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客觀公正的角度，一篇29年後的回憶(圖)
六四事件中的天安門廣場（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8年6月5日訊】今天是2018年的6月3日。記得29年前的今天我正在天津南開大學，和兩個同學喝酒，這兩個同學現在一個在美國，一個在瑞士，而我現在南太平洋的島國上敲鍵盤。
那天喝酒是因為我剛從北京回來，他們也想問我北京的境況。酒喝大了，倒頭就睡，第二天很晚才起床，起來後才知道北京終於開槍了。當時各種消息滿天飛，南開的學生們上午還在街上遊行，下午因為有謠言說要對學校進行軍管，一時間都做了鳥獸散，等我酒醒出門，校園裡已經沒什麼學生了。
過了十幾天，我送我的德語老師去北京機場回國，來回都經過北京站，看到十來個帶著鋼盔，背著AK47衝鋒槍的野戰部隊軍人在車站前巡邏，行人都沉默地看著他們，這些士兵也很緊張地四下張望，氣氛怪異。記得在回天津的火車上，還有個乘警過來檢查我的證件，可能我當時的穿著打扮太像學生了。好在我身上還有原來的工作證，也不是什麼逃亡學生領袖，也就沒啥事了。
因為我在八十年代初讀大學，而且學習哲學，又因為對政治學感興趣畢業後進入省級社科院從事政治學研究，「六四」屠殺事件發生前後正好又在天津南開大學學習，經常去北京，所以對整個事件的前因後果有比較全面的瞭解。而後我出國留學，在歐洲、美國也看到了很多關於「六四」的新聞報導以及很多當事人的回憶錄。當然，更重要的是雖然我目睹了幾乎整個運動的全過程，但我基本是以觀察者的身份和態度來對待這件對中國和世界都有很大影響的事件。之後，我也沒有試圖利用這個事件為自己撈什麼好處。當時在歐洲、美洲、澳洲有很多留學生藉此機會獲得了當地的永久居留證，這些居留證被稱為「血卡」。就像我坐牢純粹是因為我寫了《洗腦的歷史》這本書，而與任何政治組織和政治行為沒有聯繫一樣。也就是說，我沒有因為「六四」事件受過任何迫害，也沒有從中得到任何好處，所以我可以從一個客觀公正的角度來敘述這個事件的起因，過程，以及對中國、世界的影響。
「六四」事件真正的起因可以追溯到1983年的「清除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這場運動實際上是中國大陸的當權者擔心中國知識界對「文革」的反思和追根溯源會危及他們的統治而發起的新反右運動，但因為當時人們對運動普遍厭惡，以及獲得最高權力不久的鄧小平害怕這種反清算會危及他的權力，所以採取了一種折中調和的辦法，雖然對知識界反思進行打擊，但不像五十年代反右那麼嚴厲，用官方的話就是將知識界發出的聲音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比如我的老師高爾泰就被從教育部的重點大學蘭州大學哲學系調往名不見經傳的四川師範學院，作為對他自由思想的懲罰。同時鄧小平又利用民間的這種情緒反制黨內對他獲取大權不滿的勢力。
鄧小平的這種平衡術在1986年被打破，因為這一年知識界發出了更強大的反思過去、要求更大自由的聲音，這次知識界的領袖是當時的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方勵之。當時北京，上海，合肥的學生都走上了街頭，但規模不大，也沒有得到民間的響應。
這個時候中共的實際掌控人是鄧小平，胡耀邦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任總理。胡耀邦主張用懷柔的手法對付學生和知識份子，引起鄧小平的反感，結果胡耀邦被撤換，趙紫陽出任中共總書記，成為名義上的第一號人物，李鵬出任總理，成為名義上的二號人物。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意外去世。中國知識界藉著紀念胡耀邦發起了又一次對中共統治的反思，這一次挑頭的是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主辦的《世界經濟導報》。這個報社組織了一些學者座談，直指胡耀邦受到了不公平待遇。
1989年4月22日，北大清華的學生遊行至中南海的新華門，要求給胡耀邦一個說法。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將學生的遊行，包圍新華門稱為「動亂」。我記得很清楚，那個晚上我正好從天津到北京，沿途都聽到這個社論的廣播。播音員各個都字正腔圓，殺氣騰騰，讓我回憶起文革時期運動來臨之前的語調。
這時的人們對這種腔調和我一樣不陌生，所以學生害怕遭到清算，就在第二天，即4月27日組織了更大的遊行。
記得4月26日晚我到了北大清華交錯的三角地，有些學生在談論明天的遊行會不會被軍隊干涉。當時有個學生說，要是坦克來了我躲開就是。我還清晰記得他說話的樣子和兩手一攤的姿勢。
4月27日，北大清華的學生先發，沿途各大學校的學生不斷匯入，到了長安街上已是浩浩蕩蕩。我全程騎車跟隨，直到遊行隊伍在長安街六部口附近被橫在街口的徒手警察隊伍攔住。
對峙持續了不短的時間，至少有幾十分鐘，直到另外的遊行隊伍從背面出現，警察的隊形才散開，遊行隊伍浩浩蕩蕩經過天安門廣場，一直走到建國門才折向北。學生的訴求主要是要求中共改變對學生運動是「動亂」的定性，不要秋後算賬。當時長安街上擠滿了人，北京市民對學生都充滿了同情。
