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西方的Man與Men之爭(圖)
美國國會山（圖片來源：MANDEL NGAN / AFP /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9年7月10日訊】美國是世界唯一超強，又是自由世界旗手。美國哪個黨執政，被哪種政策主導，不僅事關內政外交，也影響整個世界。雖然距明年11月大選投票還有一年半，但美國兩黨都已投入選戰，要爭奪世界最有權力的白宮，更是爭理念、爭政策主導權。這次美國大選，將比以往的選舉更強烈體現西方的左右派之爭。
所謂左右派，從宏觀歷史角度，實質可視為Man與Men之爭。兩詞只有中間一字母（a與e）之別，代表的卻是人類的兩種想法、兩條道路，最後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結局。一條帶來的是憲政民主制度和繁榮經濟，另一條帶來的是獨裁暴政和赤貧落後。
Man和Men的價值不同，可從近代兩場重要革命及結果看出：1776年的美國革命和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美國革命結束了英國殖民統治，建立了美利堅合眾國。法國大革命推翻路易王朝，建立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史家之所以把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稱為「姐妹革命」，因兩場革命前後距離僅13年，且都發表人權宣言，主張自由平等民主等，似乎理念一致。
法國革命是斷頭臺 美國革命是憲政
但兩場革命的結果卻截然不同：美國革命，建立的是憲政民主；至今240多年，政局穩定，強大繁榮。法國大革命，帶來的卻是斷頭臺的恐怖統治，大革命高潮的1793年就有17,000人被送上斷頭臺，最後是拿破崙稱帝，動盪了百年。
為什麼會有這麼不同的結果？秘密就在Man與Men的不同：單數的man是指重視個人自由、個人權利，也就是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複數的men是強調群體、多數，即以人民的名義推行集體主義（collectivism）。
美國選擇的是man的價值；法國走的是men的道路。
美國的man價值，可從其立國之本的《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看出。獨立宣言強調人有三大權利：生命的權利、自由的權利、追求幸福的權利。這三大權利是與生俱來的、天賦的，神聖不可侵犯。它是指個人（man）的權利，不是集體（men）和政府，更不是國家的權力。美國憲法把《獨立宣言》這三大個人權利法律化，其主要精神是兩句話：保護個人權利，限制政府權力。
美國整體制度設計是：防範多數暴政和以多數名義侵害剝奪個體自由，最大限度地保護個人權利。
美國《獨立宣言》通篇都沒有提到「民主」，更沒有「建立強大美國」等字樣。這絕非疏忽，而是刻意防範以「民主」之名剝奪個人權利，更是避免國家主義。也就是早在法國大革命發生之前十多年，美國先賢們就智慧地認知到，必須避免法國大革命那種以人民（men多數人）的名義進行的暴民政治和斷頭臺！
今天，美國成為全世界唯一超強，不是因其幅員遼闊（美國面積不是世界第一），也不是資源豐富，更不是人口眾多（美國人口不到中國、印度的四分之一），而是因為美國堅持實行其《獨立宣言》和《憲法》的基本原則，以Man為主體，視個人權利至上。兩百多年來，尤其是在過去這一個世紀，推崇集體主義價值的左傾勢力，不斷試圖把美國拖向偏離獨立宣言和憲法精神的軌道，但以中產階級為中流砥柱的美國人民，頑強地維護著美國立國之本的傳統價值。所以迄今為止，美國仍是全球最保護個人權利的國家。
與美國相反，法國大革命雖也發表《人權宣言》，提出「自由、平等、博愛」等，但其指導原則是一切以「人民意志」為準，也就是羅伯斯庇爾（被送上斷頭臺的法國大革命時期政治家）們視為精神導師的盧梭提出的「公意」（General will）。盧梭提出：「民主社會應該擁有一個公意，相當於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如果說在美國是個人權利至上，在法國則是「公意至上」。在這個人民共同意志的「公意」面前，個人、個人權利都是第二位的，甚至可踩在腳下。法國革命者在強調公意的同時，把「統一」（國土統一；想法統一）也提到至高無上地位。當時羅伯斯庇爾們甚至把「國家統一」絕對到這種程度：「我寧願讓2,500萬法國人死去10萬次，也不讓一個人毀滅‘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一次。」
多可怕的思維！問題是，什麼是公意？誰決定公意？誰代表公意？法國大革命展示的是，誰掌握了權力，誰就決定什麼是公意。然後就可用「公意」之名，任意把人送上斷頭臺，包括大革命的主要領導人羅伯斯庇爾本人也沒逃過這個命運。
美國革命的成果是建立了憲政民主制度。所謂憲政，就是重視法治、保護個體權利為核心，非常強調程序正義（注重程序和規則），尤其是保護少數人的權利；給政治反對派空間，並把反對派的存在視為民主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像法國大革命那樣，把任何反對派聲音都作為「反動派」而扼殺，甚至送上斷頭臺。
