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壤之別 兩位「國母」的不同人生：宋慶齡(圖)
宋慶齡堅決要葬在她反動的資產階級父母的墳墓裡，這是她內心覺醒的最後表現。（圖片來源：公有領域/看中國合成）
但宋氏三姐妹中，真正被稱為「國母」的是其姐宋慶齡。據《文匯讀書週報》署名作者周幼馬的文章披露，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初，在上海的共產國際就把宋慶齡發展成為共產黨員，從此和整個宋氏家族分道揚鑣。她不僅為共產國際服務，也為中國共產黨服務，其中包括做情報工作。
根據已解密的檔案推斷，宋慶齡加入共產黨的日期應該在1931年7月至1933年5月之間。俄羅斯當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檔案裡記錄了這樣一段史實：1934年6月，共產國際聯絡局派往遠東的一名代表在向其上級匯報備忘錄裡說：「關於孫宋慶齡的問題。她是個好同志。可以留在黨內。但把她吸收入黨是個很大的錯誤。是代表（共產國際此前派駐中國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黨的。她願意獻出一切。她對秘密工作有著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出色地召開了反帝大會。而她一旦成為黨員，她就會失去其特有的價值了。」
以上可以看出宋慶齡確實是加入了共產黨，加入時間應從1931年7月從德國回國參加母親的葬禮這段時間。1931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後叛變。顧順章是周恩來在中央特科的主要助手，是專門負責處決內部叛徒和間諜的所謂「打狗隊」隊長。他的叛變使中共包括上海的地下黨損失巨大，差點造成了中共地下黨的「滅頂之災」。當時在上海還有蘇聯共產黨領導的秘密組織——共產國際。共產國際是指導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反抗帝國主義的國際聯合組織，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就有共產國際代表參加，共產國際還為中國共產黨提供經濟上的支持，每年向中共地下黨提供經費，派遣軍事顧問。顧順章叛變後，供出了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波蘭籍的牛蘭夫婦。隨後，牛蘭夫婦在上海租界被捕。牛蘭是1930年後共產國際在上海管理遠東幾國情報、秘密電臺、經費的領導人，手中掌握著各國共產黨的機密情報，更要命的是，牛蘭還有大量的絕密文件。如果他叛變，那麼共產國際在各國的地下黨也將有「滅頂之災」。所以，共產國際指示「不計一切代價營救牛蘭夫婦」，並派蘇聯紅軍參謀總部的特工、號稱「紅色諜王」的德國人佐爾格親自參與營救行動。共產國際的最高層又想到用扣押在蘇聯的蔣介石愛子蔣經國交換牛蘭。命令下達給了共產國際駐上海代表。此時，國民黨統治區正在實行「白色恐怖」，中共地下黨都去了江西，幫不上共產國際。那麼，誰有條件去找蔣介石呢？宋慶齡無疑是當時最合適的人選。宋慶齡是孫中山的夫人，是國母；弟弟宋子文是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副院長、財長，妹夫蔣介石是國民黨的元首，她自己也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執行委員。當共產國際派來的代表轉達了交換人質的指示後，宋慶齡表示答應幫助，並加入共產黨、從事秘密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宋慶齡對革命工作充滿興趣，富有經驗。
1931年12月，宋慶齡按共產國際「用蔣經國交換牛蘭」的指示找到蔣介石。但蔣介石「余寧使經國不還，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願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子也」。宋慶齡雖然沒能說服蔣介石去交換人質，但使牛蘭由死刑改判為無期徒刑。她在上海組織成立了「營救牛蘭」的委員會，並設法安排獄中的牛蘭到南京鼓樓醫院就醫，還將他們的兒子接到自己家中。其間，牛蘭始終沒有暴露過共產國際的秘密，共產黨員宋慶齡功不可沒。
宋慶齡與在上海的中共地下黨員、江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共產黨員一樣，都是在共產國際指導下為中國人民革命事業去戰鬥的先進份子。由於共產國際和宋慶齡本人的警惕性都非常高，宋慶齡的身份一直沒有暴露。
30年代初期，宋慶齡曾解救出陳賡、廖承志、陳獨秀等許多中共要人和革命者。1936年初，馮雪峰到上海領導地下黨工作，宋慶齡請馮雪峰和潘漢年派一位中共黨員在自己身邊做秘書，負責她和中共地下黨之間的聯繫，傳遞她為中共提供的南京國民黨高層的情報。潘漢年是中共地下黨的著名領導人之一，他對宋慶齡有過這樣的評價：孫夫人「用她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宋慶齡入黨後，共產國際為宋慶齡提供充足的經費，還派了美國人史沫特萊做她的英文秘書，後來又派奧地利人魏璐詩女士來協助工作。史沫特萊和魏璐詩都是共產國際的情報人員，宋慶齡靠她倆和共產國際保持聯繫。魏璐詩和宋慶齡保持了終生的友誼。魏在中國去世後，在宋慶齡基金會主席黃華及其夫人何理良的幫助下，魏璐詩的墓地建在了宋慶齡陵園，位於宋慶齡墓地東20米處。
隨著國共合作的開始，宋慶齡的工作重點由地下轉向公開，繼續支持幫助中國共產黨及「解放區」的軍民。從此，宋慶齡的共產黨員檔案鎖在莫斯科蘇共中央厚厚的保險櫃裡，70年後才得以解密。
1945年重慶談判短短10天內，宋慶齡數次拜訪、宴請毛澤東。毛澤東對宋慶齡說：「邊區人民讓我轉達他們對您的問候和謝意！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代裡，您為邊區、為八路軍和新四軍提供了最急需的藥品和物資，我無法告訴您，這一切對我們的幫助有多大。」
上海剛一「解放」，毛澤東又親筆致信：「慶齡先生：重慶違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誠，與日俱增，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即，建設大計，亟待商籌，特派鄧穎超同志趨前致候，專程歡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駕蒞平，以便就近請教，至祈勿卻為盼！」宋慶齡乘坐的專列抵達北平站，車剛停穩，在站台上已等候多時的毛澤東走出歡迎隊伍，一步跨上車去，走進車廂，握住宋慶齡的手，對她說：「我們恭候你來，建立—個新的國家，我們有許多事情要向你請教。」
