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63號和給死人送錢的女人(圖)
我從來沒去過63號，後來知道那裡的厲害了。集中營示意圖。（Omar Havana/Getty Images）
永恆的懷念
1968年，54歲，女，K市K區某中學教師
我就是你聽說的那個「給死人送錢的女人」。我的全部痛苦都在這句話上。你看我現在很平靜了，是不是？可是這句話是我的一個萬丈深淵，我一碰上它就陷下去，很深很深地陷下去。
我丈夫是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死的。死在63號裡。我從來沒去過63號，後來知道那裡的厲害了，好幾個工程師都死在裡邊。但你要認識老錢——我丈夫，就知道他不是招災惹禍那種人；他在這個廠裡幹了二十年的供應管理，連家裡用個螺絲釘也不從廠子裡拿。為什麼非叫他死不可？而且是活活把他吊打死的？
我和他從小認識，他脾氣有點暴躁，可人正直，埋頭工作，我們生活得清貧但是很骨氣。他一直是個小業務幹部，七品小官也沒當過，我一直是個普通教師。我們有五個孩子，對孩子搞智力投資，所有收入都花在孩子身上，送他們都上了大學。「文革」抄家時，我家最窮，挖牆刨地也找不出值錢的東西來。箱子裡一半是空的，存摺上只有一百多塊錢。只有一把破舊的西餐刀，被他們當做匕首拿去展覽做為老錢的罪證。
老錢的罪名，說是參加劉工程師家的「裴多菲俱樂部」。要是聽他們說，劉工程師家真好像有個暗藏的搞破壞的組織，其實哪裡是那樣，我也常去那兒玩呀。
解放初期，這兒都是大水窪。范旭東、侯德榜為了把廠子搞起來，氣魄很大，凡是燕京大學、復旦大學和南開大學畢業生前三名的，都要。還用高薪聘請各種技術專家。一時人才雲集，周總理還說這裡是「技術簍子」呢！這些高級人才都住在「新村」，一片整齊的小房小院。那時沒有娛樂場所，知識份子總要精神來點享受，怎麼辦呢？劉工程師夫婦好玩，好客，房子又富裕，大家就常到他家聚會。唱戲，打牌，可是從不來錢的。大家互相記住生日，逢到誰生日，或過年過節，就備帶一點菜湊在一起玩玩，關係都非常融洽。我家不住在「新村」，住「三角地」，可老錢喜歡京劇，唱小生，唱周渝，胡琴拉得不錯，我唱程派，劉工程師夫婦也好唱，就常去湊一臺戲唱唱。就這麼簡單。但是這些知識份子大都出身差些，早就被注意上了。記得我們一起聚會時，新村的街道代表曾經爬上樹往屋裡看，當時我們以為他是想看熱鬧呢。我家的小兒子喜歡玩無線電，房上總扯些天線，有一次街道代表和警察忽然來我家，說為了安全查電路。後來搞「裴多菲俱樂部」說要找電臺，找到電臺後就去北京向毛主席報喜，我才明白我們一直是被注意對象。這我就非常後怕——我女婿從朝鮮戰場曾經帶回一點美軍的電器零件，小耳機什麼的，後來全被我那喜歡無線電的小兒子去新疆上學時帶走了。如果沒帶走，大事了，證據確鑿，肯定電臺就在我家了。我家非全給弄死不可，那時想起來後怕的事真不少。
清隊開始時，老錢為這事受審查，可他屬於「走讀」的，每天晚上可以回家住。一天突然他沒回來，等到夜裡十二點多，我就犯嘀咕了，跑到外邊黑燈瞎火轉了幾圈，還是不見人影。一點多時，砰砰砸門，廠裡來幫人闖進門就抄家。我問：「老錢怎麼沒回來？」他們說：「暫時不回來了。」從此，我就再沒見過他。他那天早晨離開家去到廠子時，那樣子太平常了，可就這麼平平常常走了，沒有生離死別，但一去就算完了。怎麼人這麼容易就完了呢。
從這以後，幾乎一點消息也沒有。只是恍恍惚惚聽說他很瘦，臉色慘白，拿個大掃帚掃院子。其實這消息根本不對。他一直關在63號裡挨整，如果真叫他掃院子，應該說是當皇上的差事呢。我因為是在中學當教師，有單位，所以沒把我關進去，劉工程師的愛人沒工作，給弄進63號，受盡了折磨。她夫妻倆都關在同一座大房子裡，劉工程師死了兩年多她竟然毫不知道呀。
當時我對老錢，我似乎比較樂觀。因為別的有問題的人都扣發工資，可老錢的工資一直原數照發。開始時還准許我送點東西給他。我常送些煙、牙膏、肥皂，他愛吃點心，我就買斤點心包好了送去，還送些衣服好叫他換換穿。每月我去廠裡領了他的工資，都送四十塊錢給他。但他們從不叫我去63號，都是交到專案組轉給他的。我想，為什麼偏偏他的工資一直照發，肯定他的問題比較輕，說不定哪天他又平平常常回家來了。這是當時最美最美的幻想了。