共產革命和納粹都是左派思路
法國大革命的升級版，就是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毛澤東的共產革命。他們把法國大革命的以人民名義（公意）進行恐怖統治發揮到極致，用古拉格、勞改營等窒息和埋葬了所有政治反對派，以人民名義（公意）剝奪了個人財產（土地國有化），用計畫經濟和計畫政治，把所有人都圈進《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的鐵幕。
區分左右派的重要標準，是怎樣對待個人權利。用這個價值來衡量，希特勒的納粹德國也不是所謂極右派，其本質是極左派。Nazi（納粹）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字母縮寫，它強調的是國家主義（典型的集體主義）、政府壟斷、照顧工人和弱者、公眾利益至上等；這與羅伯斯庇爾的法國大革命思路、列寧的為勞苦大眾謀福利的蘇維埃等，都在一個思維軌道。
納粹軸心國之一的義大利，在同樣推崇社會主義的墨索里尼領導下，也是實行非常左傾的政府包攬政策和國家主義。墨索里尼尤其迷戀社會主義；這個喜歡點文學的獨裁者對社會主義有過不少歌頌的論述，其思路和口氣，如果不看署名，會誤以為是當今西方左派政府領袖的講話。
美國思想家安蘭德（Ayn Rand）60年代在波士頓的一場演講中，列出這樣的字句：「我們要求政府義不容辭地擔負起為公民提供就業和謀生的充足機會。……個人的活動不得與集體的利益相衝突。」 「我們要求分享企業的利潤。我們要求給予老年人更多的照顧。給有天分的窮人孩子更多教育經費。」
安蘭德問在場的美國聽眾，這是誰說的話？很多人回答，應該是（當時執政）民主黨總統肯尼迪。結果這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通過的政治綱領。
在場的美國聽眾之所以誤判，因為肯尼迪等左派民主黨就是同樣的思路：公眾利益高於個人利益。肯尼迪的名言是：「不要問你的國家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麼。」這個問句就是國家利益至上，而不是個體權利。希特勒的助手、納粹宣傳的理論設計師戈培爾曾說，納粹主義的最高原則是「公共利益高於個人利益」。
2009年美國出版一本獨特的書《自由派法西斯主義：美國左派的秘密歷史，從墨索里尼到政治的變化》（Liberal Fascism: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Left, From Mussolini to the Politics of Change），該書把美國左派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納粹連到一起，提出美國的自由派，實質上是一種法西斯主義，因為兩者都崇拜國家主義，都嚮往社會主義，都要通過政府力量來主導人類生活。
文明是個人從集體解放出來的過程
寫出《巨人聳聳肩》和《源泉》等哲學小說、推崇和傳播個人權利理念的安蘭德一生痛斥共產主義和法西斯納粹，指出他們極權主義的核心理論是集體主義。同時安蘭德也一生與西方左派戰鬥，指出他們熱衷推行的是「善意的集權主義」、次級集權主義（quasi-totalitarian）。即以好的出發點，但最後都是剝奪個人權利。今天西方左派在對待私有財產、個人權利上，仍是「公意」決定一切的盧梭傾向；也就是用「公共利益、人民利益」等為理由，剝奪個體權利，通過高稅收搶奪私人財產，然後財富二次分配。
指出社會主義是《通向奴役之路》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哈耶克在其專著《自由秩序原理》中，把高稅收（包括累進稅制）描述為「一種溫和的搶劫方式」。因為高稅收是強制的，不繳稅可能坐牢。
對於高稅收，安蘭德在「建造紀念碑的人們」（The Monument Builders）一文中精闢地指出，「任何人聲稱‘有權’對其他人創造的財富進行‘再分配’，他都是在聲稱自己‘有權’把人類當作奴隸來對待。」
這位當年從紅色蘇聯逃到美國的傑出思想家說，「社會主義的核心特徵是否認個人的財產權。」那些用各種公眾利益的名義要剝奪你財產的人，就是要剝奪你的人權。因為「不存在對於人權和財產權的兩分法。沒有財產權就不可能有人權。」
今天西方左派，包括美國的民主黨等，就是用平等的名義（法國大革命最熱衷的口號是平等），剝奪勤勞致富者的財產和個人權利。按安蘭德的理論和邏輯，喪失私人財產權，就是沒有了人權。
與左派相對立的右派，其哲學的根本點是美國憲法確定的「個人權利至上」。基本理念是信奉資本主義，強調「自由」和「競爭」，推行減稅（讓人民擁有、支配自己的財富）、小政府（政府只是保護人民安全的「守夜人」，規模越小越好）、低福利（盡量控制福利，以避免養懶漢）、市場經濟（自由競爭、優勝劣敗，而不是平分財富）等政策。
從根本上來看，西方的左右派之爭，就是man和men的理念之爭。這種較量和搏鬥不僅有長久的歷史，而且目前完全看不到結束的曙光。也許這是人類的宿命，也可稱為文明建立的過程。
安蘭德在她的《源泉》一書中把文明定義為：個人（man）從集體（men）解放出來的過程（Civilization is the process of setting man free from men.）。
——原載臺灣《看》雜誌2019年7月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