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抗戰期間究竟幹了什麼？(圖)
1944年，毛澤東和彭德懷在延安。（網絡圖片）
1941年1月29日，曾有一定親共傾向並有相當影響的民營報紙《大公報》，曾對皖南事變的真相及其來龍去脈，經過與結果，有過較為公正、平實的報導：
軍委會通令：據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電稱：「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復於本月四日襲擊第四十師，乃為緊急處置，將該軍解散編遣，軍長葉挺就擒，交軍法審判，副軍長項英在逃，通令嚴緝」云云。
1936年底，毛澤東率紅軍將領致蔣介石書，請求不要再攻打紅軍時，中共紅軍僅存不足二萬人馬，其勢力亦不足三縣之地。全面抗戰開始後至1937年底，中共已經擁有十萬軍隊，占地35000平方公里，挾人口150萬。至1943年，在敵後共一億八千三百萬的總人口中，中共已經能夠控制擁有五千四百萬人口的根據地。至1945年，中共已經在全國建立了16個根據地，其中5個有各級政權，8個有行政委員會，3個為軍事區域，中共黨員既已達120萬人，其軍隊也已達120萬之數，所挾人口已達一億以上。與1936年的中共相比，僅在軍力上便是八年前的60倍；與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傷亡了數百萬官兵、陣亡了二百餘位將官的國民黨軍隊相比，反差之大，觸目驚心。
八年抗戰，毛澤東既從來沒有走下黃土高原，更沒有命令和指揮過一次抗戰，更不用說上過一次前線。相反，他所有的電報指示，不是制止軍隊抗日，就是教導他們如何「專打友軍，不打敵軍」，直至命令他們「長期隱蔽、積蓄力量」，從而為戰後立即發動那一場殘酷的內戰，「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八月上旬，日軍向平津以南進攻，山西已受到威脅；南京急電八路軍，催促即開山西前線。……毛澤東代朱德草擬復電，老是藉故推脫，不是說補給尚待充實，就是說編制工作尚未完竣，要求展緩出發。」──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P385
「延安接到平型關勝利的消息之後，曾大事宣傳；一般人也感覺到八路軍不僅可以從事游擊戰，在運動戰中也已獲得勝利。但毛澤東卻電令前方將領，以後避免這種犧牲重大的戰鬥」（P409-410）──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
「林彪自己證實說，在他向延安詢問而得不到答覆、事實等於拒絕時，他於是決定向日軍發動進攻。」「在延安特別為平型關大捷舉行了慶祝會，人們還編寫了各種詩歌，由歌舞隊來表演。」「這樣，我再重複一遍，毛澤東就把由於反對他的意見而取得的勝利，變成了對他立場的證實，變成了對他自己的頌揚。」──（P294）（德）奧托･布勞恩（中文名李德）《中國紀事》東德迪茨出版社，1973年版。
五六十年代，毛澤東的言論：「日本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中國人民支持日本人民偉大的愛國鬥爭》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我們兩個民族現在是平等了，是兩個偉大的民族。你們這個民族是個很好的民族。日本人，誰要想欺侮他們，我看是不容易的。（同日本國會議員訪問中國大陸團談話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像日本這樣偉大的民族應該有獨立和主權。（同日本社會黨國會議員黑田壽男的談話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美國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投了兩個原子彈，損害了日本人民。因此使美國在世界大部分人民中間的名聲不好。……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政府是強迫日本人民進行侵略戰爭的，但後來起了變化，遭到了美國的原子彈之害，所以日本人民，包括某些政府人士也反對核戰爭。（同參加在日本召開的第十一屆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後訪問中國大陸的外賓談話，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甚至還有「日本軍閥過去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中國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中國人民既不能覺悟，也不會團結起來，這樣一來我們現在還在山裡，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劇了……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軍閥。」（毛澤東：會見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等人時的談話全文，1961年1月24日）
毛：不要講過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說是好事，幫了我們的大忙。請看，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同時，你們的壟斷資本、軍國主義也幫了我們的忙。日本人民成百萬、成千萬地醒覺起來。包括在中國打仗的一部分將軍，他們現在變成我們的朋友了。（摘自《毛澤東思想萬歲》，第533至534頁。）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把我們的關係改變了。剛才已經講到，你們是處於很好的地位，處於理直氣壯的地位。過去你們欠過人家的帳，現在你們不再欠帳了，而是有人欠你們的帳。……向美國討帳。它欠了我們的帳，這一點，我想我是根本沒有講錯的。你們現在是輕鬆愉快了，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不同了，理由抓在你們手裡，是不是？……你們已經賠過不是了。不能天天賠不是，是不是？一個民族成天嘔氣是不好的，這一點，我們很可以諒解。我們是你們的朋友，你們對中國人民看得清楚，不是把你們當作敵人看待，而是當作朋友看待的。」──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毛澤東外交文選》刊印。原題《中日關係和世界大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