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習近平三次分配 缺一樣成功因素(圖)
香港學者趙善軒認為習近平「三次分配」難以成功，主要原因是中國社會缺少公民社會，由政府主導的「均富」結局都是「均貧」。圖為習近平在中國農村的大型壁畫。（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8月24日訊】（看中國記者李懷橘報導）日前，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中央財經委員會時強調要促進「共同富裕」，做法上提及「三次分配」制度。隨後，騰訊便豪捐500億人民幣。不過香港學者趙善軒認為做法難以成功，主要原因是中國缺少令「三次分配」成功的關鍵因素——公民社會，由政府主導的「均富」結局都是「均貧」。
近日，習近平要求加強對高收入者的規範，鼓勵高收入的企業能回饋社會。習在會上表示，要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制度，並點名高收入企業及民眾。習還指，允許一部分的人先富有，不是少數人的富裕，而是要「共同富裕」。
在習近平提出「共同富裕」後，騰訊宣布將再投放500億人民幣啟動「共同富裕專項計劃」，繼早前投入的500億人民幣元啟動「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戰略後，騰訊在4個月內共投入1,000億人民幣的資金。不過香港學者趙善軒認為，習近平的倡議和騰訊的配合都無法達成「三次分配」或「共同富裕」，因為中國缺少一樣令財富再分配成功的關鍵因素——那就是公民社會。
趙善軒表示「共產黨姓馬克思」，不過鄧小平搞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過河是鄧的說法，不再爭論姓資還是姓社」，但習近平就「勿忘初心」再搞「均富」，也就是重新走回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路線，不再走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路線」。
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政治上掛社會主義招牌，但經濟上走資本主義路線。對於習近平提倡的「三次財富分配」，趙善軒解釋，第一次財富分配是基於出身的「自然分配」。生於貧窮家庭的人自然就獲得較少的財富；而生於富裕家庭的人一出生就擁有巨大財富。
出身不同的人，其成長經歷及成長環境、家庭環境和社會環境都不同。趙認為第一次財富分配無疑導致窮人天生不公，因此社會要進行第二次財富分配——政府向有錢人收稅。他以英國為例指，年薪5萬磅以下人士交20%入息稅，5萬磅以上交40%，收入再高一些的則交45%。
「政府收到錢後，就投放在公民福利上」，比如看醫生方便，藥費便宜，小朋友讀書免費等等。「國家收取富人財富，再分配給大家，這就是第二次分配」。
那麼習近平所提倡的三次財富分配是什麼呢？就是要求大企業捐錢。趙善軒形容這是「凌遲經濟」，「將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逐片逐片切出來」，「股市震盪，小股民成為韭菜，投資者亦受到重創」。
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又稱基尼系數）是量度社會上收入分佈不均程度的一種方法。堅尼系數數值介乎於0和1之間。數字愈大，表示貧富收入越懸殊；數字越小，表示人民收入愈平均。國際間一般以0.4為警戒線。據網上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76，屬於較高水平，遠高於資本主義國家。
趙善軒表示，這是共產黨一定要解決的問題，「共產黨不解決貧富懸殊，就不應該叫『共產黨』，應該叫『資本黨』」，既然習近平希望成功進行第三次財富分配，那麼中國就一定要有公民社會。
何謂公民社會呢？簡言之就民間自發組織、形成的團體，包括慈善機構、工會、宗教團體等等，這些團體受社會監督，但不受政府管治，可以幫基層市民發聲，並用社會上籌得的資金幫助有困難的市民。但問題來了，中國沒有公民社會，而是黨領導一切，「所有慈善機構、組織都由官方控制」。
但歷史教訓證明官方搞「均富」都以「均貧」收場，「往往通往天堂的大門，其實是開往地獄的路」，「在人間打造樂土，人類幾千年歷史已經證明，只會帶來災難」。趙善軒表示，希望世界平等，只能透過教育、鼓勵、優惠的政策。
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善者因之，其次利道詞解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套用在「均富」問題上，趙善軒解讀，最好的做法是順其自然，其次是用免稅的方法鼓勵，再其次是進行教育，再次之是制定規章制度（如稅務制度），最壞的做法就是政府與民爭利，強行要求民間上交財產。
歷史上，王莽曾大搞「五均賒貸」，最後失敗，因為當官員權力不受制衡後，官員會將民間財產納入囊中。趙善軒指，「官員權力一旦擴大，則民不聊生」。
現在習近平又搞「均富」，趙善軒直言，「如果不改革司法制度、公務員制度、黨的制度，限制官員權力，那麼騰訊這500億最後都會落入官員口袋」，三次財富分配只會製造更多官員貪污的機會；之後習近平要再次打貪，但老百姓一樣貧苦；然後習近平再搞「均富」，再次進入這樣的惡性循環。最終都無法解決貧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