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後農民工女孩：我為什麼一定要留在北京(組圖)
2021年9月9日，北京動物園（圖片來源：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10月3日訊】採訪安霖，是因為她5歲的兒子所在的幼兒園關門了，我們想跟她聊聊她經歷的北京私立幼兒園運行現狀。但即便孩子待學在家，安霖也並無強烈的歸責訴求。我們則發現，安霖自己的故事同樣值得講述。
作為一個90後農民工二代，她初中時來到北京，多次更換學校，初中畢業後開始打工。她並沒有過人的天分，也不曾遭逢過什麼意外或天降好運，因此她提供的並不是跌宕起伏的「逆襲」或絕望故事。
相反，她向我們提供了一個樣本，即一個命運和資質普通的女孩子，在成長中，曾得到更大的世界投入的善與愛，被播下一些觀念的種子後，會在心裏留下怎樣的烙印。以下是安霖的講述：
文︱李明潔
口述︱安霖
1
我出生於1993年，家在河南濮陽農村。我家一共4個孩子，我是老大，下面還有一個妹妹和兩個雙胞胎弟弟。我家人口眾多，但只有我爸一人分得土地，好在我家門口有一所學校，含初中和小學，所以我媽在家開了一個小賣部，一家人由此得以維持生計。
不過，後來隨著合村並校，學校的初中部分被撤銷，小賣部就難以維持了。於是我父母來到北京打工。他們在北京做過很多工作，一開始是在豐臺賣菜，後來在工廠裡打輕型樓板，自己還開過一個作坊式小廠，但沒多久就關閉了。之後我爸我媽在廠裡上過班，也開過三輪。
我爸媽剛來北京時，只帶了兩個弟弟，我則留在老家跟爺爺奶奶一起生活。我上小學時基本是班裡前五，但2006年我升學到了鄉里讀初中，需要住宿，加上學習難度增加，我的學習開始下降。
有一次，我媽給我打來電話，問我學習如何，我一下子答不上來，突然就哭了，哭得非常凶猛。挂了電話，我媽第二天就讓我爸把我接到了北京。我後來回想，也許是因為當時太想念父母了，那個電話成了一個爆發點。
到北京後，我讀的是農民工子弟小學，結果初一上完，那個學校就停辦了。因為我基礎不好，換學校時，我媽讓我還是繼續讀初一。重讀時，一開始我學習挺好，在班裡能排到前幾名，但到了初二下半學期，學校換老師，加上課程變難，我的成績又下滑了。
不光如此，初二讀完，我所在的學校又停辦了。我聽說大興區有一所名叫蒲公英中學的民辦學校，專門針對打工子弟辦的，也是北京唯一一所專門服務於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的公益性、非營利性學校。2009年夏天，這所學校剛辦3年，當時我是和一個同學專門坐公交自己找過去的，見了那裡的老師，知道可以讀完初三，回家跟父母說起。於是我爸扛著我的被褥，把我送到了這所學校。
但在蒲公英中學，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以前在河南學的教材是人教版，到了北京頭兩年學的教材是北教版，當時蒲公英中學使用的卻是蘇教版（現在部分科目使用教育部統編教材，部分科目使用人教版教材），所以我的學習很難跟上。即使後來有老師幫我專門補課，在初三ABCD四個等級的成績劃分裡，我也只能排在C等。
不過，我在蒲公英中學的就讀體驗很好。老師們的書，我們都可以看。我喜歡語文，喜歡把身邊的人和事寫成小文章，經常得到鼓勵，還在一次作文評比中得了三等獎。有一次，我用以前學過的方法，在課堂上把蘇軾的《水調歌頭》唱了一遍，後來從同學那知道，老師私下裡誇我唱得好。
學校還會爭取一些學校以外的人，包括外教來給我們上課，還有形式多樣的培養興趣的課程，讓我們增長見識。學校的辦學經費主要來源於社會捐贈，是2005年由哈佛大學公共管理碩士鄭洪和一群女性朋友共同創立的。在那裡，我知道了一個詞，叫博雅教育，也就是通才素質教育，跟我以前感受的學校教育很不一樣，這讓我很喜歡北京。
