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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25年裡，《紐約時報》對中國的報導時有偏頗，罔顧中共對法輪功修煉者進行殘酷迫害、實施暴行的事實。
通過分析《紐約時報》有關中國的報導以及對四位研究中共政治和地緣政治的專家進行採訪，我們發現該報不僅牽涉道義問題，還對在中國發生的事情進行歪曲報導，誤導讀者。
一些專家指出，由於該報對政策制定者的影響力過大，其偏頗的報導很可能已導致難以量化的生命和財產損失。
據《紐約時報》前員工透露，幾十年來，《紐約時報》一直將自己定位為一家全球性報紙，始終堅持必須進入中國的原則。這意味著它要努力說服共產政權，使其相信該報的存在會給其帶來好處。
該報從未解釋過它為進入中國付出了什麼代價。
該報前編輯湯姆‧昆茨（Tom Kuntz）告訴《大紀元時報》，「（該報）始終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你想成為一家全球性報紙，你必須做些什麼才能讓中（共）國高興，才能在中國保持業務？」
他說，「緊張局勢一直存在著，但我知道，他們和很多公司一樣，都在努力保持與中國的聯繫。」
美國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前高級研究員、中國戰略評估專家、《大紀元時報》撰稿人布拉德利‧塞耶（Bradley Thayer）則更加直言不諱。
他告訴《大紀元時報》，「如果他們不按照（中共）政權希望的方式報導該政權，他們就會被列入黑名單，將無法再回（中國）來，因此，所有這些人都有既得利益，可以說，他們有遵循黨的路線的動機。」
多位專家證實，《紐約時報》在報導中共政治時，把中共的欺騙當作誠意，在應該深入挖掘的地方卻輕描淡寫，所採用的這一切都是為了迎合以前黨魁江澤民為首的中共利益。
《紐約時報》沒有回覆本文通過電子郵件提出的詳細問題。
特殊地位
2001年，時任該報發行人的小阿瑟‧蘇茲伯格（Arthur Sulzberger Jr.）和幾位編輯、記者獲得了難得的會見江澤民的機會，並與這個獨裁者建立了特殊的聯繫。
該報以「用江澤民的話說，『我希望西方世界能更好地理解中國』」為題刊登了一篇諛詞十足的採訪。
幾天之內，中共解除了對《紐約時報》中國網站的封鎖。
一個月後，中共又解封了其它幾個西方新聞網站，其中包括《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舊金山紀事報》和英國廣播公司（BBC）的網站。然而，解封不足一週，這些網站再次被封鎖。
但《紐約時報》網站仍然可以訪問。
用戶隨後報告說，該網站上的內容被有選擇性地屏蔽，讓該報在不超出中共可接受範圍的情況下，有機會從進入中國市場中獲益。
當時江澤民的日子並不好過。他對法輪功的迫害是一場旨在迫使黨和全國人民屈服於他的控制的政治運動，但這場運動未能達到目標。更糟糕的是，包括《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在內的外國媒體都重點報導了中共非法拘禁和酷刑的情況，揭穿了中共的反法輪功的宣傳謊言。
相比之下，《紐約時報》似乎對江澤民的運動最有幫助。截至2001年採訪江時，該報已發表了數十篇有關法輪功的文章，而且幾乎所有文章都重複了將法輪功描述為「X教」的中共宣傳。
法輪功又稱「法輪大法」，是一種基於「真、善、忍」法理的精神修煉方法，包括舒緩的功法動作。法輪功於1992年在中國開始向公眾傳播，到上世紀末，估計有7000萬至1億人在修煉。
2001年1月，當中共國家媒體聲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自焚的幾個人是法輪功練習者時，《華盛頓郵報》派出了一名記者對該報導進行事實核查，而《紐約時報》則立即將中共的說辭當作事實。
假如該報真的發揮其備受推崇的調查敏銳性，就會像其他媒體人一樣發現該事件是偽造的。據稱，第一個男子在廣場中央點燃自己後，四名警察突然間就弄到了幾個滅火器、趕到現場，並在不到1分鐘的時間內將火撲滅。
幾項獨立調查得出結論，指出了其它數十處與客觀事實相悖之處。考慮到巨大廣場上的距離，上述警察立刻拿到滅火器的情況在物理意義上講是不可能的，除非警察們已經準備好了滅火器，並且事先知道廣場上哪些地方當天會需要滅火器。
即使沒有進行任何調查，也不難看出這起事件是站不住腳的。據說，受害者相信活活燒死自己可以上天堂，但法輪功中沒有這樣的理念，相反，法輪功的文獻將自殺視為殺生，自殺是法輪功明令禁止的。
