的姜社長。此人36歲，中校軍銜，他不是專業的外貿人員，做生意也像個軍人，和他談判沒有其他商社的那些繁文縟節，做事情幹練痛快，說了就做。有時候連合同都不簽，有什麼貨你拉去就是了，賣了錢再回貨。我也是誠心誠意地和他做，彼此合作的很愉快。後來我邀請他到丹東訪問，高規格接待，回國時我送了他價值5萬多人民幣的禮品，拉了一卡車，家用電器，吃的用的一應俱全。臨行前，他握著我的手說，以後我們就是兄弟了，你就是我親哥哥一樣。
我這個朝鮮弟弟在新義州確實是個有能量的人，因為他在國家安全部的特殊身份，使得一般朝鮮人都很怕他。有個華僑告訴我，姜在我們這裡是個他想讓誰死就能讓誰死的人物，朝鮮老百姓遇到他都低著頭不敢看他。
他手裡並沒有貨，看到別的商社的貨他就把貨要過去發給我，那些商社不敢不給，等回貨的時候他再給那商社一部分，他自己賺一部分。曾經一度朝鮮允許出口桑蠶繭，姜給我發了大量蠶繭。丹東只有少數幾家公司能進來蠶繭，江浙一帶的絲綢原料供應商蜂擁而至，主動要求把錢先存到我的帳面上，弄的我公司門庭若市。
他還給我發了大量的廢鋼，每次都是主動先給我發貨，鋼材每次一個整列。貨到後，我把貨物賣出去，再根據他提供的清單把他需要的貨物運回去。既不需要我的本錢，還有可觀的利潤。他還幫我做了一些協調工作，因此和其他商社生意做的也很順利。這種情況持續了一年多，生意蒸蒸日上，進出口貿易額躍居本地前三名，受到市政府的嘉獎。
古人云：福兮，禍之所伏。在一片興旺發達的形勢下，危機已經悄悄地向我走來。
「共軍」太狡猾
1994年的中國新年剛過，在與姜社長會談的時候，他取出一個樣品交給我，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定單。我看了樣品，是人造革。姜說今年4月15日，我們偉大領袖金日成過生日的時候要舉行閱兵式，要為參加閱兵的戰士加工一批武裝帶，這是一項政治任務，必須在3月10日前交貨。
兩天後我找到了這種人造革的生產廠家，摸清楚了工廠的生產能力和質量情況，帶了工廠的樣品，到新義州繼續談判。對方看了廠家的樣品表示滿意，我向他們報了價格。根據對方需要的數量，貨款總價50多萬美元，可對方提出的接受價比我報的價格要低，並且貨款用鋼材支付。如果同意他們的價格，這批貨我大約要虧損1萬多美元。
經過幾番交涉，對方堅持他們的接受價格。姜說知道這個價格你們做不下來，這次的虧空以後一定給你補上，希望你能支持我一把。考慮到我們長期合作的關係，最終我做了讓步，明確表態：承擔虧損10萬人民幣，讓你把這次任務完成。當即簽定了合同，合同規定朝方的鋼材在3月1號以前運抵丹東大東港，收到鋼材後，3月10日我方用汽車發貨到新義州。
回來後，我們認真研究並確定了這次供貨的原則。這次供貨數額較大，總價超過400萬人民幣，而且還不賺錢，純粹是為了幫姜社長完成任務，因此一定要控制風險。我們事先已經計算好了，只要朝方的船一到，馬上通知廠家生產。抓的緊一點，10天之內可以保證交貨。因此在合同上，朝方比我們提前10天交貨，對我們是有利的，既可以控制風險，也可以避免朝方到貨後我們不能按期交貨。
臨近朝方交貨期的前2天，朝方發來傳真：「發運鋼材的船已經抵達南埔港，因為船有故障需要檢修，估計發船時間要向後推遲」。接到傳真以後，我們感覺事情有蹊蹺，決定按兵不動，先不通知廠家生產，看看對方什麼反應。轉眼間3月10日到了，我和公司的人一起過江與姜社長見面，發現姜面容憔悴，嘴邊已經起了一圈水泡。因為他在昨天晚上已經接到在丹東朝鮮人的電話，得知我們並沒有裝貨，急的一夜沒睡覺，嘴也起泡了。姜見到我就氣急敗壞地發起火來，質問我為什麼不發貨過來。我說是你們沒有按期執行合同，3月1日前你們的鋼材沒發過來，是你們違約了。
姜把我領到海關的外面讓我看，那裡一字停了一排兵工廠的軍車。他說：你看，這些車都是在這等著拉這批貨的，已經到了三天了。如果這次任務完不成，我的腦袋就掉了。我的3,000噸鋼材已經在南埔港開始裝船了，船名是XX號，價值70多萬美元的貨全部給你。從來都是我先給你發貨，怎麼就這次你先發一次難道就不行嗎？在這種生死關頭，你還強調是誰先違約，你還算什麼哥們兒？
