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人坑事件浮現 黨媽「溫情」面罩後的殺手本色(圖)
萬人坑事件浮現，黨媽「溫情」面罩後的殺手本色。（網絡圖片）
周恩來早年的背景和實力，主要體現在情報特務工作方面，以收集情報、暗殺、綁架，煽動暴亂、遊行等，這一點從周恩來在上海的活動和製造的顧順章滅門案就可以看出。
周恩來的專長不是政治決策，不具有成為中共核心頭號領袖的能力，但是周卻能夠在以殺戮為生存手段的中共中，身居高位，長期不倒，其根本原因是周恩來是一個殺人如麻，視人生命如草芥的屠夫。顧順章滅門案只是周恩來的小試屠刀，而接下來周恩來在蘇區進行的大屠殺，才更顯周恩來的殘忍。
周恩來用特科控制中共系統
周恩來是中共建立的核心人物，他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特務情報系統，就像人體中的神經系統，監控和操縱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運行。1924年，26歲的周作為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心腹人選，從法國途經莫斯科到達廣州後，很快就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並很快轉正，兼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中將軍銜。周在加入共產黨後於德國滯留2年，期間受到共產國際著名特務頭子季米特洛夫的訓練。在廣州和北伐期間，周利用國民黨和蘇聯給的經費，在發展國民黨調查科的同時，開始著手建立更加秘密的共產黨特務間諜組織，當時稱為中共特科，其發展快速，人數眾多，組織嚴密。周掌控的組織主要包括兩部分，一是滲透在國民黨之中，二是掌控軍隊中指揮官和政治系統。
在中共蘇區建立後，周恩來的特科系統開始牢牢控制中共系統。特科控制中共系統的方式不僅在於控制民國政府控制區的中共地下黨，更重要的是控制中共蘇區的軍隊和黨務系統。特科的特點是，為了控制中共系統，周更多時候採取的方式是殺人。
更重要的是，特科系統在蘇區已經不是簡單的情報和針對少數人的特務機關，而是形成強大的秘密警察隊伍。這個秘密警察隊伍從鄧發到閩西蘇區負責開始，到周恩來親自到蘇區，通過操控博古實際領導。利用各個蘇區的肅反大清洗的機會，對軍隊形成相對完整的控制系統。
周的秘密警察系統基於毛的黨指揮槍的黨務系統，也就是毛確立了中共軍隊中，黨代表控制軍官的模式。隨著肅反的開始和擴大，保衛局等秘密警察機構的權力急劇擴大，對黨務系統控制，周實際上牢牢控制著對軍隊中高級領導人的生殺大權。尤其在中共長征後，除掉了勢力極大的張國燾，秘密警察系統從延安開始形成對於軍隊的整體控制，這就是周恩來控制的政治保衛局。
萬人坑事件
周恩來一方面通過政治保衛局實施肅反屠殺，另一方面在屠殺過頭後出來對當事人批評，以公正的形象收拾殘局。長征開始後，為了不暴露長征行蹤，中共在出發前殺了上萬名被懷疑不可靠或者受傷無法自己行走的士兵和下級軍官，這就是聞名中外的「萬人坑事件」。周恩來是當時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負責安排內部事務的具體執行。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圍剿無法打破，白軍包圍日益縮小，紅軍最高領導層決定突圍。為保證突圍時沒有逃跑及投降之類事件，政治保衛局進行嚴密整肅。政治保衛局權力無邊，常常一句「保衛局請你去問話」，就將人帶走。被傳去者，多數就此「失蹤」，毋須宣布任何理由與後續消息。這一時期，被撤職審查的幹部士兵達數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設立十多個收容所。
為處置這一大批「動搖幹部」與「反對階級」，在瑞金北面與雲都交界的大山深密處，設立特別軍事法庭，離開法庭150碼，有一條二丈多寬的山澗，澗上有一小木橋，橋下便是「萬人坑」。所謂審訊只是一句話：「你犯了嚴重的反革命錯誤，革命隊伍裡不能容許你，現在送你回去。」然後押著犯人到坑邊，一刀一腳，完成殺人。更有甚者，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後再動刀踢入或乾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煩。「這種殘酷的歷史性大屠殺，直到紅軍主力突圍西竄一個月後，才告結束。」
據《龔楚回憶錄》，紅軍撤退或在白區長途行軍時，必派出由政治保衛局人員組成的收容隊與後衛警戒部隊同行，落伍官兵如無法抬運，「便毫不留情地擊斃」，以免被俘泄密。紅軍中除了政委與政治部主任，各級長官不僅不知道政治保衛局的臥底，而且不知道身邊警衛多數都是經過「政治保衛局」培訓的特務，時刻監視，隨時可對自己「動手」。
百色起義主要領導人、紅七軍軍長李明瑞（北伐名將、廣西國軍最高長官），就是被跟隨多年的心腹衛士林某擊斃，林某就是奉命監視李明瑞的特務。政治保衛局內部也互監互督，沒有人受到絕對信任。「不但中下級幹部終日憂懼，不知死所，高級幹部也人人自危。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籠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這時，我便暗萌去志。」