老師們在生活上也很照顧我們，我記得我第一天去學校，什麼都沒準備，語文老師就給我買了飯盒。後來到秋天了，他還送給我校服。另外，蒲公英學校的辦學經費主要來源於社會捐贈，語文老師知道我家裡負擔較重，就主動向學校匯報，找了一位慈善人士，資助我的學費。
資助我的是一位阿姨，也是學校的一位理事，非常和藹可親。理事阿姨當時一看到我就流露出非常喜歡我的感覺，我聽到她和其他學校理事說我大眼睛白皮膚，長得靈氣，是個特別好的小姑娘。我第一次有種自己來到這座城市，終於得到了關注的感覺。那時覺得自己真幸福，想對全世界說，我也是一個被愛的孩子，而不只是城市裡一顆無人關注的小小野草。阿姨一直沒有給我施舍的感覺，後來我們再次見到，她也很開心我陽光開朗、熱情向上。
遺憾的是，我後來沒有繼續上高中。我記得，到了初三，我對自己的學習沒底氣，本就覺得自己考不上高中，加上那年冬天，我生病發燒在家好幾天，更加想放棄了。後來我的語文老師還坐公交車來我家，給我送課本和作業，就是想告訴我，千萬不要放棄自己。
不過到中考前夕，我還是退縮了，畢竟也沒經歷過中考，不知道會有多難，如果真要試試，沒準能考上一所普通高中。但當時我真的很害怕。記得那時跟同學們在宿舍裡聊天，聊到不想中考，大家一起打退堂鼓，還被宿管老師逮住過，第二天早上罰我們做蹲起、俯臥撐。最後老師跟我們說：「你們都是好學生，你們都能上高中。」
老師們真的特別希望我們能升學。但我當時跟一個女生結伴，都打定了主意要棄學。我的另外一個女同學，在北京的一所私立高中上了一學期就棄學了。因為家裡有三個孩子要上學，她的學費一個學期幾千元，爸爸當時又被確診為糖尿病，家裡負擔不起。
知道了老師的期望，我當時決定以後，其實不敢回學校面對老師，取被褥都只敢支使我爸去。但我爸去了三次，老師都不放。後來，我們的同學們都畢業了，老師又帶了新的學生，我自己去取被褥，老師仍想勸說我去上職校，學一門技術。不過這個建議也被我忽略了，我想的是，反正要工作，為什麼不直接去上班呢？
當時，如果有學生參加中考達到了普通高中的分數線，蒲公英中學會想辦法聯繫一些學校讓他們繼續升學，比如私立高中或職業高中裡的普高班。我也有同學在職高的普高班上了三年高中，後來回老家復讀一年參加高考，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學。
如今回想，我們當地雖有重男輕女的風氣，我父母也喜歡兒子，但他們還是很支持我讀書。我記得，每次換學校都是夏天，正是我爸回家收割麥子的季節，即便如此，他也總是陪著我一起找學校。從我的角度，我的父母並沒有因為我是女孩而虧待過我。
所以我現在也不太好解釋，自己當時到底是怎麼想的。但有一個想法，我記得比較清楚，就是覺得如果真的考不上，就無法跟老師和捐助人交代了，好難為情，好難面對。
2021年9月8日，北京某商場外的青蘋果雕塑（圖片來源：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2
初中畢業後，我去了流水線工廠，在兩家工廠一共做了三個月，第一家是汽配廠，車間裡溫度很高，第二家廠是做某知名品牌巧克力盒子的。在工廠裡都很累，但我離開不是因為這個，我當時想的是，自己選的路，跪著也要走完。
不過我媽媽認為，女孩子不應該一直窩在工廠裡，而是應該去商場賣貨，說不定能攢點經驗，未來自己開店。所以2010年，經過一個老鄉介紹，我去了一家商場賣品牌女包。那裡的世界果然跟工廠不一樣，我驚訝地發現，一個包竟然賣到兩三千塊錢，媽呀，真是天價。