前後一年多，直到七〇年春節過後，我去學校，一個老師問我：「老錢有信兒嗎。」
我說：「沒有呀。」
他挺神秘地低聲對我說：「我聽說老錢死了。」
我說：「不會呀，人死了怎麼還發工資，不通知家屬？我前幾天還領了他的工資，送錢給他呢。」
我多傻，聽了這消息我還不信，其實人死已經幾個月了。我不信也有我的道理，此後廠裡63號又來人找我要錢，要衣服，說老錢的錢不夠用。我還把一件給老錢新絮的棉襖託他帶去。照舊領他的工資，然後把一部分錢送到專案組，每次他們都收下了，如果他們的表情有半點猶豫，也會引起我的疑心。他們怎麼能這樣不動聲色地騙住我這個可憐的女人！他們真是鐵石心腸呀！你說說，他們接過我的錢時心裡究竟怎麼想的？
一過又三四個月，63號開始往外放人了。但放出來的人都躲躲藏藏，不敢跟人說話。有一次我在窗上碰到過一次劉工程師的愛人，她貼著牆根兒走，怕人似的，神情有點恍惚。我也不敢過去問她，怕給她找麻煩。我就等著吧；既然劉工程師他們都沒事了，老錢肯定快出來了。
六月底的一天，廠裡忽然來人，還有我們學校的工宣隊的人跟著。他們的神氣又平靜又緊張。坐了一會兒才告我：老錢死了！
「什麼時候？」我說。似乎還不信，可是聲音全不是調兒了。「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他們說。我努力穩住自己。又問：「怎麼死的？」
他們不肯說了。只對我說：「你丈夫死了，可問題還沒弄清，暫時還不能平反。我們把他按工傷死亡處理，但你們家裡的人都有工作，沒有撫養人，所以什麼待遇也沒有。工資打今天起停發，到此為止。」
我說：「奇怪了，我跟他從小認識的，兩家是世交，又一塊兒長大。大學畢業就工作，就這麼點經歷，還有什麼問題沒弄清。又是怎麼死的，需要按工傷死亡處理？」但無論我怎麼問，他們也不回答我。
我至今也不明白，我當時為什麼沒哭沒喊，我是應該大哭大叫的呀！我的老錢呀，你半年多就死了，怎麼就沒托個夢給我呢？難道你也和他們一樣故意騙我，捉弄我，好突然來給我當頭一棒嗎……
這時，軍宣隊已經進廠。恰巧我女婿的一個老戰友是軍宣隊員，他闖進63號才問出來。說老錢一次給四條繩子拴在手腕和腳腕上，拉在四個牆角上，吊起來打。那些打手們打完他就去喝酒，一幫人全喝醉，把他忘了，等酒醒了回來，發現他四肢全彎著，抽縮一起，摘下來一看，人已經死了。這就是他們說的「工傷死亡」！
封建社會裡也不准私設公堂，當堂打死人縣官也要革職。怎麼能吊打死，半年多都不告訴我？怎麼還能到我家裡要錢要衣服？我一直告到市裡告到北京，可無論怎麼告，回答只是一句話：「問題太複雜，很難解決。」等到「四人幫」完了，63號冤獄大平反，才知道「複雜」都是在上邊。主謀和主凶抓起來，但究竟老錢都受過哪些整，究竟誰參與打死老錢的，沒處再去問了。「文革」過去，家破的家破，人亡的人亡，所有債都記在「四人幫」身上，人對人又是笑臉，又都一個樣兒了，哪裡去找當初那些整人的人？除非他們自己有良心，可是我從來沒聽說過有誰，天良發現，找到人家受難的去懺悔。我家裡的人都是書獃子，不會去找，去鬧，去爭，只能把這一切，把含冤而死的老錢放在心裡罷了。
老錢的骨灰盒，我們找了幾個地方才找到。當時處理這事很草率，當事人都忘了放在哪兒。現在我們把它換了個講究的盒子，存放在殯儀館裡。每年清明節和十二月十七日——他遇難的日子，我們全家人去一次。陰曆正月十六——他的生日那天，我單獨去。我們從不燒紙，只是看看。在人間得不到幸福，還能去哪裡得到？
你看我現在相當平靜了吧。
可是有一次宴席上，上一道鮑魚雞茸湯，我馬上盛了兩碗，說：「這是老錢平生最愛吃的，叫我多喝一碗，替他喝吧。」大家立刻靜下來。誰也沒說一句安慰話，大家都知道，這種事，安慰也是多餘的，都只說：「好，好。」
還有一次，我在杭州西湖林蔭道上獨自散步。走著走著，我忽然特別想他……不知為什麼在這最美的地方我就會特別想他。從此我避諱著，不再到最美的地方去……
罪惡的結果，永遠沒有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