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公有制是萬惡之源(組圖)
(左圖）中共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右圖）農村飢腸轆轆的農民。（網絡圖片）
100多年前「一個幽靈在歐洲上空徘徊」，「共產黨宣言」宣稱「共產黨的目標用一句話概括起來，就是消滅私有制。」徹底消滅私有制，全面實行公有制，1949年中共篡政後步蘇俄後塵，在城市裡沒收資本家的工廠，一切私營工商業，小至路邊小店，沒收一切房屋私產，由政府重新「分配」，在農村沒收地主富農一切土地房屋財產，分給「貧下中農」，數年後由互助組，合作社進而「人民公社」一切土地收歸國有。結果如何呢？
結果就是城市裡蕭條冷落，連一間路邊小麵店都要國營，店員懶懶散散，沒人安心工作，顧客稀稀落落，不但消費程序繁複，費時失事，還要看服務員一付晚娘冷面孔。工廠裡工人懶洋洋應付上班考勤，為的只是月底那一小點微薄的工資，完全沒有任何生產主動性，積極性，大家紛紛把工廠裡任何有私用價值的生產資料偷回家去製作家具，家庭用品……使得整個國家生活日用品奇缺，無論什麼東西，吃的用的一律憑票供應，共產主義沒建成，倒是先建成了一個「票證王國」。「解放」幾十年，所有大中小城市，除了「蘇聯展覽館」幾乎沒有任何新建築，大城市全靠舊政府留下的一些高樓大廈撐門面，普遍一家三代四代擠在黑暗狹窄的小平房裡，年輕人無房結婚，上海還曾發生為婚房鬧出人命的悲劇。
農村情況更甚，中國廣大農村數千年的「各家自種各家田，收穫各搬家裡囤」的生產秩序被共產黨一朝徹底打破，實行所謂土地全部收歸國有，農民集體上工記工分，年終分配糧食現金的人民公社法則。結果全體農民都成了無地的不自由的農奴，可說是完全沒有任何生產積極性。
現時有對當年中國農村「人民公社」非常生動真實的描寫：早上隊長書記吹哨集合訓話分工，農民社員懶洋洋開工，書記隊長回家抱老婆「學毛著」去了，或者去隊部泡茶閒聊「研究工作」，全額工分照記一分不少，到年終書記隊長分最多。請看現時文字資料對當時農村情況的記載：
1958年「大躍進」後，由於實行平均分配，許多社員在家裝病，三請五請不出門；勞力多人口少的戶本來是生產上的主力軍，但收入減少最多，因此他們勞動情緒消沉，休息多幹活少，不滿地說，「共產黨沒良心了，說的是按勞分配，實際是誰苦戰苦了誰」；有的管區有48個人拄上假枴杖不參加勞動；耕地不能及時翻好，致使出現荒地的現象（有的村竟1,500畝地都沒耕）；同時肥料少，農具缺，水也不足。這與上級想像中的「大躍進」恰恰構成了鮮明的對照。（1）
上述反映的情形不僅是太谷縣一個地方的現象。例如，在廣東新會也出現了「四多四少」：吃飯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裝病的人多，吃藥的人少；學懶的人多，學勤的人少；讀書的人多，勞動的人少。有人稱當時的人民公社為「三化」：「出工自由化、吃飯戰鬥化、收工集體化」。各地的勞動出勤率普遍下降了五、六成，勞動效率和勞動質量也普遍下降。基層幹部受到影響也消極起來，甚至隨波逐流，對1959年的更大躍進缺乏信心。在全國許多地方，備耕工作重視不夠，肥料準備不足，耕畜養護不好。（2）不少地方發生了宰殺和停養牲畜、禽畜的嚴重現象，如山東省耕牛死了四分之一，廣東不養豬了等等。據李銳回憶，在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上，陶鑄說：「九年慘淡經營，真是毀於一旦」，750萬農戶，70％以上養豬，一吃一死，都不養了；李雲仲在金縣一個生產隊調查，去年有豬300多口，今年只剩了9口，雞鴨去年幾乎殺光了。（3）
總的來說，在農民們眼中，1958年9月「公社化」以後是99％的缺點，東西也不分你我亂拿；公社化儼然就是「共產主義」，一切都歸公了；公社化搞食堂，幹部假借查衛生的名義到處搜尋糧食，致使群眾害了怕，覺得社會變了樣；上面是「一平二調三收款」，下面是「一愁二怕三緊張」；群眾思想混亂，害怕共產；有「十五氣」，第一氣領導幹部「帶了瘋氣」，人們心裡有一股怨氣，可是又不敢說，覺得自己就是個受氣疙瘩，吃了一年的釘子；人們開始半信半疑，覺得世道不對了；領導上說話不算話，群眾對政策也不相信，開始和黨脫離；無論是派任務還是調勞力、物資，都頂，形成上下頂牛；並開始哄上頭，據說是，幹部哄群眾，哄一成，群眾哄幹部，哄九成。……（4）江西省委黨校甚至有80多個縣委一級幹部在1959年初的「鳴放」中也提出：中央通過的兩個有關公社的決議是「心血來潮」（5）。
