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曉農：中美冷戰進入快車道(圖)
美國副總統彭斯8月20日在國家航空航天博物館舉辦的第六屆「領導下一個前沿」會議期間發表講話。（圖片來源：Mark Wilson /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0年6月30日訊】中美新冷戰才剛剛爆發，中共就把冷戰節奏迅速推進到快車道上，其標誌就是中國最近大力宣傳的對美太空戰準備就緒。美國不僅需要在軍事領域開始全面防範中共的軍事挑戰，而且也需要完全調整對美中關係的認知。當毛澤東、周恩來在美中建交上的權宜之計和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論被看穿了以後，美中關係的敵對本質就突出得十分明顯了。之所以繼美蘇冷戰之後又有美中冷戰開場，原因在40多年前就已經被周恩來講出來了，只是當時基辛格假裝不懂；而今年成為美中冷戰開場年，則是因為中共「亮肌肉」的連串動作逼得美國不得不重新反思自己將近半個世紀裡對華政策的幼稚。
一、30年來中共一直準備對美一戰
最近，中共外宣官媒《多維新聞網》於6月19日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是《中國崛起如有一戰，應是與美國而非印度》。這篇文章點出了中共的對美軍事戰略思維：「如果中國未來至少需要一場戰爭來證明自身的國力與地位，那也將是中美之戰，而不是中印之戰……。如果中國需要以戰爭來樹立自身在全球秩序中的角色與地位，那麼就應該是一場中美之間的戰爭。」
自從蘇聯解體以來，中共並不隱諱，它的軍事戰略部署都以美國為主要假想敵。其基本方針是，積累國力，徐圖發展，直至軍事力量達到能夠與美國抗衡的程度。最近幾年，中共軍方不時發出「亮劍」的聲音，代表著它長期以來「臥薪嘗膽」之後開始「崛起」之圖；它認為，軍力增強後需要對美國展示「肌肉」，進而遏阻美國，用軍事威懾手段樹立中共「在全球秩序中的角色與地位」。
我今年5月4日在本網站發表的《中共繼承斯大林式冷戰？》一文，分析過中共今年的一系列「亮劍」行動：「最近的兩件代表性事件是，第一，海軍艦隊和電子間諜船前出至美國軍事基地中途島海域，展開與中共空軍、火箭軍及戰略支援部隊的多軍種深度聯合演習訓練，劍指美軍；第二，強佔南海的公海海域、造島建軍事基地之後公開宣稱，已把靠近越南、菲律賓的公海水域改造成其戰略核潛艇用核彈頭洲際導彈打擊美國的‘堡壘海區’。這兩個舉動充滿了公開對美軍挑戰的意味，堪比蘇聯1962年把核導彈安裝在古巴、對準美國的舉動。」如果說，中共海軍和戰略核潛艇的對美挑戰仍然屬於舊冷戰的方法，那麼，中共的太空戰準備就緒，就意味著它在太空和高科技領域對美「叫板」的正式開始。
二、中共太空戰部署的三個階段
中共針對美國的軍事戰略部署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又是從哪個領域開始的呢？《多維新聞網》6月23日發表的另一篇文章《北斗導航37年終成大器，中國應該感謝美國嗎？》揭示了謎底：「上世紀90年代初的海灣戰爭是美國全球定位系統（GPS）首次應用於戰爭，原本針對的對象蘇聯此時解體已成定局，無暇他顧，反而是中國這個遙遠的看客被深深地震撼了。戰前，基於自身作戰經驗考量，中國軍方看好伊拉克陸軍，認為美軍會吃大虧；現實卻是美國空地一體戰下的摧枯拉朽。縈繞中國軍方心頭的是——將伊拉克軍隊換成中國軍隊會如何？從此，中國開始力推國防現代化。」
這篇文章進一步指出：「1993年發生的‘銀河號事件’無疑又一次刺激了中國，再次為中國展示了衛星導航系統的重要性。1993年7月至9月間，美國以懷疑中國貨輪銀河號向伊朗運送化學武器原料為由，在印度洋公海上攔截銀河號，要求登船檢查。為此，美國甚至局部關閉了銀河號所在海區的GPS信號，致使銀河號無法確定位置及航向，不得不在印度洋上停了下來，被美國軍艦截停長達3週，最終不得不在沙特海軍基地接受美國登船檢查……。就在‘銀河號事件’的次年，中國政府批准了中國科學院院士、‘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陳芳允的‘雙星定位系統’方案，正式啟動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建設。」
