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七到七姐 「老娘」是如何練成的？(圖)
王全璋律師的妻子，成長為「七姐」的李文足
【看中國2018年7月4日訊】好多人都管李文足叫小七。因為她有六個姐姐，所以她叫小七。可是我更喜歡叫她文足。
我是在天津河西看守所的小廳裡第一次見到李文足的。那時候的709家屬大都心情壓抑，緊張不安。當時我看到一個女人站在接待窗口，我看向她的時候，她主動走過來，問我：「你是......？」我呆滯地回答：「我是李和平的太太。」我看見她的眼淚像斷線的珠子淌下來，她說：「我是王全璋的妻子。」我這才注意到，這個妹妹有一雙美麗的大眼睛，就連流淚的樣子都很動人。
第二次見面，是我和幾位關心709家屬的人去她家看望她。她跟大家一說話，眼淚又刷刷的流下來。
第三次，2015年11月，我們幾位709家屬一起來到北京市律協，要求見高子程會長。律協的工作人員推三阻四，就是不讓我們見。那幾天，正好網路上瘋傳廣州的張六毛死在看守所了。我們的丈夫也一點消息也沒有。焦慮、憤怒、絕望，我的心情已經無法用語言表達了，我就跟律協的人吼叫起來。我邊哭邊罵：「你們這群尸位素餐的人，收會費時一點不含糊，需要你們幫幫律師的時候一個個縮頭烏龜啊！」文足在我身邊哭的淚人似的：「姐，你別哭了。你都哭了，我就不知道怎麼辦了......」。我看著文足哭的可憐的樣子，我竟然嚎啕大哭起來！
我和文足開啟了密切相處、形影不離的模式。我倆在一起，基本上是我說兩個鐘頭的話，她忽閃著大眼睛聽著，偶爾插一句。愛哭不愛說，文足那時候就是這個樣子。
709之後，我一下子變得孤單起來。身邊的熟人、朋友、親戚，都疏遠了。這個時候，我覺得家屬們之間是可以彼此扶持的。不見得一起維權，但是可以彼此安慰。那時候，我想找個家屬一起挨家挨戶的走一走。可是，哪個妻子都是拖兒帶女的，其中原珊珊帶著2個兒子，肚子裡還有一個。我還是想到了文足。文足的兒子泉泉那時也才兩歲半，我不知道文足是否願意跟我一起走訪。但是我一約她，她立刻就答應了。尤其是我要開車千餘裡去探望一位709家屬時，我沒想讓文足一起去，泉泉太小了，長途坐車太累了。可是文足竟然說已經想辦法安置好孩子了，一定跟我一起去！這件事，讓我對文足有了稍微深一點的瞭解，我發現她有願意幫助別人的善良，而且有合作的精神。
終於有一天文足的性格大變！
2016年7月31日（傳聞8月1日709要開庭）晚八點，我跟二敏姐在天津被北京天津兩地的國保抓走了。事態倉促，我只來得及發出「我被抓了」四個字。然後我們就被秘密押回北京，關到派出所。等8月1號晚上被放回家後，我聽到了文足舉牌的消息！文足和麗麗，在天津二中院門口，舉牌要求釋放被抓的家屬劉二敏和王峭嶺。而文足在二中院現場不僅痛被斥了官方非法操作709案，還痛斥官方抓走家屬軟禁家屬的無恥！
這是我沒想到的！李文足一直不愛說話，不愛當眾說話。我感覺文足被逼上樑山了！
後來文足說現場圍的幾十個便衣一直試圖衝過去把她帶走，但是懾於周圍一直在拍攝的記者，文足還是順利離開二中院門口。但是，她一回到家就被國保帶到住地派出所搜身、詢問。隨後的半年裡，官方對外宣傳的七八個視頻裡、文章裡，都會插入李文足舉牌的那張經典照片，把李文足描繪成顏色革命家。而李文足還問我：啥叫顏色革命？
