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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恐怖:階級鬥爭升溫 血統論籠罩京城(圖)

 2022-03-09 10:0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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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红卫兵,高中生和大学生挥舞着毛泽东主席的《红色小书》,在北京街头游行。
1966年6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之際,紅衛兵、高中生和大學生揮舞著毛澤東主席的《紅色小書》,在北京街頭遊行。(圖片來源:Getty image)

1963年之後,階級鬥爭不斷升溫,階級路線也向「唯成分論」演變。「黑五類」子女,大學基本不收,重點高中也開始拒收。有的農村甚至連小學升初中也規定:「出身佔60分,表現佔20分,學習成績佔5分,其他佔15分。」1964年的高考,「黑五類」子女全軍覆沒。在高幹子弟進入哈軍工、清華等重點大學時,家庭出身「有問題」的學生卻踏上了「與工農相結合的革命道路。」據《無聲的群落》一書記載,1964年奔赴大巴山墾荒的2萬初、高中畢業生,絕大多數出身不好,其中不乏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卻被擋在了大學甚至高中的門外。

1965年初,北京市發生了「四・六・八學潮」四中、六中、八中的部分學生,以幹部子弟為主,進行串聯,組織罷課。他們給中共中央寫了「進言書」,尖銳地批評學校領導不講階級路線,地主資產階級子女受老師賞識,而幹部子女卻受壓迫。北京市委被迫派出工作組,到這些學校去搞「四清」運動。雖然被他們批評的校領導遭到清算和撤換,但工作組並不認可學潮。彭真在對65屆大學畢業生的講話中說:「對家庭出身不好的還是重在表現。」「過去中共中央文件裡面,毛主席的文章裡面,都講團結90%以上,但第一個十條裡面就講團結95%以上。為什麼講團結95%以上?就是把地主、富農家庭的子女放在這個95%以內。」

毛澤東醞釀發動「文革」之時,彭真這番話顯然不合時宜。「文革」中的紅衛兵譏笑他是「重在表面」。1966年3月20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說:「學術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在那裡掌握著……大、中、小學大部分都是被小資產階級、地主富農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壟斷了。」「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將來出修正主義的就是這一批人」。「這批人實際上是一批國民黨」。階級鬥爭的對象已經由地、富、反、壞、右擴展到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甚至是出身於這些階級的知識份子。尤其令人震驚的是,毛澤東把這些人定性為「國民黨」。

四、六、八中的高幹子弟,其實早就從毛澤東對毛遠新、王海容的談話中,理解了毛澤東的這一思想。他們為了當好「革命接班人」,勇敢地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堅決主張用「階級鬥爭這門主課」,取代文化課的學習。《換取五分的秘密》發其端,廢除高考的倡議終其成,四中的學生把階級鬥爭的矛頭對準了欽定的「國民黨」。用劉輝宣(禮平)的話說,他們是衝著國旗上的兩顆星去的。

毛澤東支持的清華附中紅衛兵,可以說是「四・六・八學潮」的翻版。他們批判地主出身的校長萬邦儒,批判重點依然是不貫徹階級路線。他們宣稱萬重用資產階級的子女,壓制幹部子弟。一位紅衛兵的家長如此分析:「這就是對我們的專政。他們早把我們恨之入骨,如果沒有黨和毛主席,沒有強大的人民解放軍,早把你們殺光了。這裡面有階級仇恨啊!」

毛澤東關心的是教育界的領導權,紅衛兵關心的卻是「接班人」的爭奪。在「黑五類」子女淘汰出局的形勢下,能與幹部子弟一爭的,只有兩顆星(特別是知識份子)的子女,而擊敗這些子女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階級路線。還是那位家長,一語破的:「在你們這樣的學校裡,團結95%可能不太適當吧……對右派學生,你們心裡都有底,一個成分,一個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就足以卡住他們,不讓他們升學,讓他們好好改造。」「在學校裡,這些人是改造不了的」。(引自《紅衛兵興衰錄》)

階級鬥爭不僅要年年講,而且要代代傳。於是,一副血統論對聯應運而生:

老子英雄(後改為「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

血統論籠罩京城

對聯一經產生迅速風靡京城,傳向全國。當年北工大的學生譚立夫說得好:「這副對聯一出來,就幾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的確如此,對聯讓不同出身的學生陷入冰火兩重天。幹部子弟在對聯的激勵下,充滿了神聖的使命感,迫不及待地想擔負起接班的重任。他們穿著褪色的軍裝,提著銅頭皮帶,四處尋找「階級敵人」。一位幹部子弟在清華大學辯論會上說:「天下是老子的父母流血犧牲打下來的,老子就是要坐天下。」他的話博得滿堂喝采。出身不好的學生,在對聯聲中卻是心驚肉跳。北京一中的「狗崽子」們被逼著一邊走,一邊敲鑼,一邊喊:「我是混蛋,我是資本家……」情同手足的同窗學友,轉瞬間變成不共戴天的階級仇敵。