不過我很快就適應了，賣得不錯，當時我真是攢足了勁，碰到各種店的店長，不管是做美容的，還是買衣服的，就跟她們加微信聊天，請教如何做一個好的導購和銷售。我發現做好銷售最關鍵的就是站在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同時用自己的熱情和真誠打動客人。
後來在商場，我發現化妝品區的小姑娘個個都精神好看，所以有新品牌入駐招聘時，我就去面試了，並在100：5的招聘比例中應聘成功。在新入職的化妝品店，我接受了七天基礎培訓，學了些基礎的化妝技術。
正是因為有了這點基礎，我後來又在業餘時間花半年多，學習了盤頭、新娘跟妝這些比較複雜的技術。有了這門技術，我就在放假時給人化妝，從1次100元的小助理，一步一步，成為接一個活可以掙800元的婚禮跟妝師，算是有了自己的一技之長。
我遇到的同事和領導都很好，願意和我換班，讓我能排開時間去掙外快。跟妝這件事，只要態度好，細心，干的時間長了，客源少不了。其實當時去學化新娘妝跟我在蒲公英學校的捐贈人有關。我記得我第一次見她時，她告訴過我，「女孩子一定要有獨立生活的能力，要有一門自己賺錢的本事」。
不知道為什麼，我當時聽完心情特別激動，哭得很厲害。這句話就這麼清晰地烙刻在了我心裏。
我後來一直跟這位捐助人保持聯繫，每次過節都會給她發簡訊，有時發完朋友圈，她也會問問我的近況。我現在在大興機場一家專賣店工作，有一次她在大興機場坐飛機，我還專門跑到登機口去見了她。當時心情真是又高興，又激動，特別複雜，一方面很後悔，當年怎麼就沒再努努力，哪怕上個職高也好，阿姨明明願意幫助我繼續讀書；另一方面又特別感恩，感恩自己能在北京遇到這樣好的人關心我。
其實當時在蒲公英學校，也有學習特別好的同學。我們那一屆，從後來的同學聚會中我知道還有兩個同學出國深造，其中一個女孩跟我同班。到蒲公英學校之前，她在其他的打工子弟學校唸書，後來學校倒閉了，她在北京幫父母種菜，結果我們有老師發現了她，就上門把她招過來了。
這個女孩學習特別刻苦，她的床跟我挨著，那時候我們已經熄燈睡覺了，她還在打著手電筒學習。我沒有人家那股刻苦勁兒。另外一個出國的同學，則聽說是天資特別聰穎的那種。
正是這些經歷，讓我特別感謝父母把我帶到北京來。我雖然遺憾沒能上大學，但在成長階段遇到的這些人，教給我的品格，其實夠我用一生的了。而且我後來發現，和我一樣從蒲公英學校走出來的同學們，絕大多數人都很上進，工作勤奮，對家庭富有責任感。我能感覺到，雖然生活很難，但大家都有種越挫越勇的精神。我們如今還常常聚會。
3
我現在的丈夫，是我17歲在生產巧克力盒子的車間幹活認識的。他來自河北農村，我們處了幾年，大多數時候是異地，但感情一直很好，結婚前從沒吵過架。
一開始，我媽媽強烈反對，她覺得「我都把你帶到大城市了，你又回農村了，那我不願意」。她當時特別想讓我找個北京本地人，也的確有人給我介紹了這樣的人，他個子不高，工作一般，雖然是北京本地人，但也是農村家庭。對方有意於我，對我不錯，但我就是想跟喜歡的人結婚，誰說也不好使。
那時完全沒有考慮到，以後孩子怎麼辦，生活怎麼辦，如今想來當然有一些遺憾，但並不後悔。如果再有遇到和我經歷類似的女生，感情之外，我會建議她選擇和一個可以共同發展的人在一起，能夠為同一個目標一起努力，而且起碼在同一個地方，不會異地。
後來，2015年結婚的時候，我跟丈夫沒房沒車，一無所有。剛結婚時，我丈夫已經在青島工作，那邊的待遇更好，我也去了一段時間，在一家影樓裡邊上班，工資不高，也沒有保障，理智告訴我，還是應該多賺錢，所以我就回北京了。
結婚第二年，我們的兒子就出生了。但迄今為止，我們一家三口團聚也不多。孩子出生後，我丈夫想讓我帶著孩子再去青島，或者我帶孩子回他老家上學，再或者讓我把孩子留在他的老家，請他父母照看。但這幾個方案，我都接受不了。