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的研發和建設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僅為軍用，1994年啟動，2000年發射第1顆衛星，整個計畫耗時9年，主要覆蓋中國及周邊地域；第二階段是變軍用為軍民兩用，耗時5年，覆蓋亞太大部分地區；第三階段從2009年啟動，覆蓋全球，2020年完成，共包括55顆導航衛星。如果說，前兩個階段這個系統的功能侷限在亞太地區，那麼，第三個階段之後這個系統就具備了打擊美國的功能。不僅如此，中共還準備在國際武器市場上，向那些與美國為敵的國家推銷用北斗系統導航的精確制導武器。英國《簡氏防務週刊》認為，中共近年來正成為國家軍火市場上一家新的「中高端全球制導武器提供商」。
三、中共的太空戰部署基本完成
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的建成，就是中共的太空戰準備完成之時。《多維新聞網》6月26日的文章《北斗衝擊全球導航格局，中國軍力大幅提升》宣布，「6月23日，中國成功發射了北斗3號最後一顆全球組網衛星，其全球衛星導航系統星座部署至此全面完成……。不容忽視的一點是，中國北斗導航系統的軍用前景也相當可觀……，北斗系統的完全建成，也意味著中國軍事能力的大幅提升，兼備‘全球作戰’與‘精準作戰’的實力，既能對全球目標實施更精確的外科手術式的打擊，也能夠對具體戰爭現場實施細緻入微的部署，在擴大戰果的同時減少己方傷亡……。而今北斗已經投入全軍，中國軍隊的戰車、飛機、導彈、水面艦艇、潛艇、彈道導彈發射車、自行火炮、多管火箭發射車等武器都已配備北斗導航系統。」
《多維新聞網》6月25日的另一篇文章《反衛星能力強悍，低調神秘的中國天軍》，進一步解釋了中共的軍事戰略企圖：「2015年12月31日，……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正式成立。次日中國國防部稱，該部隊是將戰略性、基礎性、支撐性都很強的各類保障力量進行功能整合後組建而成的……。儘管中國軍方未特別強調戰略支援部隊與太空作戰力量有何關係，但這支部隊的徽章出現‘麥穗、八一五角星、三角箭頭、衛星或電子雲軌道’，暗示戰略支援部隊可能擔負電子對抗、網路攻防、太空戰等任務……。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內部設有航天系統部、網路系統部等正軍級機構，航天系統部負責領導航天系統的工作。」
衛星導航系統是軍事打擊手段的組成部分，擔負精準探測、精準導航的任務。其實，中共的太空戰準備並不只是導航系統，上文指出，還包括「軍事通信、軍事導航、軍事偵察、軍事氣象以及空間彈道導彈預警等多種類型衛星……，緊隨導航衛星受關注的則是軍事偵察衛星。出於保密原因，外界對中國的軍用偵察衛星的認知極為有限，但多認為近來所發射的‘遙感’系列、‘實踐’系列和‘高分’系列均可用於不同類型的偵察。」此外，中共還在研發反衛星技術。
中共如何評價自己的太空戰力呢？《多維新聞網》6月24日的另一篇文章《中國建成自己的全球導航系統意味什麼，為何說是個大事件？》。該文宣稱，「中國近年來打造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不斷完善，配合‘實踐’系列、‘遙感’系列衛星，構成了能力較強的太空作戰能力。」
四、中美軍備競賽全方位加速
美國雖然在美蘇冷戰中積累了大量技術、經驗和實力，但長期以來，其太空力量分散在陸海空三軍當中。其中，空軍的太空司令部掌握從GPS系統到導彈預警系統、火箭發射等，而陸軍也設有太空與導彈防禦司令部，海軍則有網路戰司令部，美國的太空力量長期處於條塊分割狀態。
2019年8月29日，特朗普宣布建立美軍太空司令部，並組建太空軍，以整合太空戰力，實現統一指揮。據2018年8月美國國防部公布的《關於國防部國家安全航天構成的組織和管理結構的最終報告》，從那一年開始到今年，將完成美國太空軍的組建。太空軍將包括太空司令部、太空軍作戰部隊、太空發展局、太空軍管理和保障職能部門等4大部門。2019年12月美國參議院通過了《2020年國防授權法案》，並經特朗普簽署生效。美國太空軍由此建立，成為美國除陸軍、海軍、空軍、海軍陸戰隊、國民警衛隊這五個傳統軍種之外的第六個軍種。據媒體披露，2021財政年度，美國太空軍預算將超過150億美元，它致力於發展第三代GPS系統、下一代天頂紅外系統星座等，以便構建新一代的全球導彈預警系統。
