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年心志不改 紐約六四紀念館籌建紀實(圖)
美国纽约六四纪念馆内观（六四纪念馆馆长于大海提供給自由亞洲電台）
【看中國2023年6月2日訊】由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領袖群體主持籌建的紐約「六四紀念館」即將在今年6月4日天安門民主運動三十四週年紀念日前在紐約曼哈頓開幕。這個紀念館是如何緣起、其籌建過程又是怎樣的呢？
于大海告訴自由亞洲電台，自己喜歡做小事情，「紀念館的很多事情能做的我都做了，包括拉電線、安裝投影儀等等，包括去年在華盛頓做六四特展的很多展板等等，很多事情都是我自己做的」。他把自己這種習慣追溯到小時候，在文革期間「學工學農」期間養成的習慣。
能見度不高的館長
于大海是去年底就任籌備中的「六四紀念館」館長的。紀念館核心籌備組中有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領袖王丹、周鋒鎖，當年的工人運動領袖呂京花等多人。
和這幾個人不同，于大海並沒有親身經歷1989年學運。早在1980年代初期，於大海從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後，就通過李政道獎學金留學美國。六四事件發生的時候，于大海已經在美國東岸的著名私立大學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任教。
但于大海並沒有自外於中國的民主運動。中共的軍隊在1989年6月4日凌晨用槍炮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的事情傳遍世界後，於大海有一段時間幾乎全職投入到海外支持中國民主的運動中。在1990年代，于大海曾在普林斯頓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從事研究，並主持《中國之聲》、《北京之春》等海外政論雜誌。
于大海的主業是金融投資，他不太常在媒體前述及自己的民運經歷。但即使後來海外民運經歷低潮，他也始終沒有離開過民主運動的陣營。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對民運的活動，三十多年來從來沒有間斷過。」
這次參與「六四紀念館」的籌建，于大海作為館長的職責是負責行政工作，布展、財務和法律等事務他都要把關。他和呂京花在曼哈頓上上下下地跑，最終把館址選在靠近交通要道賓夕法尼亞車站（Penn Station）附近。
提前推進的計畫
王丹在去年一月對外宣布籌建紐約「六四紀念館」，全名是「六四大屠殺紀念館」(June 4th Massacre Memorial Museum)，為此還註冊成立了非政府組織「六四大屠殺紀念館委員會」。
11年前，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曾在香港尖沙咀開辦了以六四為主題的紀念館，但屢遭香港政府的打壓，兩次被迫遷址，最後於2021年關閉。
王丹說，香港六四紀念館的關閉正是紐約六四紀念館的緣起，「那我想，這麼大一個歷史事件，不應該沒有一個紀念館，然後就開始跟一些朋友討論，大家都很贊成，這樣就慢慢做起來了。大家想法都一致，就成立了籌委會。」
籌委會有個五年計畫，原計畫用兩、三年時間眾籌第一階段資金五十萬美元，先把紀念館開辦起來。但超乎眾人想像的是，委員會僅用不到八個月時間就籌集到了五十萬美元，「一開始就是籌委會這五十多個人，籌委會的人籌了七萬多美元，在這個基礎上向社會大眾呼籲，然後四面八方的捐款就匯進來了，」王丹介紹說。
讓王丹印象最深刻的一筆捐款是國內一位單親母親一百元人民幣的捐款，「這一百元人民幣在我看來，它的重量跟一萬美元是差不多的，她自己生活貧困，又是在國內，聽說要建紀念館，她無論如何要盡一份力量，所以她就托別的朋友輾轉捐了100元人民幣，從中國國內。」
據於大海介紹，在所有捐款中，最大的一筆也是來自一位國內朋友的十萬美元，「實際上也是參加過天安門民主運動的一個學生，後來是在國內發展實業，賺的錢比較多，但他的八九情結顯然還是非常強。當他聽說這個（籌建紀念館）消息，他就主動和王丹、和我們聯繫。」
第一筆資金五十萬美元提前了十七個月到位，這大大推進了紀念館籌建的速度。但這也大大壓縮了幾位核心籌備組成員的時間，王丹介紹說，從去年初開始，核心籌備組每兩週開一次籌備會，還有每兩週一次和工作團隊的例會。王丹個人用於公共事務的時間有三分之二投入到紀念館的籌備。作為館長的於大海則有幾乎一半的時間用於籌備的工作。
這五十萬美金目前主要用於支付場地的租金、水電等開銷，籌建團隊所有人都以志願者身份投入，不支取人工費用。但於大海介紹，他們仍計畫聘用專門人才來管理紀念館。
三十四年後的重逢
