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現的周恩來》曝驚人黑幕！把災難推向極端的周毛(圖)
幾千萬人是守著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網絡圖片）
正當各地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下，周恩來決定要以糧食換黃金，而且就在死人最嚴重的1960年開始。每年買進幾十萬兩黃金。年年買進，一直買到1970年。這些黃金都是用專機運回國內的。當時10萬兩黃金就需要近1億公斤大米！
中共建政者毛澤東在上個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超英趕美」為目標，發動了全國性的「大躍進」運動，最終爆發了大飢荒和數千萬民眾死亡。一些有良知的縣級官員看到百姓的慘狀向上級反映，有的被批鬥致死，有的被逼自殺，甚至有的死後屍體還被批鬥。
周恩來在中共的歷史上一直被貼上道德模範的標籤，隨著中共政權日趨沒落，越來越多原本被掩蓋的真相被揭露出來。《新發現的周恩來》一書中，中共開國上將，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組織部長等的宋任窮透過片段回憶，揭當年周恩來在大飢荒中不顧當地已經餓死人的實際情況下繼續強行徵糧。作者通過史料認為，周恩來對三年大飢荒造成幾千萬人死亡，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周恩來對造成幾千萬人死亡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由司馬青揚、與歐陽龍門聯合編寫《新發現的周恩來》一書，其中關於中國三年（1959∼1961）大飢荒的內容透露，周恩來在清楚知道全國出現餓死人的情況下，繼續徵糧而不是打開糧倉救人，使得大飢荒雪上加霜。
書中說，1958年冬就出現了餓死人的情況，1959年春餓死的人更多，大飢荒已全面出現。面對成千上萬的農民在死亡線上掙扎，中共不但沒有採取應急救助措施供應糧食，反而繼續從農民口裡剝奪糧食，繼續出口糧食。
書中披露，當時國務院秘書廳在1959年4月9日，送上了15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2517萬人無飯吃。而早在同年1月至2月，中共當局就連續收到了大量的群眾來信，「反映河南省東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縣發生大量的浮腫病人和死人情況。1960年2月，江蘇省省委向周恩來報告，全省城市浮腫病患者就有12萬多。農村的情況比城市更為嚴重。」
1960年的4、5月份，周恩來在分別收到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和中央監察委員副書記王從吾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後，決定成立中央工作組深入信陽地區調查情況。書中披露，事後周恩來也只是表示「信陽發生這麼大的事，我有責任」。
書中還表示，國家的糧庫就在信陽附近，那麼多人餓死，卻沒有一人去搶倉庫，有人說周恩來得知後被深深地震動，整整一夜沒合眼。作者責問：「但是整整一夜沒有合眼的周恩來又採取了那些有效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呢？有開倉放糧麼？沒有。相反，周恩來還採取了相反的動作，在造成幾千萬的死亡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而「信陽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發生在河南省信陽地區的餓死一百多萬人的慘痛事件。這是中共竊國初期，由於「反右派」「大躍進」「公社化」釀成的一場人為的大災難，因其慘烈程度被收錄至《世界吉尼斯記錄大全》。
書中，宋任窮回憶：「1960年10月周恩來要求繼續從黑龍江、吉林調撥糧食，並詢問黑龍江省，糧食是不是緊張？並說，過去說保證不餓死一個人，現在看一看，真使人心中不安。但是心中不安並沒有影響周恩來繼續徵糧的決心。」
（註：，大飢荒時，宋任窮是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瀋陽軍區第一政委，參與三年大飢荒的指揮救災。）
書中表示，光黑龍江省在飢荒期間就餓死了19萬多人！
作者從現存檔案中的資料分析認為，「周恩來關注的主要是城市糧食供應，然而死亡幾近都在農村！顯然周恩來考慮的是政治影響而非人的生命，城市人特別是幾個類似北京的大城市如果餓死人，一旦傳播出去，政治影響不可估量。」
書中引述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畫司糧食數據提要》，幾千萬人是守著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
周恩來征收糧食出口換黃金並銷毀人口統計材料
書中還披露，「正當各地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下，周恩來決定要以糧食換黃金，而且就在死人最嚴重的1960年開始。每年買進幾十萬兩黃金。年年買進，一直買到1970年。這些黃金都是用專機運回國內的。當時10萬兩黃金就需要近1億公斤大米！」
1961年，糧食部陳國棟、周伯萍和國家統計局賈啟允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以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周恩來看到後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監督銷毀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後周恩來還打電話追問周伯萍：銷毀了沒有？周伯萍回答銷毀了，周恩來才放心。
作者在書中評論說，「賣糧食換黃金卻是周恩來一手決定的！是錢重要？外匯重要？還是人的生命重要？！作為一個泱泱大國的總理，對於本國人民的死亡是如此的麻木，而對於那些死亡的證據又是如此的敏感保密，這個是何等的諷刺！」
書中表示，中共將這三年大飢荒，眾口一詞地宣傳「自然災害」，不再像1959年那樣，把大批人因飢餓而死說成是瘟疫流行。1960年10月29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這樣大的災荒那是我們開國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二十世紀記事起，也沒有聽說過。」
作者認為，「從官場進退，政治沉浮、個人得失等角度來看，周恩來等順從毛澤東的意志，明明知道問題的嚴重性，絲毫不敢進言，而是推波助瀾，落井下石，共同把災難推向極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