這一時期被整肅的紅軍高幹還有紅五軍團總指揮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寧都暴動的主要領導人，帶著26路軍兩萬餘人及眾多彈械投靠紅軍，出任紅五軍團總指揮。僅僅因為與參謀長趙博生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齟齬，同年6月即以「讀書」為名予以軟禁，10月與部下另一將領黃宗岳同時被殺。
周恩來殺掉毛不殺之將
1931年，周恩來進入江西蘇區，隨後大開殺禁，屠殺對象包括了紅軍將領。周手下的主要特工是蘇維埃國家政保局局長鄧發、紅一方面軍政保局局長李克農。
當時，任國民26路軍74旅旅長的季振同被調往江西圍剿共產黨，而季振同的把兄弟在紅軍中當官。12月14號，季振同與趙博生等人一起，發動了「寧都兵變」，策動一萬七千餘人，攜帶二萬多件武器，投奔共產黨，被改編為紅一方面軍第五軍團，由季振同任總指揮，蕭勁光任政委。季振同在兵變前已是中將的官銜。
季振同的把兄弟黃中岳是河南信陽人，曾備受馮玉祥器重，被派往日本陸軍學校留學。「濟南慘案」後，黃中岳憤恨日軍的暴行，回國到馮玉祥的西北軍供職，和季振同結把為兄弟。「寧都兵變」前，黃中岳是紅五軍團第十五軍軍長。
1932年4月，馮玉祥派人到瑞金策反季振同，季沒有答應，並把馮玉祥的信交給了政委蕭勁光。4月12號，蘇維埃國家政保局接到密報，稱季、黃密謀反叛，告密者是潛伏在26路軍中的中共黨員王超。4月19號，漳州戰役的前一天，一軍團偵察排在荷花莊抓獲一人劉佐華，從他身上搜出了一份剿匪司令張貞簽發的秘密通報。劉佐華承認，他是馮玉祥派來再次接洽季振同的代表。經嚴厲審訊，劉佐華又供出了季、黃的「叛亂計畫」和「同謀名單」。
5月5號上午，黃中岳在漳州南靖縣的天後宮主持會議，李克農帶著荷槍實彈的特工，騎馬衝進會場，宣布逮捕黃中岳和參謀長蕭世俊。當時，全場兩百多名幹部，包括政委左權，全都目瞪口呆。左權問李克農：「為什麼要抓黃軍長？」李克農冷冷地說：「奉上級命令」，而李克農的上級就是周恩來。
5月8號，李克農同樣奉周恩來之命，在長沙泰和祥店誘捕了季振同。同日，十五軍副軍長張少宜在瑞金被捕。到了19號，劉佐華供出的額外三名謀叛人員，也全部被抓。
8月3號，蘇維埃臨時最高法院審訊了所謂「季、黃反革命案件」。4號判決：對季振同、黃中岳、蕭世俊等人執行槍決。當判決書送到中央執行委員會，要求批准時，毛澤東、項英認為，季、黃等人由於「寧都兵變」，讓紅軍的人數增長了一半，因此決定：改對二人由死刑減為監禁十年，關押於麻田收容所。
紅軍西逃前的1934年10月，在梅子山的深谷密林腹地，保衛局挖了幾個大坑，作為處決各類「反革命分子」的刑場，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季、黃等人被押到瑞金石角下的梅子山，遭到處決。
上述被周恩來殺害的這些將領，都是毛澤東不敢、不想或者由於權力制衡因素不能夠殺掉的人。周恩來殺掉了毛澤東不殺的紅軍官員。
對AB團的大屠殺
在蘇區，中共從未停止過殺戮地主富農，但以前殺地富，極少殃及其子女，而周恩來主事後，殺戮的方式發生了重要變化,「斬草除根」成了執行者的公開口號。為杜絕階級報復的種子，三尺小童也要殺害。
此前，毛澤東為了鞏固自己的絕對權威，摧毀來自地方黨和以彭德懷為代表的非嫡系的挑戰，發動了殘酷的內部大屠殺，用根本不存在的內奸「AB團」為由，將蘇區變成一片血海。七萬多名紅軍官兵和當地普通群眾，慘遭殺害，僅紅一方面軍，受害者半年已達五千人，最後導致了二十軍集體兵變的「富田事件」。
1931年1月，項英以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身份成為蘇區最高領導，制止了毛澤東的屠殺，並且不同意將富田事件定為叛變，而是劃為「無原則的派別鬥爭」。他開除了毛手下的頭號劊子手李韶九的黨籍，以息民憤。富田兵變的四名主要領導人，遵照項英的指示，「向黨承認錯誤，請求教育」，並被分配了新工作。至此，一切都平靜下來，毛澤東也不得不有所收斂。
然而就在蘇區似乎穩定團結之時，一場新的大屠殺已經由周恩來在上海開始部署。當時，共產國際遠東局副局長米夫到達上海，在他主持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確定了激進恐怖路線，強調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打擊一切剝削者。周恩來立即付諸行動。
周恩來迅速派出鄧發打入紅軍總司令部，任保衛處長，再派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三人團，開赴中央蘇區，先奪了項英的權，再推翻「維穩」的結論，於是中共的第二輪內部大屠殺開始了。任弼時為李韶九平反又升了官，由他負責政治保衛局，殺了那幾名兵變的領導人，而後又繳了參與兵變部隊的械。就如大陸近代史學者顧則徐所記載，「二十軍所有副排長以上的軍官，近八百人，全部被殺。」
整個蘇區成了漫天血雨的紅色煉獄，僅死於鄧發一人手下的官兵，就數以千計。一批讓毛澤東沒能夠殺掉的高級將領，如二十軍的後期軍長蕭大鵬、前、後兩任政委曾炳春和陳東日、文官何篤才，以及江西地方黨魁李文林，均死於周恩來的屠刀下。
結語
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周恩來主導下，在中共內部實施的大屠殺，鞏固了周恩來在中共內部的權力和權威，同時，也顯示了周恩來「溫情」外表下的殺手本色。這也為中共見政後，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力，周恩來能夠坦然面對數以千萬計的民眾非正常死亡、面對忠於自己的部下被殺身亡、甚至親手下令殺死親朋和部下的原因，都從以上周恩來的殺戮歷史中，找到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