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60多年的中共國「第一部禁片」是什麼？(圖)
《武訓傳》劇照。（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2012年6月，上海國際電影節放映了膠片修復版的《武訓傳》。一部幾乎被人遺忘的片子，但是日本現代文學研究的教授、研究生特地從東京趕來，僅僅是為了看一場《武訓傳》。它在倉庫裡被封存了整整60年。
記得2005年春天，為了拍攝《上海倫巴》，我們聯繫了北京國家電影資料館，希望看一下《武訓傳》瞭解趙丹（著名電影演員）的表演。沒有想到，50年後看這部片子，依然需要經過嚴格的申請程序，不僅要出示上影廠的證明，還需要打報告，說明看片的理由，然後等待領導批復。當領導的簽字下來時，攝製組卻因為經費短缺，不同意看膠片放映。我們只好花了500元人民幣，看了一場錄像帶版《武訓傳》。我們努力減少了看片人員，因為資料館只允許五個人觀看。
我們從上海飛到北京，早早在風中的資料館門口等待，那時候心裡有一份敬畏，是對孫瑜導演和趙丹、對中國老電影的敬畏，就像這批日本人，他們會從東京飛到上海一樣。
劇組的攝影師是臺灣人，我們擋在他的面前，怕進入放映間時被人盤問。看一場錄像帶都變得那麼神經兮兮，看電影早就不再是一件簡單的「娛樂」，我們變得嚴肅起來，這種嚴肅讓我們都不自覺地進入了荒誕的境界，我們像是去參加一場垃圾的盛會，我們在荒誕中尋找新的意義，在垃圾裡，拾掇最後的金子。
以至於今天，我都很難在無厘頭的電影裡開懷大笑。我找不到笑點，因為過去一生的嚴肅，（不管是荒誕還是自覺的嚴肅）都讓我難以接受今天的商業電影，即使我喜歡好萊塢商業片，那也是像《洛城機密》、《老無所依》或者《熱力》那樣的影片。
他們在商業裡面，參照著嚴肅的思考，那些明星對於我，就像看見趙丹那樣，他們在每一格的膠片上，定格了人物的個性，傾注了自己全部的生命。
日本慶應大學的教授吉川龍生坐在咖啡館裡，茫然地看著我，用標準的普通話問我：「看完了《武訓傳》，我反而不能明白，為什麼1951年，要展開那麼嚴肅的政治運動，就為了一部電影？裡面什麼都沒有說啊。黃宗英演的教師，不是一直在批判封建主義嗎？」
我們面面相覷，無話可說。我也不明白發生了什麼，60年，變得如此遙遠。人們對那場運動避而不談，只是當修復以後的黑白片，在大銀幕上出現的時候，趙丹的表演、孫瑜導演的電影語言，讓你不敢相信，這是60年前的電影，那裡所有的表達，都超出今天電影人太多的追求。
可是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文章是經過毛澤東主席修改審定發表的。社論裡指出：《武訓傳》承認或者容忍這種對武訓的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了污衊農民革命鬥爭，污衊中國歷史，污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
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對「知識份子思想改造」的運動開始了。
一部電影變得難以解釋，那脆弱的膠片，剎那間像一個堅固的堡壘，被人民大眾團團包圍，開始發動一場戰爭。
我對吉川說：「我帶你去看看黃宗英老師，問問她，好嗎？」
「真的？」吉川的眼睛亮了，變得激動起來，立馬放下手上的咖啡，「是現在就去？」
「現在就去！」
「我能採訪她嗎？」
「當然可以！」
他已經不管不顧我還喝著咖啡，走向門外。外面正在下大雨，我們攔了一輛計程車，直奔華東醫院黃宗英的病房而去。
看見她的時候，像任何一次一樣，她正安靜地坐在病床的一角看書，我問她：「你不看電視嗎？」
她微笑著搖了搖頭。
「為什麼每次見你，都在讀書啊？」
「我，希望生活得有質量。」
「你看了那麼多書，記得住嗎？」
「我已經不需要記住。」
