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寫維族的事情？要冒多大風險去寫？(圖)
2020年6月30日，新疆某清真寺前巡邏的警察（圖片來源：David Liu/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4月3日訊】編者按：本文為Vicky Xu的幾個推特合成，題目為編者所加。
寫新疆寫了三年，我也不斷問自己：為什麼要寫維吾爾族社區的事情？要冒多大的風險去寫？值不值得？我有幾點想說的：
一是一定要報導維族社區的遭遇，再難也要寫。關押維族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教培中心」的根源是漢族主導的政府對維族人和文化的徹底摧殘。約百萬上班族、學生、生意人、公務員、農民，一輩子做夢都沒想過鬧獨立或和政府作對的普通維族老百姓被套上黑頭套，剝奪一切自由，送去」教育轉化」，在「教培中心」被虐待和強姦。這些事情誰對誰錯，不用我來多說。在我的價值觀裡，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個在中國長大且佔盡資源優勢的漢族人，不可能袖手旁觀。
2017年瞭解到新疆大規模關押維族人時，我22歲，墨爾本大學政治/媒體專業在讀，課餘給《紐約時報》等幾家媒體做自由撰稿人。那時聽記者朋友講如果用英文寫當局不會太放在心上，所以一直都是英文寫作發推。有一些文章後來被翻譯成中文，我讀了以後自己都覺得後怕。
2018年初，大學剛畢業，我加入了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當時新聞編輯室沒有外出採訪的預算，就週末自己買了機票去阿德萊德維族社區採訪。一些當地維族人不敢信任我，也不願跟我多說。我看著他們憤怒、落淚，作為一個漢人，我覺得自己連呼吸都多餘。
走進他們的社區，看著滿眼的東突厥斯坦藍旗幟，我知道那些旗子象徵的是民族自決，我知道我對」東突厥斯坦「這個詞的牴觸情緒來源於中國當局十幾年的宣傳教育，可心裏還是害怕。寫新疆，可怕的事情太多了。
當時想能做的一切就是把事實寫下來。就算現在、此刻沒有人在乎事實是什麼，起碼給歷史留個底。到今天我去了阿德萊德五次，每次都是一家一家採訪，一次一次地聽。看著受訪者談起他們被關押的親人而崩潰落淚，坐在他們對面做筆記。回到辦公室給發信請中國官員評論，盯著自己的署名手抖幾次不敢點發送。
2019年我在《紐約時報》悉尼分社工作，一篇報導裡寫了兩個維族家庭在中國的親人被送去「教育轉化」。我們請中方評論，沒想到電報一發出去，國際壓力下，人很快就放出來了。這篇文章之後我在國內的親友開始遭到騷擾和恐嚇。當時維族朋友跟我說，「你現在變成跟我們一樣了。
再往後，我加入澳大利亞戰略研究所後，注意到中國將大批維族人送往內地勞動的消息。我和同事一路查下去，並請《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去青島耐克工廠實地訪問。2020年3月，我們發布了研究報告《代售的維族人》，指出在「援疆」大旗下針對維族人的強制勞動遍佈全國，並點名耐克、蘋果等83家公司牽涉其中。
文章指出了全世界每一個普通人和維吾爾人權危機的關係：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在穿、在戴強制勞動的產品。這篇報告被全世界各國媒體轉載，影響遠超我和同事的預期。這一年我沒怎麼買過新衣服或新手機，因為進了商場看到那些我寫過的牌子就覺得心虛。
同時，國安開始對我和身邊的人進行越來越驚人的的脅迫，和我親近的人在中國境內被關押、審問、騷擾、孤立。2020年底，國安自稱偵探「托馬斯」，用蹩腳的機翻英文在油管上散佈色情小說似的「性生活」爆料，對我進行蕩婦羞辱。
這星期，我被指是造謠「新疆棉」的幕後黑手，這麼大的帽子我真不敢戴。
一，我根本沒寫過新疆棉——我寫的強制勞動報導在製造業；
二，過去一兩年中，無數其他學者和記者都寫過維族人被強制勞動的問題。正因如此，國際社會、各國政府才能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制裁相關公司、拒絕進口相關產品；
三，中方用「新疆棉」來混淆視聽。事實上，許多服裝公司、電器公司、醫療用具公司，甚至食品公司都涉及到過新疆強制勞動。這個問題比「新疆棉」要深遠得多。中方試圖將新疆強制勞動的問題和中美競爭的問題混為一談，完全無視澳洲、美國、歐洲、日本甚至一些中國消費者並不想買強迫勞動的產品的情況。
最初選擇當記者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沒有做行動人士或異見者的勇氣。在新聞編輯室工作時，並不敢發表個人意見，只跟背書一樣列數據。現在看到自己被幾十家中文媒體稱為「妖女」，「漢奸」，覺得無奈又好笑。從卑微地「偷偷用英文給歷史留個底」到現在，硬是被國家機器抬舉成了禍及「數千萬中國人」的「女魔頭」。
如果之前還有一絲閉嘴自保的念頭，被全網網暴之後當然沒有了。只好繼續寫，寫到「教培中心」關門，寫到強制勞動結束，寫到天荒地老。從我個人的層面，對的事情就要做下去，付出的代價都值得。因為做了對的事情而禍及我身邊的人，我欠他們，我去還。就這些，大家共勉。
黨要是不拿著宣傳部大喇叭通稿罵我女妖，我可能永遠都不會嘗試用中文寫任何東西。黨媽真是逼我上進，我也只好拿著這多年沒用過的翻譯腔中文來跟大家普及我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