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吳晗(圖)
文革期間的紅衛兵（图片来源: 公用领域）
回憶「文革」的文章，有一人永遠無法繞過，此人就是原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所撰「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在《文匯報》發表，「文革」序幕由此拉開，不久無數官員與知識份子厄運降臨，但第一個遭開刀祭壇的人物，是《海瑞罷官》的作者——集官學於一身的吳晗。吳晗不僅是《海瑞罷官》的作者，又是欽定「三家村」的黑幫。對於厄運突然降臨，不僅令吳晗自己如突遭五雷轟頂、十分意外，就連吳晗的朋友也感難以理解。要知道1949年後，吳晗曾是為數不多的可出入毛澤東書房的明史專家。1965年又是吳晗所著《朱元璋傳》，在接受毛澤東「歷史唯物主義」的指示修改後，重新出版的一年。
吳晗的遭遇似乎值得同情。在姚文元奉命拉開「文革」序幕之前，毛澤東確定的打擊目標中，吳晗也許還不夠格，但為什麼要選擇先拿下吳晗開第一刀？先拿吳晗開刀，其實是為敲打1959年在廬山被罷官的彭德懷，而敲打彭德懷，也只是「敲山震虎」而已。1959年4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突發奇想，提出幹部應學習海瑞「剛正不阿，敢言直諫」的精神。不久，毛澤東的大秘胡喬木將此信息透露給吳晗，這對於步步緊跟的吳晗而言，又是又一次重要機遇，豈能輕易放過。此後，吳晗接二連三地寫出「海瑞的故事」、「論海瑞」、「海瑞罵皇帝」、「清官海瑞」等文章，發表在中共頂級宣傳機器——《人民日報》上。1960年，意猶未盡的吳晗又編寫了歷史劇《海瑞罷官》。此時的吳晗正值春風得意，完全未意識到自已正一頭鑽入已悄悄收緊的絞索，甚至連著名京劇藝人馬連良，因應吳晗之邀在劇中飾演海瑞，也在1966年慘遭橫禍送了老命。
在西南聯大時期，吳晗就已明確選中緊跟的目標，以猛烈抨擊民國政府的腐敗，作為進身資本。易杜強（美）在《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九州出版社2012版）一書中，稱吳晗：「當他（在講臺旁）怒斥漢代『外戚干政』時，只有傻瓜才聽不出這尖銳的諷刺是指向宋子文、孔祥熙、和蔣介石本人的。」同在此書內，作者又指出：「吳晗專攻明史。在他看來，明朝末年，帝王統治集團腐敗無能，官吏貪髒枉法……，這一切與蔣統治下的中國極其相似。」可以毫不含糊地說，吳晗在1949年之前，就已是死心追隨紅色政權的左翼人士，這在崇尚學術自由與精神獨立的西南聯大知識群體中不多見。
吳晗在政治上的投入，所來帶的收益是顯而易見的。在那個時代，文化人由學而官的典範有二位，一是郭沫若，另一人即是吳晗。1948年，吳晗由民盟的身份，成為代表新政權掌控北大、清華的接受大員。北平守將傅作義投降後，吳晗榮任北京市副市長，成為中共大員彭真的副手。在以後的幾年內，吳晗真正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1950年代前期，吳晗作為權力在握的官員，在北京城區的建設規劃上，與清華大學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發生激烈爭論。梁、林的目的是為了保護老城區傳統的文化建築（包括牌樓、城門等），建議另建新城區，與老城區形成「日月同輝」的格局。建築學家的真知灼見，彭真作為共產革命家也許不會理解，但作為明史專家的吳晗也不明白，就講不過去了。半個世記後的今天，對梁、林與吳晗的衝突，已毋須再作評論。當年林徽因拖著病軀痛斥吳晗「終將身敗名裂」時，沒人想到十年後竟一語成籤。
1957年的春夏之交，吳晗的步步「緊跟」更令人驚愕。在民盟中央面對面批判欽定大右派章伯鈞、羅隆基的大會上，同為民盟成員的吳晗，作了「我憤怒！我控訴！」的火藥味十足的發言。吳晗的批判鋒芒畢露，聲色俱厲、句句見血，必欲致章、羅於死地而後快的冷酷與蠻橫，令人不寒而慄。
姚文元在1965年的文章對吳晗而言，是喪鐘。不久，吳晗遭紅衛兵抄家，又被紅衛兵綁在樹上用皮帶抽打，頭髮被拉光，脖子裡被灌入熱沙子，鮮血順褲管流下，受盡地獄般的折磨，其妻及一女也先後遭迫害致死。而8年前被吳晗往死裡整的羅隆基，雖被打成「右派」，卻能「死不投降」；雖被撤掉森林工業部部長的官職，卻有幸未被關押秦城監獄，也沒送北大荒勞動改造，更未遭紅衛兵的侮辱、批鬥和毒打，甚至還保留了全國政協委員的頭銜，還居住在北京廼茲府寬敞的公館裡，還能有老朋友看望、聚會和聊天，甚至聊天中還能大膽表示對「反右鬥爭」的不滿。1965年12月7日深夜，羅隆基因心臟病突發，平靜地離開人世，此時正值吳晗的喪鐘敲響後一個月不到的時間。吳晗與羅隆基的結局如此大相逕庭，吳晗自己做夢也想不到。吳晗在屈死前，對自己以往為政治而學術的偽學者習氣，對自己因「緊跟」而落井下石的種種卑劣行為是否後悔，我無法判斷。但有一點是明白無誤的，即如果吳晗沒有為「緊跟」而對羅隆基落井下石、沒有為「緊跟」而大寫有關海瑞的文章與海瑞戲，恐怕也不會淪為「文革」一開始即遭開刀祭壇的人物。吳晗的身上折射出中國知識份子同類相殘的劣跡。吳晗在1957年對「章羅聯盟」的殘忍殺伐，已種下對自己傷害的種子。中國人常說的「因果報應」，似乎在吳晗的身上獲得驗證。
「文革」結束後，吳晗似乎又一次獲得回報——除最早獲平反及恢復名譽，官方在清華大學近春園的荷塘旁還修建了「晗亭」。這對屈死的冤魂而言，似乎是一種安撫或補償，當然在更大程度上是中共做給活人看的。知識界依然步步驚跟，我所見的文字中，就有人稱吳晗的「品質永垂青史」、「人民永遠懷念他」，甚至有中年的歷史學博士生在文中稱之為「偉大的歷史學家」。很顯然，如此捕風捉影的廉價讚頌，其實是刻意迴避歷史。其中真正的原因在於，吳晗的棍子與姚文元的棍子存在明顯區別——吳晗的棍子專打在知識份子的身上。在我看來，清華園內的那個「晗亭」，最終將成為對落井下石一類知識份子的嘲諷。
若干年前我讀美藉華裔學者張純如（Iris Chang）的著作《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書的「結語」中有一段文字：「在訪問南京大屠殺的時候，我發現不僅僅是日本人的問題，還有中國人的奴性。中國人有一種極其惡歹的心理，在世界民族中也罕見！從來沒有一種人，因為不同的主子，可以作踐自己的同類，到了極其殘忍的地步……」。我在看到這段文字的時候，首先聯想到的是上世記50年代的吳晗——一個奴性十足的吳晗，也是57反右中的第一打手吳晗，又是急於自相殘殺，最終又自掘墳墓的吳晗。
吳晗的悲哀，不止是個人的悲哀，也是一個民族的悲哀、一個民族知識群體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