經歷過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農民實際上已經明白，「集體經濟」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從此農民們與共產黨離心離德，開始了他們的「反抗」和「堅決抵抗」（毛澤東語）。這一反抗的最主要方式就是「怠工」或「變相罷工」，不生產或是不多生產，表現為出勤率和勞動效率的普遍下降，以及人為造成的田地荒蕪，施肥、灌溉和耕作水平的下降。從另一方面講，在農村經濟高度「國營化」的情況下，農民也產生了依靠國家和依賴上面的思想。換言之，在國家「共」他的產的同時，他們也夢想著「共」國家和別人的產。這一時期農民的另一個反抗方式就是瞞產私分。從1959年初的情況看來，瞞產私分是相當普遍的，但不如以後的「三年困難時期」那樣嚴重。
無論是怠工、不生產，還是瞞產私分，都是「大躍進」和「困難時期」農民行為的共同特點。顯而易見，1958年的「大躍進」事實上把政府和農民逼到了對立的位置上，也可以說雙方已經「正式開戰」。而在以後的3年裡「兩軍對壘」的結果，自然是處於弱勢地位的農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毛澤東在國際上的聲望也大為折損，從此他再未嘗試爭奪國際共運主流陣營領袖的地位，而是針對國際共運的主流陣營發動了「大批判」。
中共鼓吹階級鬥爭和宣揚「共產主義是天堂」。（網絡圖片）
結果就出現了人類文明史前所未有的1959～1962年的三年大飢荒，活活餓死了3800萬人，究竟「大躍進時期」導致多少人死亡？目前官方的人口統計顯示：1958年全國人口為65,994萬人，比上年增加2.22％，較前幾年增長率為低；1959年為67,207萬人；1960年為66,207萬，減少1千萬整；1961年為65,859萬。實際上這幾年的官方人口統計數據是不真實的。《當代中國的人口》一書首次指出了「三年困難時期」官方的人口統計數字不真實的問題。此外，當時很多列為「正常死亡」的人口中，很大部分實際是飢餓致死的。例如，在甘肅，「死了人還不敢說是餓死的」，對死人區分正常與非正常死亡，「是很難分清楚的」。（6）
《當代中國的人口》披露：1959年的人口數字是「浮誇風」盛行之下有意多報的結果；1960年人口的減少數實際上比公布的1千萬多；據1964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回推，1961年的人口數應當是64,508萬人，比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少1,351萬人；這樣3年累計人口減少數為1,486萬人。如果考慮到人口的出生、死亡和由此決定的人口自然增長情況（這與前幾年相比也有很大變化），這一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當有數千萬之多。（7）另據一項對農業勞動力的統計，1961年比1957年農業勞動力減少了2千萬人。（8）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唯一一次認真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嘗試結果，是執政黨最後不得不斷了實現這一理想的念頭，在1970年代末期局部重新回到了農業集體化之前的原點。然而，中國的農民為了這一試驗卻付出了數千萬條生命，但又有誰向死者表示過悔意呢？
鐵一般的事實，無情地無可爭辯地證明了：馬克思共產主義消滅私有制只是一個脫離現實，與人性相悖的空想，它給人類帶來了空前的災難，中國49～78年的經濟大倒退，59～62年3800萬餓殍的屍骨給它下了最好的註腳。
9/11/2017寫於香港
（原文有刪節，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和立場）
【註釋】
（1）見晉中地委「關於以算賬為中心的整社試點工作的報告」，太谷縣檔案：3－1－54；太谷縣檔案：3－1－58，第4、11、12、13、14、19、22、24、26、35、40、45、51、52、88、93、101、127、130、139頁；還參考對胡二娃的訪談（1994年9月）。
（2）《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下），第127至128、131頁；在湖南，據說農民「作了一天活，身上沒出汗」，見《廬山會議實錄》，第372頁。
（3）見《廬山會議實錄》，頁156、26、48等。
（4）太谷縣檔案：3－1－58，第128、2、13、27、18、48、65、128、129、3、34、61、26、28、32、132頁。
（5）《廬山會議實錄》，第42頁。
（6）「甘肅省農業合作制簡史」，《甘肅省農業合作制大事記》，甘肅人民出版社，蘭州，1988，第24、38頁。
（7）《當代中國的人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第6至9頁。
（8）《鄧子恢傳》，人民出版社，1996，第5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