周鋒鎖在籌備小組中主要負責展品的收集和整理。他現在的住所位於新澤西州，比鄰紐約市的邊界，幾年前他定居此處後，就開始在自家地下室展出六四文物，並常常向來訪的各界朋友介紹這些文物的背景。
這次參與「六四紀念館」籌建，周鋒鎖說既是他的個人行為，也是代表他擔任執行主任的非政府組織「中國人權」。
在1989年6月4日凌晨5點，周鋒鎖是最後一個從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上撤出來的清華學生。和他同時撤出的還有一臺用於運動宣傳的高速油印機，「我就看到清華的同學在抬這個東西，我就很擔心，我就說，這個時候了，為什麼要抬這麼重的東西？同學就說，我們要抬回去，繼續戰鬥。」
周鋒鎖在六四後的確是在「繼續戰鬥」，從未離開過中國民主運動的第一線。讓他沒想到的是，時隔34年後，他居然再次看到了這臺油印機，「就像老朋友重逢一樣，對於我來講，當時是個硝煙戰火的時代，在那一瞬間我們失散了，然後它又突然回來了。」
油印機重現的背後有很多人的心血和接力，周鋒鎖說，「這也是這個紀念館為什麼這麼珍貴的地方，每一件文物都是很多人多年不改的心志的代表。」
周鋒鎖介紹說，這次在紐約六四紀念館展出的展品總共有一百多件，其中有三十多件是來自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實物。王丹則強調，目前的展品時間跨度三十多年，從1989年上半年一直延續到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因為籌委會認為，香港維園晚會實際也是八九民運的一個延續。
「新時代」的本質
在去年底過世、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被迫下臺的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秘書鮑彤，為紀念館題寫的館名「六四紀念館」也是本次展品之一。
這幅題字實際是鮑彤去世前最後一幅書法作品。館長介紹，「鮑彤先生的字是寫得很好的，但你看他的這幅題字你就知道，幾乎可以看到他的手有一點顫動，就是說他的身體已經差到那種情況。」
去年六四前夕，鮑彤在自由亞洲電臺最後一次發表文章，回顧六四細節，在文章的最後，他總結說，「『六四』屠城確實是史無前例的一場大革命。它明目張膽開闢了公權絕對不受制約和民權徹底失去保障的新時代。」
而如今，這個「新時代」似乎還在延續。王丹向記者解釋說，在當下建立「六四紀念館」對世界都有重要意義，因為中國被認為在習近平統治下形成對西方、甚至人類文明的一種挑戰，「在這種關鍵時刻，西方更應該認清中共的本質，如果你要認清中共的本質，沒有什麼比六四這件事更能突出地彰顯中共的本質，他本質上就是壓制民主，甚至不惜以暴力手段壓制民主的這樣一種政權。」
為了年輕一代
參與到六四紀念館籌建過程中的不僅有鮑彤這樣的老人，和王丹等六四一代，也有很多年輕人。在布展，收集和整理文物，以及舉辦活動等過程中，有十多個青年人參與。他們中有在紐約地區留學的中國學生，也有在當地工作的中國青年人。
館長于大海說，這個紀念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年輕人而設的，「我們紀念館已經辦了好幾次紐約地區的民主沙龍活動，每次都有幾十人來，他們大都是年輕人。」
今年三十二歲的董先生去年十月才從中國到達紐約。出於安全原因，他不願意透露全名。2019年「六四」三十週年之際，他孤身前往天安門廣場，在天安門城樓下亮出紀念六四的體恤衫，並採訪在場的外國人，因此遭到當地警方抓捕，以「尋釁滋事罪」被判入獄七個月。
到達紐約後，恰逢「六四紀念館」的籌備初啟。董先生加入到志願者的隊伍中，「主要是幫周老師（周鋒鎖）他們佈置一下會場，登記一下來賓、維持一下秩序等等，都是一些很微小的工作。但我覺得還是很有意義的，原先在國內都沒有這樣的機會。」
參與籌建活動，董先生終於不再感覺孤單，「國內的主流環境就是我們每天都能看到的小粉紅之類的，但是來了紐約之後，認識了這樣一群跟我能夠志同道合的朋友，你會發現，原來你不是一個人，你所做的原來並不是在大多數人看來是一件傻事。」
去年底中國國內發生反抗不合理疫情封控的白紙運動，董先生也參與了紐約地區聲援白紙運動的示威活動，這讓他很受鼓舞，「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到，現在的年輕人，包括海外的年輕人，並沒有把六四的精神丟掉，其實六四的精神還是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裏。」
他強調，這種精神祇是需要一把火去點燃它，或者是讓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去堅守它，讓更多的人去發現他們對民主的期待和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