宗英阿姨的話越來越少，她的回答直接又簡單，那簡單的片語突然變得有了哲學意義。我一時接不上她的話。吉川看見她的時候，也是半天不說話。吉川羞澀地告訴宗英阿姨：「我，我沒有想到，會見到您。我……我……我太激動了。」
我突然為吉川感動，他不是任何明星的粉絲，可是面對中國文化、中國老電影人，在瞭解到他們一生的磨難以後，他所產生的這份敬畏和尊重，正被我們自己一點一點腐蝕掉。
2012年的夏天，87歲的宗英阿姨說話已經非常緩慢，甚至有點吃力，但是她的腦子依然是清晰的。她說當年（1947年）是陽翰笙（著名劇作家）找到趙丹，告訴他中央電影公司把孫瑜導演從香港請回來拍攝《武訓傳》。孫瑜導演想請趙丹去演武訓。
陽翰笙讓趙丹獅子大開口，向中央電影公司要很高的酬金，並說已經跟攝製組的人打過招呼，讓他們拚命增加預算，把場景和製作費都提高，這樣可以消耗國民黨的拍攝經費，他們就不能拍戡亂片了。那時候，趙丹和黃宗英都是崑崙電影製片廠的人，他們不知道，其實崑崙一直是地下黨在領導，陽翰笙也是地下黨的人，他提出這些要求是接到了黨的命令。
「要了很多錢？」
宗英阿姨笑了，她點了點頭。
「好像要了十根金條，是大條子。」
我跟著點頭微笑，其實我也不懂什麼是「大條子」，什麼是「小條子」。
上影廠不知道有多少人還記得孫瑜導演，今天的電影界，又有多少人知道他？當我1982年走進上海電影製片廠的大門時，我從來不知道自己如此有幸，和這麼偉大的導演在一個單位。
孫瑜是中國最早從美國系統學會了電影技術和編劇的電影語言的第一人。屈指算一下，你會發現他培養的電影人是可見一斑的：阮玲玉、金焰、王人美、黎莉莉、鄭君里、張瑞芳、劉瓊、陳燕燕、吳茵、白璐、王蓓、李偉、中叔皇等，他們都是因為孫瑜的培養，在銀幕上紅極一時。
孫瑜導演的學識，更是早有建樹。1923年他從清華大學文學系畢業，考取了公費赴美國留學，先在威斯康星大學研習文學戲劇，後來又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電影編劇和導演，在紐約攝影學院學習電影攝影、洗印和剪接。
抗戰以後，孫瑜導演是香港電影界的一面旗幟，他被譽為「詩人導演」。1947年回國後開始構思《武訓傳》，影片講述了清末歷史人物武訓拿自己做乞丐要飯得到的錢為窮孩子辦「義學」、讓天下窮孩子有書讀的故事。孫瑜導演親自編寫了劇本，這個本子讓趙丹感動得淚流滿面。
經過三年的艱苦拍攝，從國統區的「中制」到1949年以後的「崑崙」，在兩家投資公司的努力下，《武訓傳》終於在1950年底完成。1951年2月，影片在上海和南京公映，長達三個小時的影片，迎來的是熱烈的掌聲和票房。孫瑜導演帶著影片進京，他在南開中學讀書時的同學周恩來出席觀摩了影片，那裡同樣是讚譽遍地。
然而時隔三個月，創作者還在一種成就感的興奮中，卻被一場疾風暴雨打得昏頭轉向。
1951年5月20日，黃宗英突然看見了《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批判《武訓傳》是在「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
她驚呆了，連說：「不得了了，怎麼這樣了？」趙丹也看到了，說：「來頭不小。」黃宗英讓他別著急，然後兩個人就去上班了。
後來趙丹告訴她，他走上26路電車時，售票員跟他說，「儂沒進去啊？儂沒有進牢房啊？」趙丹說「沒事體。」
當時電影廠裡氣氛比較緊張，也決定開批判會，大傢伙兒都學習這篇社論。對照安排，最後也寫了孫瑜和趙丹的大字報，按照社論的口徑批鬥起來。批判時就喊口號，喊「打倒《武訓傳》，打倒孫瑜，打倒趙丹」。
趙丹在小組裡寫檢查，亂抄報紙，沒過關，對方非要他寫一點嚴肅的檢查，他說我寫不出，我也想不通。
黃宗英也寫了，可是他們都想不通，因為從小就聽說「義丐」武訓辦學的故事，也有連環畫，有陶行知寫的「義丐武訓」，都覺得戲中的武訓是一個很值得學習的人。可社論很強烈，批武訓辦學是宣揚地主階級的思想，他本身就是一個大地主，大剝削者。
當時有一個武訓歷史調查團，是江青領導的，專門跑到武訓的家鄉去調查，說他放印子錢（清朝時期的一種高利貸）。