奇怪的是，《紐約時報》甚至沒有想到，自1992年法輪功公開傳出以來直到所謂的「自焚」那天，在數千萬修煉者中，沒有一個人公開自焚，那天之後也沒有一個人這樣做。
甚至在《華盛頓郵報》的調查者追蹤去了幾位所謂的受害者的家鄉並發現從未有人看到他們修煉法輪功之後，《紐約時報》仍在繼續鸚鵡學舌地重複著中共的宣傳。
江澤民顯然對《紐約時報》很滿意，在2001年的採訪中稱《紐約時報》是「一份非常好的報紙」。
幾位專家肯定地說，在法輪功問題上獲得江澤民的青睞對《紐約時報》尤為重要，因為它符合了中共政治的核心原則。
《紐時》支持獨裁者的說辭
江澤民鼓勵自己的親信通過支持迫害法輪功來積累所謂「政治資本」。據《大紀元時報》此前報導，一些人熱衷於迫害法輪功，將迫害升級到無法形容的野蠻地步，尤其是慫恿參與迫害者以酷刑逼迫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
截至2002年，《紐約時報》已進入親江澤民模式，效仿中共的宣傳口吻，宣稱法輪功已被成功「取締」。
該報援引中共消息來源稱，法輪功已經過時，而且過去只有200萬名練習者。該報甚至聲稱法輪功人士提供的7000萬（修煉人）的數字是毫無根據的。
然而幾年前，在迫害開始之前，包括美聯社和《紐約時報》在內的多家西方和中國媒體都提供了7000萬或1億的數字，這些數字通常都是中國國家體育總局統計的。該政府機構在20世紀90年代末對法輪功學員進行了一次大規模調查，從而獲得了最可靠的數字。
《紐約時報》援引中共消息來源報導稱，法輪功只有200萬名追隨者。然而，在1999年迫害法輪功開始之前，多家西方和中國媒體曾報導過7000萬或1億（法輪功修煉者）的數字。1998年，中國國家控制的上海電視台宣傳法輪功，宣稱「全世界有一億人在學習法輪大法」。
與此同時，《紐約時報》還將中共黨魁江澤民塑造成一個將中國帶入世界舞台的友好改革者。
2002年，該報的一位特約撰稿人在一篇專欄文章中宣稱，「用中國人的話說，江是一位非常親美的人。」
該報稱，儘管中國過去有過失，但現在「正變得更加開放、寬容並且重要」。
該報甚至刊登了一篇關於一些中國人到江澤民家鄉「朝聖」的吹捧文章，據稱那些人是去研究當地環境如何「養育」了這位未來的國家領導人。在深入探討江澤民的家庭歷史時，這篇文章順便漏掉了一個對江澤民來說最敏感的事實──他的父親在二戰期間是日本扶植的傀儡政府的宣傳官員，因此在中國人眼中是個漢奸。
江澤民決定在2002年退休後繼續擔任中共軍隊最高職務，這被該報描繪成實力的象徵。
該報沒有充分認識到江澤民將政治局常委（官方統治國家的機構）從7人擴大到9人的意義：讓宣傳部長李長春和政法委書記羅干進入政治局，使胡錦濤領導下的委員會至少有6名成員是江澤民的忠實擁護者。
臃腫的國家安全機構
江澤民在任時制定了一項規則，規定常委中的每一位幹部都要對自己分管的工作負責，不受其他幹部的干擾。
事實證明，這一規定賦予了政法委書記羅干權力，因此尤其有害。政法委成立於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負責監督中國新生法律體系（包括法院和警察）的小部門。
然而，在江澤民的領導下，政法委發展成為一個控制整個國家安全機構的全能巨頭，其中一個重要目的還是迫害法輪功。由於法輪功在中國從未被正式取締，江澤民於是成立了一個名為「610辦公室」的法外警察組織來實施迫害。他讓羅干負責，讓羅干全權使用安全機構的一切資源來「鏟除」法輪功。
但法輪功不同於該政權試圖鎮壓的任何其它團體。圍捕領導人的慣用伎倆被證明對法輪功是無效的。除了在美國的法輪功創始人之外，法輪功沒有正式的領導人或等級機構。法輪功在各地的「協調人」協助下開展小組煉功等簡單活動。在這些「協調人」被中共綁架後，其他人很容易接替他們的角色。
隨著迫害的升級，法輪功學員停止了在中國的公開活動，轉而專注於「講真相」，針對個人介紹法輪功，並揭露迫害的事實。為了破壞他們的活動，中共的安全機構必須對他們逐一進行識別、監視和綁架，這是一個耗費大量資源的過程。
幾位分析人士說，這場迫害需要大規模擴充中共的警察和監控機構，而羅干及其繼任者周永康都是江澤民的親信。
《大紀元時報》兄弟媒體新唐人電視台（NTDTV）的資深中國評論員橫河說，中國的法治仍處於初級階段，中共迫害法輪功，將法治扼殺在搖籃之中。
他說，「他們（中共）不得不破例破壞法治，每一部既定的法律都必須標註『法輪功除外』。」
他說，通常情況下，法輪功學員會因所謂「破壞法律實施」而受到非法審判，對法律的解釋非常寬泛，以至於可以涵蓋中共認為值得鎮壓的任何事情。