有一種說法需要糾正,即中央文革是不支持對聯的。不錯,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伯達批判過對聯,批判過血統論,但那是在高幹子弟利用對聯支持工作組之後。在紅衛兵用對聯衝擊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時,中央文革可是一迭連聲地稱讚。7月27日,在展覽館召開大會,各校紅衛兵打著寫有對聯的大字標語步入會場,高呼口號:「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江青一旁接道:「基本如此嘛!」

8月2日,關鋒在國務院接待室對群眾說:「有個口號:『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對這個口號到底怎麼看?我看這個口號基本是貫徹了階級路線的。」

8月4日在北師大一附中,有同學問陳伯達:「關鋒講話是否代表中央文革?」陳問:「講的什麼?」答:「關鋒說對聯基本精神是好的……對不對?」陳:「也對嘛,基本如此嘛!」

最權威的還是康生的講話。8月6日晚,在天橋劇場辯論對聯的大會上,康生說:「你們一切評論的、一切辯論的、本質的東西就是要不要階級路線的問題,而不是對聯要不要改幾個字的問題……你們到處奔走、到處呼籲、到處串聯、到處革命,就是為了這一階級路線——毛澤東的階級路線而奮鬥,我對你們很敬佩!」血統論的烈火是乘著階級鬥爭的東風才熊熊燃燒的。烈火中,「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先是在學校打黑幫、打狗崽子,然後衝上社會打小流氓,打地、富、反、壞、右,一場血腥的「紅色恐怖」就此拉開帷幕。

打人基本有如下形式:

一、批鬥會。8月4日,在北大萬人大會上,紅衛兵用皮帶抽打工作組組長張承先,開了批鬥會公開打人的先例。8月13日,在工人體育場召開批鬥小流氓大會,會議由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主持。當紅衛兵衝進體育場毆打小流氓時,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小流氓幾乎要被打死。8月19日,在中山公園音樂堂,四中、六中、八中的紅衛兵和北京市新團委、教育局聯合組織了一次批鬥黑幫分子的大會。這是一場為「四・六・八學潮」翻案的大會,發言者聲淚俱下,聽眾席群情洶湧,不斷有紅衛兵跑上前臺,掄起銅頭皮帶沒頭沒腦地抽打被批鬥者。臺上無人阻止,臺下齊聲叫好。原教育局領導孫國棟被打斷三根肋骨,李晨被打得頭破血流,八中副校長溫寒江渾身是血,昏厥在舞臺上。批鬥會上打人,殘酷程度當然比不上後來的私刑拷打,但卻有著非同一般的示範效應。因為是有組織進行的,所以它向社會昭示了一條「真理」:十六條以及報刊上的「要文鬥,不要武鬥」,不過是一紙空文,對群眾運動並無約束力。

二、校園游鬥。由於中央為北大「六一八」鬥黑幫事件平了反,所以各學校自發式游鬥盛行,中間還夾雜著班級或全校性的批鬥。游鬥、批鬥中,暴力成風。如四中的「八四武鬥」,全校的黑幫分子和反動學生統統被拉到校園游鬥,拳腳雨點般落下,淚水和血水灑滿校園。8月5日,師大女附中在游鬥中打死副校長卞仲耘,此後死人的事就不斷發生。8月17日,101中學打死教師陳葆昆。8月19日,外國語學校打死教師張輔仁、職員張福臻。8月22日,女三中打死校長沙坪、八中打死校長華錦。

被打的不光是黑幫,還有學生。8月25日,師大女附中初三四班開會鬥爭「狗崽子」,十個出身不好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繩繞過脖子把她們拴在一起,有人動手打,有人向她們潑墨水。北大附中「紅旗」則統一部署在全校對出身不好的學生進行鬥爭。初三五班就有十幾名同學遭到毒打,這些學生當時只有15歲。

三、「破四舊」。8月18日毛澤東接見之後,紅衛兵衝向社會「破四舊」,抄家、打牛鬼蛇神。打擊的對象很寬泛,地、富、反、壞、右之外,還有資本家、小業主、文教界人士、學術權威、民主人士、有歷史問題的人以及流氓。如果說,打老師和同學還有所顧忌,那麼打這些人可就肆無忌憚了。打人方法五花八門:皮帶抽、木棍打、開水燙,鋼絲鞭、刀劍……

四、私設監獄。從6月份開始,各中學都設立了勞改所,專門收容揪出來的黑幫分子、反動學生以及「狗崽子」。「破四舊」以後,勞改所也收從校外捉進來的「階級敵人」,遂成為變相監獄。最典型的就是六中的勞改所。它是由音樂教室改造成的,有看守室、刑訊室、男牢、女牢,上設值班崗樓,安有警鈴、探照燈,所內置有長、短刀、術槍、皮鞭、彈簧鞭等,日夜審訊拷打「犯人」。臨獄牆上,有先用紅漆塗寫、後又用人血描摹的「紅色恐怖萬歲」6個血淋淋的大字,陰森恐怖至極。這所監獄先後打死過3人。四中紅衛兵則將教工食堂改造成「刑訊室」,食堂連接一個很窄的小巷,十分隱蔽,外面聽不到受刑者的號叫。一中的勞改所是由菜窖改造的,在那裡打死過13人。此外,二十五中的「教育室」、十三中的「紅色刑訊審」等等,名稱不一,性質相同。