黃宗英說：「放印子錢，當時沒有人認為是罪過。他討飯來的都是零錢，要把錢存積在那兒才能辦學，所以我想那是真的。但是等到要批判的時候，這個放印子錢就是剝削了。」
「那陽翰笙叫你們拍的，批判他了嗎？」
「沒有。」
「但這個事情是地下黨讓你們這麼做，是組織上讓你們拍的，為什麼他們都沒事，卻要批判你們呢？」
「批判夏衍了。」
「那後來這個事情是怎麼漸漸地平復下來的？」
「事情沒有漸漸平復下來，所有電影廠的片子都下馬了，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辦好。好幾年沒有電影可以拍。電影廠只好想辦法拍一點兒什麼維持下去。」
對於孫瑜導演和趙丹這些渴望拍攝「進步電影」的左翼人，真是晴天霹靂。那年頭，正是孫瑜導演黃金時代的開始，他身體還健壯，又積累了很多拍片經驗，正想趕著新時代的到來，徹底發揮一下。哪想到……
這之後，孫瑜導演沉默了，沉默到我們進入上海電影製片廠的時候，都不知道他是誰，他又在何處。他不再拍電影，不再觸摸膠片。一直到1957年，孫瑜試水拍了《乘風破浪》（1957）和《魯班的傳說》（1958），之後，他以身體不好為由，辦理了退休手續。沒有任何宣言，就此退出電影舞臺。
時隔整整61年，我從宗英阿姨的表情上，依然讀到了「恐怖」。那時候，她還是一個剛過25歲的小年輕，懷著滿腔熱情迎接新中國，對未來充滿希望，她還不懂得什麼叫「運動」，什麼意味著「思想改造」。
在恐怖之後，沒有了創造力，也沒有了電影。1952年到1954年之間，中國電影產量，沒有超過20部……
當年，那麼轟轟烈烈的運動，讓人覺得恐怖、不可理喻。可是有一天，《武訓傳》重見天日的時候，卻依然讓人覺得不可理喻：怎麼會安靜得沒有一點動靜？沒有宣傳，沒有大幅廣告，更沒有老一輩電影人出來說話。只有像黃宗英這樣的當事人，在聽說以後，才會意識到它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吉川教授來上海找我，連我都不知道影片已經做了修復版，可以公映了。只有黃宗英會非常在乎，她重複著地說道——
「這樣看來，這個影片算平反了！」
聽著她重複著說這句話，淚水控制不住湧上了眼眶。我不知道「平反」這個說法，如今的年輕一代是否瞭解？他們既然對當年的批判全然不知，「平反」本身也就失去了它全部的意義，變得非常荒謬了。膠片終於不是和影像結合在一起，膠片的背後有著太多的荒謬，問題的終結到底在哪裡？就像當年我不瞭解孫瑜導演那樣，今天我同樣不瞭解這背後的一切。
看著影片上的演職員表，那些我熟悉的名字，那些老演員、老美工和導演，都去世了。最讓我吃驚的是，作曲的名字竟然是——陸洪恩，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在文革中，他僅僅問了一句：到底是要貝多芬聽群眾的，還是群眾聽貝多芬的？為此江青說他是「中國文藝界的大災星，中國人民的大災星」，就把他槍斃了。
回家的路上，雨小了。我沿著華山路往常熟路方向走，腦子裡是趙丹出現在26路電車上的場景——售票員在問趙丹：「儂沒有進去啊？儂沒有進牢房啊？」趙丹還沒有說完「沒事體。」轉眼，站在那裡的是一個破衣爛衫的武訓，他用山東話對車上的乘客說：「打一拳給一個錢，隨便你們打。打一拳給一個錢，我要讓天下孩子讀書。」車裡的人嚇得往後退去，有人在叫：「把這個神經病趕下車去！」
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口號占據了空間，而那脆弱的膠片在「神經病」身上墮落下來。我想得滿頭冒汗，我想，我應該把它拍成一個電影，讓宗英阿姨敘述，讓所有的恐懼有一次釋放。
膠片的背後還有這麼沈重的東西，我從來都沒有想到。一個《武訓傳》卻讓我突然意識到了膠片的本質，走進膠片那超現實的層面裡；宗英阿姨已經老了，可是《武訓傳》裡面的黃宗英是定格的，60年過去了，她依然是25歲的黃宗英，她在那裡向小朋友們講述著武訓的故事，努力帶領他們走進歷史。可是當她自己成為歷史人物的時候，她卻在歷史的長河裡迷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