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14日，居民在深圳排隊接受病毒核酸檢測。（圖片來源：ST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2年7月21日訊】今年5月，深圳的抗疫燈光秀打出了這樣幾個字——保綠碼，搞錢錢。但對於很多中小企業主來說，搞錢正變得越來越難。
疫情之後，這種物質層面上的難，正在轉變為精神上的難。一個顯著現象是，深圳唯一的一家三級甲等的精神疾病專科醫院「康寧醫院」裡，多出了許多中小企業主的身影。醫院成立已42年，其精神心理科下，設立了睡眠障礙、焦慮障礙、抑鬱障礙等門診，正好與這些前來醫院尋求幫助的企業主們的症狀相呼應——焦慮、抑鬱、睡不著。
他們搭乘過時代的「電梯」。從農村出身一無所有，在過去的十數年的幾波造富浪潮中一躍成為企業的管理者，進入富裕階層。今年2月深圳統計數據顯示，中小企業數量超過250萬家，佔全市企業總量的99%以上。毫無疑問，他們是深圳經濟的毛細血管，更是活力之源。
在深圳，精神疾病已經成為它的常見病之一。40年來，深圳常住人口從31萬增長至1343.8萬人，增長42倍。同期，北上廣人口增長只在1-2.5倍之間。在康寧醫院的一次調查中，發現深圳市居民各類精神疾病加權終身患病率已經達到了21.87%。而疫情放大了這種壓力。
王永軍，現任深圳市康寧醫院臨床精神病研究室主任。他今年50歲，博士畢業於首都醫科大學，也是清華大學博士後。同時，他也是一位新深圳市民。他既享受深圳的開放、包容，也感受到競爭帶來的壓力。最近，他接診了許多焦慮的老闆們。
以下是深圳康寧醫院王永軍的講述——
返貧焦慮
近兩年，來找我看焦慮的企業主越來越多，普遍都只有三四十歲。最近的患者裡，有一位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長。
他是很典型的一代深圳「移民」，40歲，人很內向、有涵養。經過十多年奮鬥，積累了今天的財富，已經擁有了一家上市公司。
通過進一步溝通，發現他是典型的焦慮症，產生了一些軀體不適。和人聊天的時候聲音都帶著細顫，止不住發抖；坐下來不停換腿，不能長期保持同一個姿勢。他也主訴自己時時刻刻處在不能控制的擔憂之中。
理智上他知道這些工作和生活中的細節不會出太大紕漏，但還是控制不住自己，整天擔心。這種難以控制的莫名擔憂引發的坐立不安、肌肉顫抖，最後影響病人的工作和生活的情況，在醫學上叫「浮游性焦慮」，是廣泛性焦慮障礙的其中一種表現。
而引發他焦慮的直接事件，是家人突然生病和公司長期的運營壓力。
我記得還有一個焦慮比較嚴重的男性患者，診斷為「雙相情感障礙」。
他50歲，潮汕人，整個家族都是做生意的，做進出口貿易。因為疫情、國際貿易的原因，他的生意一落千丈。他一坐下來就嘆氣，跟我說：「每個月公司財務赤字太厲害了。」
找到我的時候，這個患者整個人面容憔悴，滿頭大汗，兩個黑眼圈非常明顯。他一坐下就開始摳手指，說話的時候手和腿都在發抖。他主訴自己已經三四個月不能睡覺，靠每天吃3-4片氯硝西泮才能勉強維持睡眠、控制自己的焦慮情緒。
氯硝西泮有一定的鎮靜作用，他晚上剛吃完的時候，斷斷續續勉強睡一小會兒。到了白天就會精神倦怠，打不起精神做事，渾身乏力。來看我，是因為受到焦慮困擾，情緒低落，悲觀絕望，他基本上無法正常應對工作，生意上的事情只能全部交給其他人處理。
他情緒極不穩定，煩躁易怒。狀態好的時候，他精力旺盛、愛好社交、講話滔滔不絕，對生意和生活會產生很多想法和計畫，除了這些之外，患者還會變得易怒，到後期情緒失控的時候會對老婆使用暴力。狀態差的時候，一段時間情緒變得極度抑鬱，無所事事，所有的想法和計畫都執行不下去，也不願意去做。
判斷一個患者是否是焦慮症至少有四個要件，首先要看他是否與軀體疾病有關，很多種軀體疾病早期可以是焦慮，其次有沒有具體的生活應激事件引發焦慮，第三評估患者的人格和性格基礎，第四確定焦慮對其社會功能的影響。
一般情況下，焦慮的患者不需要住院，回家按時服藥就可以。但如果是性格缺陷明顯、焦慮嚴重的患者，社會功能受損嚴重就需要住院。
越來越大的門診量
從2020年疫情開始之後，我明顯感覺到康寧醫院的門診量越來越大。
即使是很貴的特需號，仍然是供不應求。每週二下午，正常情況下是預約5個病人，疫情之後，基本上每次都要加號，最多一次，我一個下午加了五六個患者。
整個醫院每天門診量每天都超過2000，睡眠、焦慮、抑鬱這三個科室的專家號都很難挂，放出去很快就全挂完了。調查顯示，幾年時間，康寧醫院的門診量翻倍。
大大小小的企業主、創業者普遍處於焦慮狀態。很多老闆就診的時候會有秘書陪同。他們不僅有自己賺錢的壓力，還負擔著很多家庭的生計。
不過，他們不避諱來康寧看病，一方面是這些企業主相對來說經濟基礎比較好、世面見得多，敢於面對自己患病的事實；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生活事件引發的焦慮，對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到了不得不治療的地步。
同時，重病患者也比較多。從今年開始，住院病人數量就沒有低於1600人。實際上正常情況下，坪山區和羅湖區總共開放床位只有1330個。
2020年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我接診過一個年輕人。陝西的小夥子，只有二十來歲，因為和同事產生了肢體衝突，對方報警之後才被送到康寧來。
我一看就知道他肯定是患有重度焦慮，情緒非常不穩定。他跟我交談過程中對我不信任，總是抬頭看監控器，認為我和警察是一夥的，肯定不會向著他。而且覺得周圍很多人要害他，上司也看不起他，揚言出了醫院就要報復他們。
仔細詢問才知道他老家在農村，全家5口人就靠他一個人賺錢。他一個月工資也就四五千元，他自己要生活，還得給老家的父母寄錢。同時從小也缺乏親人的關心，住院了都聯繫不上他父母。他一直不知道怎麼排解自己的情緒，遇到挫折就會把其他人和事往最壞處想——每個人都要害他，最後形成惡性循環，被大家集體孤立。
甚至成年人自身競爭的壓力會傳遞給未成年人。最近經常有媽媽帶著孩子來門診找我，覺得孩子精神狀態不好，情緒不穩定：一天到晚玩手機、打遊戲，就是不好好學習；或者不服從學校管束，對任課老師、班主任乃至家長都有強烈對抗情緒。好多家長和孩子的溝通方式存在問題，焦慮程度比孩子還嚴重，家長的焦慮得不到緩解，孩子的問題很難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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