學校之外也有監獄,最著名的是吉祥劇院和東安市場(當時改名東風市場)。凡各校紅衛兵抓到的「牛鬼蛇神」,想讓他們死、自己又下不了手的,都可以送去。

「劣等血統」的人隨時都有喪命的危險,那種恐怖與痛苦,經歷過的人無不刻骨銘心。

錯失挽救的時機

在瘋狂的「紅八月」,曾經有過幾次阻止事態惡化的努力,可惜都被否定了。

第一次是8月6日。在天橋劇場關於對聯的辯論會上,清華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紅衛兵發出《緊急呼籲書》,呼籲「立即採取有效措施,嚴格制止亂打人。」儘管他們的矛頭主要指向打紅衛兵的所謂「流氓」,但也對打人的紅衛兵進行了婉勸。康生當場表示讚揚。據穆欣講,王任重把《呼籲書》送給周恩來,建議公開印刷,廣泛張貼。周又呈送江青、毛澤東。大家都圈閱後,由陳伯達批交「文革」小組辦公室印發。當穆欣印好並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散發時,卻遭到江青和毛澤東的反對。穆欣分析,原因可能是《呼籲書》和會上正遭批評的「中央八條」精神一致。

8月23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學生開了10萬人的大會,把凶手提出來,驚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發《呼籲書》。流氓也是少數,現在不要干涉。」

第二次是紅衛兵衝上社會之後,毛澤東找吳德聽取「破四舊」情況匯報。吳德說:

當時林彪等人也在場。我在匯報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實的情況,剎一剎這股風。我匯報說市委沒有力量控制局面,解決不了「破四舊」產生的混亂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維方式緩緩說:北京幾個朝代的遺老沒人動過,這次「破四舊」動了,這樣也好。林彪也說:這是個偉大的運動,只要掌握一條,不要打死人。

其實,類似毛澤東的想法,在高層領導中普遍存在。

一位副總理對農業大學黨委指示:「要青年學生鬧一鬧,因為自1949年解放以來,城市就沒有大鬧過。不大鬧一下,怎麼能把那些壞人清出來呢?」

另一位副總理對糧食部人員談話說:「解放十幾年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專政是不服氣的。這次出現了紅衛兵,紅衛兵一起來,來個橫衝直撞,又打、又鬥、又抄。這次資產階級服氣了(雖然心裡有些不滿),資產階級才真正知道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

一位老帥在接見13個藝術院校、團體師生代表時說:「有些極反動的傢伙,十多年來天天罵我們黨,罵我們毛主席,左鄰右舍都知道,恨死他們了,但誰都不敢動他,這一會小將們就把他們揍死了。可能違反一點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掃除了壞人,掃除了我們社會上的垃圾。」

倒是林彪的說法,貌似附和,實含暗諫,因為他不可能不知道,那時候已經「打死人」了。

第三次,吳德是這樣說的: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開始武鬥的,那時武鬥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據火葬場的統計是70多人……我很緊張,寢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長謝富治。我談情況時,謝富治也顯得很緊張,神色驚疑。我們認為要制止這種情況。謝富治說:由公安系統、市委分別發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們市委的稿子還沒發出去,當天夜裡2點鐘,謝富治打電話找我去。我去後他對我說:公安系統似的稿子送給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評了。大意說:你們還是想壓制群眾,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發動,你們不能像消防隊救火一樣。這樣,混亂的局面就無人敢加以制止了。

此段記述時間有誤,1967年春北京沒有打死那麼多人,而且吳德接著又說:「不斷傳來打死人的消息使我發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一直到11月18日……中央文革小組才同意市委發布《重要通告》。」

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是1966年11月18日發出的,通告嚴禁私設拘留所、私自抓人拷打。1967年的死人事件不可能1966年發通告制止。從火葬場燒人的情況看,吳德說的應該是1966年8月下旬的事。

《重要通告》發出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的人分別到六中、東安市場等地取締私設的監獄。據戚本禹講,他帶《解放軍報》記者連夜趕到東安市場,那裡還在打人。一個「女流氓」被鞭子抽得血肉橫飛,一鞭下去,白肉都會翻出來。他們命令紅衛兵放人,「牛鬼蛇神」都跪在地上喊「毛主席萬歲」!事後,軍報記者曾寫一報告,擬送呈毛澤東。陳伯達看了說:「太陰暗,不能送。」就壓下了。

(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 辰君 来源:老兵讀史 --版權所有,任何形式轉載需看中國授權許可。 嚴禁建立鏡像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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