1956年元月，毛澤東收到宋慶齡寄的賀年片，回信中直呼宋慶齡為「親愛的大姐」；1957年11月，毛澤東率團赴蘇聯參加十月革命勝利40週年慶典，邀請宋慶齡擔任副團長，一道赴蘇。歸國時，毛澤東與宋慶齡同架飛機。毛澤東讓宋慶齡坐頭等艙，自己坐二等艙。宋慶齡說：「你是主席，你坐頭等艙。」毛澤東謙讓道：「你是國母，應該你坐。」……
1949年上海「解放」，宋慶齡曾興奮地說：「感謝上蒼，我們現在總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但實際上，在毛、宋之間，又是「大姐」又是「國母」時，宋慶齡已經不能「自由地呼吸了！」比如1955年11月，宋慶齡給毛寫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下長期共存、保護工商業者利益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變成自食其言了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和抱怨。」毛批示：「宋慶齡副委員長有意見，要代表資本家講話。」1957年宋慶齡又寫信給黨中央：「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麼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八百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麼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共產黨要敢於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人士大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份子怎麼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多月，還是想不通，有這麼多黨內黨外純粹的人會站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面？要推翻共產黨？」1958年起，宋慶齡曾推病拒絕參加人大常委會。黨中央委派劉少奇、周恩來、董必武去做工作，宋慶齡只得繼續參加。1959年4月，宋慶齡在人大被推舉為國家副主席。宋慶齡先後兩次推辭：「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才掛個名，作個樣子，對國家不利。」宋慶齡任國家副主席，是劉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議的，政治局討論時，21人中18人贊成，3人反對，反對者是：毛澤東、林彪、康生。當時毛還說：「宋慶齡是我們民主革命時期的同路人，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她和我們就走不到一起了。從不贊成我們的方針路線到反對我們的方針路線。我們同她是不同的階級。」
文革期間，宋慶齡先後給毛澤東和黨中央寫了七封信，表達了她對「文革」的不理解、反感，並對共產黨極度失望。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慶齡曾三次產生厭世思想。宋慶齡在封信中說：「我不懂文化，說小說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塗了，一夜下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變成了走資派、反黨集團、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學習批判揭發劉少奇，我不會作的，劉少奇主席在黨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會是叛徒、內奸！我不相信，一個叛徒內奸當了七年的國家主席，現在憲法還有效嗎？……我們的優秀幹部從與國民黨的戰鬥中走過來，卻死在自己的隊伍中，這是什麼原因？」
1970年3月，毛澤東對周恩來說：「她不願意看到今天的變化，可以到海峽對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國，我不挽留。」並指示周恩來、李先念把他的話傳達給宋慶齡。宋慶齡說：「是否嫌我還在？我的一生還是要在這塊土地上，走完最後幾步。」後來，宋慶齡拒絕出席一些節日活動和招待會，說：「我參加會傷感，還是不參加，參加一次，回來就要進醫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點綴。」
1949年宋慶齡從上海進了北平後直到她死，三十多年裡「自由地呼吸了」嗎？對此她心裡最清楚。經歷了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而後又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美麗的基督徒應該為中國也為她自己沒少禱告吧？！
宋慶齡其實是一個熱情、坦蕩、正直、忠誠的一個女性。可是，就像許許多多的人曾為共產主義所迷惑一樣，當年的廣州起義的三領袖之一蘇兆征，北大畢業，長的很帥，一口流利的英語，和她談共產主義，把她所吸引，她從此以後對共產主義有了好感，這在那個時代是不奇怪的事情。羅斯福總統的夫人就是親共的，羅斯福總統的副總統華萊士就是共產黨，所以不奇怪。正因為這樣，她到蘇聯參觀，還被拉入了蘇聯的第三國際共產黨。她的思想在中山先生死後發生了根本變化，她和共產黨走到了一起。
在1949年以前，宋慶齡由於受了共產主義思想的誘惑，由於聯俄容共階段她有了一批共產黨的朋友，由於她年輕、天真、坦率，她受誘惑、受欺騙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1949年以後的宋慶齡，她也不是不明白，首先她就反對改國號，根本就不贊成把中華民國的國號改掉，因為那是她先生首創的中華民國；所以毛澤東在晚年一再的懊悔改了國號。他接受法國《人道報》記者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