2016年10月8號，我跟珊珊去長沙的看守所，給謝陽律師存錢。在看守所門口，便衣攔著不讓進。我們正據理力爭的時候，幾個警察就過來拖我們上車。珊珊半歲的女兒還在朋友那裡放著，她還在哺乳期，所以我們就說好吧，我們不存了，我們走。但是警察態度蠻橫粗暴，反擰著我們的胳膊就按倒在警車裡。掙扎中我被長沙的警察扇了一耳光，登時我的半邊臉就麻了。
消息發出去之後，文足還在老家巴東，聽到消息後她換乘了四趟車，當天晚上趕到了長沙。泉泉要跟媽媽一起去，可是情況不明，實在無法帶孩子，文足就對3歲的兒子說：「王媽媽被打了，我得去救她。」後來，文足把我和我女兒佳美帶回了巴東，泉泉開心極了。泉泉已經懂事了，他雖然已經記不清爸爸的樣子了，但是，媽媽李文足在那一次事件中，在兒子眼裡成了大英雄！
還有一次，2017年4月，傳說謝陽律師開庭那天（其實謝陽沒開庭，李和平卻在天津被秘密開庭）。我們在長沙中院的安檢通道旁邊，一個來旁聽的公民被警察攔住不讓走。我上前跟警察講理時，一群警察把我圍在當中。本來站在外圍正在拍攝的文足，立刻伸手把警察的包圍圈扒拉開一條縫，擠進來，跟我站在一起！我當時心裏的激動和安慰別提了，在那一刻，我力量倍增。我深信不疑：無論多危險，文足不會撇下我自己走，這才是患難之交見真情啊！
隨著709人被關押的時間的延長，外國媒體的採訪越來越多了。無論是電話採訪還是當面採訪，文足都覺得是最困難的事。文足寫了稿子，我幫著修改下，最初還能看著稿子接受電話採訪。可是，後來面對面的採訪、還有電話的直播連線，要是不和我在一起，文足就不接受單獨採訪。文足說：我學歷不高，就是怕說話！
有一次，有個外國媒體聯繫我說要採訪文足，我就答應了下來。我以為是我和文足一起的，沒想到後來才明白，人家是要採訪文足一個人。其實我也沒覺得是問題，可是文足急了：「不！他們是電視，要直播呢，我怕說不好！」我說：「你都說了n次了，沒問題啊！」文足說：「就不！我每次都是攥著一手心的汗接受採訪的，這次我不去了！」我磨破嘴皮子她也不肯去，後來只好婉拒了那家媒體。
文足比我小十幾歲。她生命中展現的堅韌、良善，遠超過我在三十歲的生命時所展現的。她不怕國保，不怕威脅，但她怕自己做不好，影響了集體或者某件事情。她對自己不擅長的，是謹慎和膽怯的。她沒有虛偽，她的實實在在，在當代年輕人中真是少見。
709近3年的慘痛磨練，讓文足的性格產生了巨變。
2018年4月4日，我們從北京最高法院開始徒步陪同「李文足千里尋夫」。徒步第七天，我們被國保從天津抓回北京，李文足被國保雇佣的大漢堵在家中。我們去看她，希望給她安慰。結果，我們在她家樓下被國保糾集的黑壓壓的一片「朝陽大媽」暴力推搡、辱罵、搶手機。採訪的日本記者被警察拖出汽車毆打。正混亂的時候，高空傳來響亮的女聲：「峭嶺姐——」。
我抬頭一看，李文足出現在5樓的窗台上。防盜網像一個籠子似的扣在窗戶上，文足只能蹲著。她朝著院子裡外的人喊：「老娘的老公是律師，為普通老百姓打官司的.......他失蹤三年了，老娘去找他，犯了哪條法了？自己親人一出事就跑，老娘不是那樣的人！------」
我完全被震撼了，她滿腔的憤怒爆發了，她這一聲「老娘」叫的氣吞山河！我們一起去的朋友，不由自主的叫好、鼓掌！那些國保和雇佣的群眾目瞪口呆！
後來，網路上有一位律師評論這個：「這聲‘老娘'，叫的全國人民喜大普奔。」
那一刻，她平時格外在意的「形象」，完全被自己拋棄！
那一刻，她最不擅長說話的自卑，變成了最精彩奪目的演講！
那一刻，我們小七變成了我們的「七姐」！
2018年6月21日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