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問題的由來及雙贏之道(圖)
8月18日香港民眾的抗議遊行（圖：Billy HC Kwok /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9年8月25日訊】這篇文章如果寫在8·18香港和平大遊行之前，必將成為眾矢之的。即使是現在，我也不指望不被拍板磚，但請自尊自愛的讀者看完之後，冷靜想想其中道理。畢竟，香港人持續幾個月且流了無數汗水與一些鮮血的街頭運動，應該收穫一些有利於雙方的果實——雙方鬥爭的最好結果莫過於此。
香港的失落由喪失四小龍地位開始
香港的反送中運動，直接針對送中法案，但又遠不止於此。它是香港人積聚多年的失落與苦惱，歷經佔中運動的挫敗後的一次總爆發。
親眼目睹過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之繁榮的人，才會理解香港人的煩惱與痛苦從何而來。四小龍曾經是全世界驚嘆的東亞神話，在剛剛啟動改革開放的中國看來，香港、臺灣、南韓、新加坡就是富裕與現代化的象徵，中國學習的經濟樣板。隨著全球資本1990年代轉移至中國，500強紛紛來中國安營紮寨，四小龍地位日漸衰落，其中以香港為最。原因也很簡單：香港的繁榮獲益於中國毛時代的閉關鎖國政策。當時，中國需要以香港做為對外溝通的橋樑、轉口貿易的中轉地，甚至是外部信息的交換站。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之後，香港除了金融方面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之外，其它方面的重要性日漸喪失。如今的香港青年一代大都出生於千禧之際，由於2001年與1997年其間只相差四年，在所有評論中，97回歸就成為香港衰落的時間始點。
客觀地說，並非只有香港喪失了四小龍的榮耀。在1980-1990年代曾享譽一時的四小龍都有麻煩，共同特點是經濟下滑，就業艱難；政治方面的麻煩則各不相同：臺灣面臨大陸紅色滲透與統一的壓力；香港的青年高失業率與上升通道逼窄、房價過高等所有的內生與外部壓力，最後都轉化為港人對北京（內地）的怨恨；韓國的壓力則完全來自經濟，處境艱困的韓國青年找不到出氣口，反對政府成了唯一的泄洪口。
青年失業現象是全球普遍現象
香港媒體的言論空間被擠壓，新聞自由日漸喪失，是北京與香港大資本共謀辦媒體的結果（我在《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一書有專章論述此問題）；香港法治受到侵蝕，則是北京與建制派共謀的結果。只有一件事情是香港的老問題：香港的房價一直居高不下，現階段香港的房價居世界第二。香港居，大不易，中產辛苦奮鬥一生也難求一套住房，「籠民」的數量高達20萬。
放眼世界，不少國家的政府都因青年失業率高與社會上升管道梗阻等社會問題，失去了本國的青年一代，人口高增長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尤甚。但失去的具體原因則因各國政治體制不同而有很大差別，這就造成各國青年一代的抗議方向完全不一致。中東北非國家的青年因此發動了「阿拉伯之春」，結果是「烈焰焚春」（《紐約時報》記者羅伯特·沃斯一本戰地採訪文集，原名是《烈焰焚春：從埃及革命到伊斯蘭國 - 阿拉伯之春後的中東如何墜入人間煉獄》，A Rage for Order: The Middle East in Turmoil, from Tahrir Square to ISIS），各國陷入了比革命前更糟糕悲慘的境地；歐美青年因此否定資本主義，嚮往社會主義，但抗議方向卻有極大差別：歐洲因為已經是高福利的民主社會主義，反對運動失去了方向，成了渲泄式的街頭鬧騰，典型樣本就是法國的「黃背心運動」。面對持續已久的"黃背心"抗議活動，法國總統馬克龍在2019年的新年獻辭中警告法國人注意現實："我們不能只要求少工作，卻多掙錢；多減稅，卻增加開支；不想改變我們的生活習慣，卻想呼吸更純淨的空氣。」在一向拒絕社會主義、被稱為「例外」的美國，青年一代當中現在有將近一半人認同社會主義，他們因為學貸與就業壓力而成為美國民主黨的堅定支持者，美國現有的20多位總統提名候選人此刻將寶全部押在這批認同社會主義的人士身上，希望依靠他們支持，問鼎白宮。
香港青年失業及生活困境的中國內地因素
香港的問題之由來，香港人其實遠比外部人清楚。在今年香港反送中抗議期間，多維新聞網採訪了不少建制派成員，他們對香港青年一代的怨氣形成之由來非常瞭解，幾乎一致認為如果只將「反送中」遊行示威與反修例聯繫起來，肯定解釋不了為什麼能弄出這麼大的規模，因為它背後有個更大的主題，就是「反中」跟「反特區政府」。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常務副主席陳志豪在接受多維採訪時，總結了兩條：一是內地不斷向香港移民，每天大概有100多個內地人因為家庭團聚的原因移民到香港。從香港人的角度看，這些人就是來跟他們爭奪資源的，必然會影響到香港人生活，會增加香港住房的壓力；二是香港人無法接受內地意識形態與價值觀，認為比較落後、不文明，難看。還有多位受訪者談到同一個老問題：房價太高，香港人終生辛勞工作，難求一套小戶型住房。網路上關於香港劏房、棺材房、籠屋現象的視頻很多，讓人看了絕望。不管香港政治前途如何，這種房地產市場都是產生嚴重社會問題的重要根源。
普選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卻從根子上紓解香港怨恨
香港的社會治理水平在港英時期臻於較高水平，各種人才儲備也豐富，完全有能力達成高度自治。香港目前的所有問題，例如青年失業率高、房價奇高、籠屋等不人道住房現象，大陸其實也一樣。我在深圳生活過多年，深知大陸的土地財政及房地產開發方式基本上以香港為摹本。北京等大城市的「蟻族」與香港的「籠民」處境相若，略好一點。北京解決不了本國的高房價、高失業問題，也無法改善蟻族的居住空間，當然也沒有能力解決香港這些積年問題。
面對香港人的強烈抗議，北京的高壓政策只會激發香港人更深的怨恨與反抗意願。中國有句老話，用在此時北京處理香港問題時最合適：該放手時須放手，得饒人處且饒人。北京早就應該做而一直不肯做的是讓香港實施港人一直要求的雙普選，也因此讓香港所有的社會怨恨都集中於香港與北京及內地的關係之上。即使僅從國家的長遠利益考慮，雙贏的選擇也是放手讓香港普選自治。
普選是否能夠解決香港所有的社會問題？沒人能夠這樣保證。但是，香港人有了更多的自主空間、設計選擇本港的政治形態與社會政策，他們當然也明白自治的要義就是自我負責。這種自我負責的港人治港自治模式於中央政府而言，雖然不再能事事高度操控香港，但至少可以最大限度止損，香港還是中國領土，但卻避免讓自己成為香港社會怨恨的目標，進而成為全世界譴責的對象。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