我既不能離開孩子，也不想離開北京。前者是因為，我太捨不得孩子了，我嘗試過把孩子放在丈夫的鄉下老家，結果特別痛苦，我每天回到家，一看到孩子的玩具衣服，就會想，我的工作是為了什麼呢，真的一點動力也沒有，所以只過了16天，我就把孩子接回了北京；後者是因為，在北京我母親可以幫我照顧孩子（孩子的爺爺奶奶後來身患疾病），我能繼續工作，一旦離開，我就得全職在家照顧孩子，這也有一些好處，但畢竟會與社會脫節，而我一直覺得，無論多麼愛孩子，他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一定不能放棄自己。
其實我真的很想讓孩子在北京接受教育，不過這也困難重重。2019年，兒子3歲，該上幼兒園了，公立幼兒園進不去，去什麼樣的私立幼兒園，我和丈夫又產生了分歧，還為此吵過幾架。
我為孩子找的第一家幼兒園是一位鄰居介紹的，各方麵條件都不錯，還有外教，就是價格特別貴，每個月費用3000多元，而當時我一個月的工資只有5000多元。所以我就去跟園長談，讓我媽媽去園裡兼職做飯，這樣就能因為員工家屬，每月減免1000元費用了。
即便如此，孩子每個月的學費還是超過了2000元。我老公跟我一樣是農村人，孩子上學這麼貴，他一開始接受不了，我告訴他時，就少說了1000元。但後來因為壓力太大，我還是告訴了他，他也發現，孩子在幼兒園挺快樂的，很有禮貌，還學英語，就理解並認可了我的選擇。其實我也不知道，為孩子選擇這麼貴的幼兒園，是對還是錯，不過丈夫認可了，起碼心裏懸著的石頭之一，算是落地了。
不過，兒子在這個幼兒園只上了大半年，去年1月份放寒假後，因為疫情，上半年一直沒開學。到了下半年，因為外教沒法來中國，很多家長不願意再付高額學費，但幼兒園開在商場附近，房租又貴，一圈折騰下來，園方就選擇了關門。
新的幼兒園是我媽、我丈夫和我一起去選的，一個月1000多元，從師資和硬體條件看，不如上一家幼兒園，但總的來說還不錯。我本來以為孩子在這裡可以待得比較久，結果今年5月，因為疫情和設施檢查等事情，這家幼兒園也關了。
我小時候在農村，對北京只有一種大城市的幻想，到處都是高樓大廈，人人都說普通話，穿著洋氣好看的衣服，是一種和我們全然不同的生活。所以我也努力希望兒子在北京接受教育，單說教學質量，北京肯定比老家好，老家的學校，只教語文數學，但在北京，孩子們可以學習唱歌跳舞畫畫。甚至，我見到的孩子，大多都比老家的孩子開朗。
我住這個地方，今年夏天有個武術館在舉辦夏令營，雖然需要兩千多元，但我特別想讓孩子去參加。我很希望，他在未來，無論什麼樣的領域都敢於嘗試，不會像我們這一代的農民工子弟，去觸碰更大的世界時，總有一種發怯的感覺。
不過，目前來說，這些都是空想。直到如今，孩子依然待學在家，我現在對孩子的上學條件已經不再有苛求，能正常上學就特別知足了。
其實我和丈夫去年付了20多萬首付，貸款75萬，在河北廊坊永清分期買了一套商品房，離我上班的大興機場不遠。搬到新家後，孩子也許可以在廊坊上學，不過我還沒有詳細去瞭解過，因為房子還沒交付，而且時間還早，社會變化很快，瞭解太早沒有意義。
我父母現在都還在北京打工，一個在餐廳裡幫人做飯，一個在某單位開巡邏車，他們這個年紀，在老家沒什麼能幹的，在北京最起碼能賺錢能餬口。但我丈夫還在外地，因為他如果在北京找工作，必須從零開始，工資肯定有所降低。
如今有時候睡不著覺，偶爾也會想到，為什麼一定要留在北京。我沒有啥文采，也說不出來，但刷短視頻時看到過一個文案，大意是「北京很多人，來了又想走，留下的，大多數都是為了夢想」，我覺得挺符合我的心境。我的理想就是，一家人能平平安安生活在一起，但眼下這種情況，想在城市裡站穩腳跟，我們肯定需要比別人付出更多。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