6月24日，托馬斯．弗裡德曼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美國和中國準備「離婚」了》這篇文章，他對美中關係現狀的判斷其實很不靠譜。且不論美中是否「結過婚」，即就上述情況來看，美中兩國目前並不是處在「離婚」後能否「好來好散」的狀態，而是已經進入了擴軍備戰、拔劍相向的冷戰狀態；而且，中共的擴軍備戰從地面和海空戰的傳統領域延伸到了太空戰。
五、美中冷戰狀態的新認知
對美國來說，當前不僅需要在軍事領域開始全面防範中共的對美軍事戰略，而且也需要完全調整對美中關係的重新認知。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6月24日舉行了「中國如何看待與美國的戰略競爭」聽證會。這個聽證會上，專家的證詞和委員會成員的發言反映出他們重新認識美中關係的明確態度。
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全球政策與戰略學院研究中國國際事務的巴瑞．諾頓（Barry J.Naughton）教授認為，中共從建政之初就把美國當作最大的敵手，毛澤東1958年提出的「超英趕美」計畫就是很好的證明。他指出，中國的絕大多數政策制定者都認為，全球秩序是等級制的，美國是主導力量，是「老大哥」；而中國是一個龐大且發展迅速的國家，將來不可避免地會與「老大哥」發生衝突，爭奪主導權，雖然這種衝突不一定是軍事的。
巴瑞是一位宏觀經濟學家，也是我的老朋友，1987年曾專門到我在北京的工作機構體改所，就我和宋國青當時在《經濟研究》月刊上發表的一篇關於計畫經濟的根基已經動搖的數據分析報告與我們交流；後來我和宋國青都在普林斯頓大學時，他又專門到我家來討論中國經濟問題。過去這些年，他對中共的看法與「擁抱熊貓派」差不多；但現在他的看法轉變了，在中國研究圈裡堪稱是一位先行者。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成員羅伊．坎普豪森(Roy Kamphausen)在聽證會上說，中國與美國建交只是在戰術上發生了改變，並沒有改變它「擊敗美國」的長期目標。他說：「實際上，美中兩國是根本上的競爭關係的觀點，對北京的領導人來說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北京認為，冷戰期間中美關係正常化只是短期的、戰術上的轉變，以應對蘇聯對中國構成的威脅。」
坎普豪森說，沒有什麼比周恩來1973年在美中和解剛開始的一番話，更能體現美中建交對中國共產黨的「功利作用」以及中共的長期目標了。坎普豪森說，在那次講話中，周恩來引用了列寧《妥協論》中的話，即必須區分把手槍和錢交給強盜以減輕傷害、以便最後消滅強盜的人，以及把錢和手槍交給強盜、然後共享贓物的人。坎普豪森說，在周恩來看來，美中建交屬於第一種情況。毛澤東也不止一次地援引《妥協論》，強調與美國建交的必要性和功能性。坎普豪森認為，這顯示，中國當時願意與美國建交是因為中國意識到自己很弱，等到有一天自己強大了，最終是要擊敗美國的。坎普豪森認為，鄧小平後來提出的「韜光養晦」政策與毛澤東、周恩來和美國建交的做法一脈相承……，即便是在「韜光養晦」的「江胡時代」，中國也將美國視為對手。
當毛澤東、周恩來在美中建交上的權宜之計和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論被看穿了以後，美中關係的敵對本質就突出得十分明顯了。之所以繼美蘇冷戰之後美中冷戰開場，原因在40多年前就已經被周恩來講出來了，只是當時基辛格假裝不懂；而今年成為美中冷戰開場年，則是因為中共「亮肌肉」的連串動作逼得美國不得不重新反思自己將近半個世紀裡對華政策的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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