看到姜急的像熱鍋上的螞蟻的樣子，我問姜：「你還有多少的時間」？姜說：「最長不能超過10天，如果超過10天，即使貨到了，加工成皮帶也來不及了。那樣我就死定了」。我說：「那好吧，我明天答覆你」。
回來後的當天晚上電話通知平壤的朋友，明天第一時間趕到南埔港，看看是否有XX號船在裝鋼材。中午時分，傳真過來了：南埔港上確有XX號船在裝鋼材，發貨人和收貨人不詳。
從下午開始我們一直研究到深夜，討論究竟發不發貨。會上我的兩個朝鮮族翻譯已經急的情緒激動了。他們說：姜社長從來都是講信用的，從來都是先給我們發貨，這次如果他交不上貨，這麼大的政治任務讓他給耽誤了，朝鮮可不慣孩子，肯定掉腦袋了。我們說什麼也應該發貨。
朝鮮族翻譯儘管是中國人，但在一些重大的利益問題上他們往往傾向於朝鮮。朝鮮是個單一民族的國家，他們把中國的朝鮮族都視為他們的同胞。我帶朝鮮族翻譯去朝鮮，與朝鮮客戶見面握手的時候，他們向我的翻譯說：「歡迎你回祖國來」。我笑著問翻譯：你到底是中國人還是朝鮮人？翻譯回答說：在中國我就是中國人，在朝鮮我還是朝鮮人。由此可見他們之間真的是血濃於水的關係。因此，他們在感情上往往有傾向性。為瞭解決這個問題，我用了4個翻譯，朝鮮族和漢族的各兩個，以防止出現一些偏差。
我們討論的焦點是這次究竟會不會是一個騙局。反覆斟酌，卻又找不出可疑的跡象，姜說的一切都是真的。政治任務，兵工廠的車在等著拉貨是真的。3000噸鋼材，南埔港的船在裝貨是真的。大家一起分析，如果不交貨，我們真的有可能失去姜這個朋友，也失去這個客戶。對今後來講，這對我們是個很大的損失。如果交了貨，最壞的可能，就是鋼材不過來，那我們就損失慘重了，公司可能會因此破產。不過也有人提出，即使出現了這種情況，就姜和我們這麼長時間的關係，姜絕對會有個說法的，憑姜的能力，在今後別的的貿易中也能把這筆款還上。
權衡再三，我想，如果我們現在不發貨，姜真的被處理了，那我們就對不起姜了。如果真的像姜說的，為這件事情掉了腦袋，那我不得負疚一輩子呀？我從踏入社會那天起，沒做過對不起朋友的事情。在朋友有難的時候，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而不幫朋友，也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則呀。假如我們發了貨，鋼材沒過來，那是姜對不起我們了。寧可別人對不起我，我也不能對不起別人。最後的關頭，我的道德觀驅使我做出了這樣的決策。
於是決定還是發貨。保住朋友，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連夜發傳真，10天之內交貨。當即通知工廠開始加工。由於時間太緊，工廠召開了動員會，所有工人吃住在工廠，24小時倒班。我公司全體人員也到工廠去，做後勤保障和監督質量。我們都盯在工廠裡7天沒回家。全力以赴晝夜奮戰趕了一個星期，全部貨物加工完畢，第八天運到了新義州。
在新義州等了10多天兵工廠的那個軍官，鬍子都長的挺長了，看見貨到了高興的跳了起來，姜更是熱烈和我擁抱。我拍了拍他的腦袋說：為了你這個腦袋，我就差沒把我的腦袋給你了。姜拍著胸口說：我們跟親兄弟的一樣，鋼材很快就到。
貨發出去了，姜回平壤覆命，可鋼材卻遲遲不到。一個月過去了，姜毫無音訊，我們每天催問的傳真也沒有回音。朋友去南埔港查看，那條船早已不知去向。
這一切說明事情真出現了最壞的結局，公司上下都處在沮喪之中。這時候，我表面上還保持著鎮靜，可嘴上卻也泛起了水泡。因為這次發貨我已經傾囊而出了，如果血本無歸，公司將難以為繼。可事情已經發生了，又能怨誰呢？我不由得想起了電影《南征北戰》中的一句台詞，苦笑著向大家說：「不是我們無能，是共軍太狡猾」。
就在這個時候，姜社長發來了傳真：近日到丹東面洽。大家失落的心又燃起了新的希望。
無言的結局