與此相呼應，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將《世界經濟導報》的主編欽本立在4月27日撤職，28日引發上海大遊行，要求回覆欽本立的職務，要求言論自由。
這樣，知識界要求言論自由，學生要求改變定性，成為當時官方和民間的主要矛盾點。
大遊行之後，似乎也沒啥動靜，我也就離開了北京，趁著五一假期到北戴河遊玩去了。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從朝鮮訪問回來後主張改變定性，並在紀念「五四」運動講話中表示要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礎上解決問題，氣氛似乎有很大緩和。
但到了5月13日，忽然有數百學生到達天安門廣場絕食，要求政府與學生對話，改變對學生運動的定性。
因為一直研究政治學，我對這場運動的走向非常關心，所以北京學生絕食後我就又來到了北京，住在同學家，基本上看到了運動逐漸升級的全過程，看到了趙紫陽向到訪的戈爾巴喬夫透露中國實際最高領導還是鄧小平，他不過是個傀儡；也坐在天安門觀禮台上親眼目睹了5月17日的百萬人大遊行。這時的遊行隊伍裡有各行各業的人群，主題也在要言論自由，要改變定性之上加上了反官倒，反貪污。
這個時候北京市民全力支持學生，學生在廣場上的吃喝都是由市民供應的，全國各地捐助的款項和物品不斷湧向廣場。甚至北京的警察消失後，交通還是秩序井然，據說連小偷都歇業了。
5月19日傍晚有傳聞要戒嚴，晚上廣場燈火被關閉，眾人手挽著手唱國歌和國際歌，場面悲壯感人。聽聞戒嚴部隊從四面進城，學生和市民趕赴各處堵截，最後軍隊根本進不了城。
官方只能派遣直升飛機散發傳單，讓大家聽從命令回家。
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五月底，天安門廣場也成了一個巨大Party場所，自由女神像來了，廣場大學有了，甚至還有在廣場宣布結婚的李祿和趙敏，全國各地的學生也都奔赴北京朝聖。我印象最深的一個場景是在天安門旁的樹蔭裡，兩個女學生問我怎麼看這場運動的結局。我的回答是，現在軍隊不開槍是進不來的。而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不可能向人民開槍的，所以，這場運動學生必勝無疑。
當然，後來證明我錯了，人民的軍隊就是向人民開了槍，從此我腦子裡的最後毒素被排掉，徹底明白了。我只是祈禱那兩個聽了我分析的女同學沒有被人民子弟兵的子彈擊中。
5月31日，因為覺得不再會發生什麼，我就離開了天安門廣場回到天津，我的同學們見到我以後鬆了一口氣，因為他們久不見我的消息，那時也沒有手機傳呼機。所以就有了6月3日晚的酒宴，就有了開頭的一幕。如果不是相信人民解放軍不會向人民開槍，也許我還會待在北京，以後有什麼結果就難說了。
我把我在六四期間的經歷梳理了一遍。接下來就是要談我的想法了。
第一，當時確實絕大部分人沒有想到過要去推翻共產黨的統治，知識份子要求的是言論自由，學生要求的是不要秋後算賬，普通市民要求的是反貪污，反官倒。
第二，所謂中國人沒有民主素質，一民主就要大亂的說法純粹是胡扯。不說學生運動本身，在整個北京市，當時的政府基本癱瘓，連交通管理都由學生組織，不論後勤供應還是堵截軍車都是群眾自發，極為有效，井然有序。所謂大亂，基本來自專制者的破壞。
第三，所謂中國人沒有血性的說法也是一派胡言。北京學生（來自全國各地）和市民用身體擋軍車，擋子彈，擋坦克，在知道軍隊開槍殺人的情況下還有很多市民學生挺身抗議，這要多少勇氣！
第四，「六四」以後，出於對中國人民的同情，西歐，美國，澳洲等國給華人頒發了大量居住簽證，使得這場運動獲利最大的是海外華人群體。
第五，「六四」事件引發了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陸續崩盤。
第六，由於當時美國需要中國對抗蘇聯，所以在制裁中國政府的問題上基本上是半遮半掩。最近我在一個中國大陸的軍事節目中看到，1992年美國還交付給中國軍方先進的雷達裝置。在美國的帶領下，整個西方世界除了明面上停止與中國軍方交流，並且發給中國留學人員綠卡以外，其餘的制裁措施並不是很多。到了九十年代採取接觸政策，到2000年以後更是允許中國加入WTO，到現在終於為自己造就了一個強勁的對手。
第七，整個事件中，趙紫陽一直是被各方作為開明派的受害者來看待的。但趙紫陽是不是想利用這個事件趕走鄧小平，獲得真正的最高權力呢？不能排除這個可能。一場群眾運動中，各方都會想利用混亂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最終的走向就很難預料了。這也是歷史的弔詭之處。
第八，由於是一場不經意之間來臨的運動，沒有什麼準備，領導者也就良莠不齊。在這種大規模的群眾街頭運動中，往往是嗓門大，做事極端者容易獲得喝采。從這個方面去理解柴玲、吾爾開希等人的行為也就不足為怪了。
第九，目前在海外咒罵「六四」運動的人很顯然是中共撒出去的狗，不值得去生氣。
總之，「六四」事件展示了中國人的勇氣和膽識，反襯了西方世界的短視與功利！
向「六四」死難者致敬！向「六四」受難者致敬！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