姜社長過江後還和往常一樣，直接到我們公司來，和他一同過來的有金部長。姜說他的工作已經調動了，商社的工作由金部長接替。公司裡和姜經常打交道的幾個部門經理見到姜，控制不住情緒，七嘴八舌地說：為了幫你完成任務，我們公司全部家底都賠上了。大家連續一個星期不回家，沒黑沒白的給你幹，把貨給你發過去了。你倒好，人也沒有影了，貨也沒有影了。你怎麼這麼沒有良心？為什麼騙我們？我們公司對你多好呀，你們全家，包括你們公司上下的吃的用的，哪些不是我們給你們的？你們朝鮮人的良心都讓狗給吃了呀？你的鋼材哪去了？給你發了那麼多傳真，你為什麼不回？總之，把這些日子等待的焦慮怨恨都向姜傾瀉過來。
姜做出很無辜的樣子說，不是我不給你們發鋼材，那批鋼材剛要發船，朝鮮政府有文件了，不允許鋼材出口了，我們也沒辦法呀。你們儘管放心。我這次領金部長過來，就是做這個事情的交接，金部長以前在我們部裡是管財務的部長，他一定會把這筆錢還給你們。
我知道這樣吵下去是無濟於事的，在公司面談大家情緒也是難以控制。於是安排人把姜送到賓館，下午賓館面談。送姜去的部門經理在給姜辦理住宿的時候扣留了姜的護照。對姜說，你就在這住著吧，什麼時候把錢拿來你再回去，護照我給你保存著。
當天下午安全局的人給我來電話說，必須把姜的護照返還給他。他持的是外交官護照，你們扣留是會出事的。我這才知道扣留護照的事情。
我打電話勸阻屬下，我說姜為什麼敢來中國，就是因為他身份特殊，他在國內是軍人又是警察，出國就是外交官，因此他敢過來。別說我們，就是公安局也不敢扣留他，對他不能動硬的。
我趕到賓館，返還了護照。和姜推心置腹地進行了一次長談。歷數了雙方合作以來，我們對他們所做的一切。他信誓旦旦地表態，絕對不會忘恩負義，金部長是我的好朋友，他就和我是一樣的，一定會想辦法還錢的。姜住了一夜就急匆匆回國了，我們只好禮送出境。
新的希望寄託在金部長身上。金部長在丹東逗留了一個星期，每天有專人陪著吃喝玩樂，還採購了價值一萬美元的電警棍，錢照舊是我公司墊付，價值12,500元的日本原裝的東芝火箭炮彩電做為禮品送給他。其他吃的用的自不必說，他家庭每個成員都有禮品。公司在已經彈盡糧絕的情況下，還籌措資金，連吃帶住帶拿，又搭上十幾萬。金返回時握著我的手，熱淚盈眶，說回去後一定一定盡快把錢給你們。永遠不會忘記你們對我的好。
金回去後並沒有像他表態的那樣，以後邀請我們過江的次數越來越少，間隔時間越來越長。我們只好通過別的商社邀請過江。可找到他他就是一句話，現在沒錢，等有錢了一定還。
後來金也調走了，換了別人。再後來又換了新人，以至於我們都不認識是誰在負責這個商社了。我曾通過中國駐朝鮮大使館進行交涉，也曾找過朝鮮駐中國大使館，都無濟於事。
後來得知，姜把那批貨獻給了國家，因此他被晉升為上校。朝鮮是個無稅的國家，各公司不交稅，而是要向黨中央和領袖獻禮。薑是把這批貨作為偉大領袖金日成的生日禮物獻上去的，因此他們根本就沒有錢還這批貨款，或者說他們壓根就沒想還錢。
這件事情從開始就是精心策劃的。完成任務後，為了把姜解脫出來，他們採取工作調動的方法。其實很簡單，他們部有兩個公司，把兩個公司的名稱調換一下，所有人的工作就等於都調動了。
幾年後，我在新義州又見到過姜，他還那麼熱情地擁抱我，我卻熱情不起來了。我向姜提起了那筆欠款，他故做驚訝地說：怎麼還沒還嗎？我以為早就還清了呢。這時候我真的恨不得揍他一頓，因為我有一種被戲弄的感覺，可我還是克制住了。姜說我們還可以重新做呀，我說那你就別想了，我沒有50萬美元再給你買個大校了。
這件事情已經過去10年了，這筆錢只不過是掛在我公司應收款科目上的一筆呆帳，也基本上放棄了討要。公司幾年艱苦創業積累的全部家當都捐獻給朝鮮了，而我們自己卻開始了「苦難的行軍」。50萬美元的教訓使我和大家變的成熟和清醒一些了。在後來的業務中，多了一份理智，多了幾分戒心，少了許多感情色彩。公司從無到有，從有到無，經歷了第一次歸零。沒有別的選擇，只有繼續走下去。生活還要繼續，公司還要生存，一切都要從頭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