他說，「法律系統對此已經習以為常，他們不會就此罷休，他們會利用這種手段將他們的權力擴展到其他人身上，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始終無法建立真正的法律體系。」
越來越多的維權人士、藏族佛教徒、維吾爾族穆斯林和家庭基督徒遭到迫害，他們遭遇了原本針對法輪功的策略和鎮壓機器。
這些信息都沒有出現在《紐約時報》的版面上。
約瑟夫‧卡恩（Joseph Kahn）撰寫了一系列關於中國司法制度的報導，指出了其政治預設的結果和刑訊逼供，卻幾乎隻字不提法輪功，竟獲得了普利策獎。
卡恩後來成為該報國際報導的負責人，並在2022年成為該報的執行主編。
《紐時》對一些事態發展視而不見
薄熙來曾被認為是中共的後起之秀。作為中共「太子黨」（中共早期革命者的子女）之一，他被培養成為中共領導人。
薄熙來的司機曾向一名中國記者透露，薄熙來很早就被江澤民慫恿利用法輪功問題作為仕途升遷的階梯。
《紐約時報》始終無視薄熙來參與迫害法輪功的事實。截至2009年，法輪功學員已在全球三十多個法院提起七十多起針對江澤民和其他迫害元凶的訴訟，其中十幾起是針對薄熙來的。
一些美國法院對參與實施酷刑的個人做出了缺席判決。2009年，西班牙法院以酷刑罪起訴5名現任和前任中共官員，其中包括江澤民、羅干、薄熙來和賈慶林。同年，阿根廷法院對江澤民、羅干發出了國際逮捕令。
《紐約時報》對所有這些事態發展視而不見。2014年，《紐約時報》報導稱西班牙議會正準備限制法院的國際管轄權，理由是它「以不可預知的方式使外交複雜化」。
該報導將西班牙法官描繪成「過度熱心」的「挑釁者」。
該報導也提到了西班牙法官對江澤民和中國前總理李鵬發出的逮捕令，但只是稱因為他們在西藏侵犯人權。該報導還提到了針對美國和以色列官員的案件。
2011年11月15日，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的屍體在重慶幸運假日酒店被發現。2012年，薄熙來醜聞爆發。
而《紐約時報》的相關報導似乎是在為谷開來辯護，報導從未探討過真正的謀殺動機可能是什麼。
就在海伍德之死引發政治雪崩之際，《紐約時報》啟動了中文版網站的開發工作。這個耗資2000萬美元的項目有望打開潛在利潤豐厚的中國市場。新網站需要不斷獲得中共的批准，於2012年6月上線。
《紐約時報》也沒有探究薄熙來副手王立軍器官摘取的背景細節。當《大紀元時報》於2012年2月14日報導這些細節時，《紐約時報》的betway体育手机网 報導仍在試圖理清王立軍是否試圖叛逃。
2014年，中共宣布停止使用死囚器官進行移植。當《紐約時報》的一名記者迪迪‧克爾斯滕‧塔特洛（Didi Kirsten Tatlow）根據線索得知這種做法並未停止、良心犯器官仍在被使用時，該報阻止了她的調查。不久之後，她離開了這家報社。
她在2019年向「中國法庭」（China Tribunal，倫敦的一個獨立專家小組，負責審查活摘器官的證據）提供的證詞中說，「在我的印象中，《紐約時報》，我當時的雇主對我進行這些報導（關於器官移植濫用的報導）並不高興，雖然最初容忍了我的努力，但後來讓我無法繼續下去。」
「中國法庭」的結論是，中共政權確實大規模摘取了法輪功學員和其他良心犯的器官，但《紐約時報》忽視了這一判決和大量的基本證據，包括塔特洛的聲明。
最近，《紐約時報》發言人在被問及該報在這一問題上的記錄時告訴《大紀元時報》，該報確實報導了中國的「強迫器官捐贈」問題，並提到了塔特洛在2016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了這一指控，但沒有討論基本證據。
今年8月16日，《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再次無視中共殺害被非法監禁的法輪功學員以獲取器官的大量證據，反而引述一個名叫「中國研究員」的人的說辭，稱那些證據並不存在。
法輪大法信息中心（FDIC）是監測法輪功受迫害情況的非營利組織，他們對「強迫器官捐獻」的說法提出異議，說「在同一個短語中使用『強迫』和『捐贈』這兩個詞，是矛盾的，也是怪異的」。
在3月份的一份報告中，該非營利組織詳細描述了《紐約時報》對法輪功的「可恥」報導，並提到了這場新聞災難可能造成更多的生命損失。
該報告指出，「《紐約時報》歪曲事實的報導和不負責任地將法輪功學員視為『不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助長了犯罪者逍遙法外的現象，並使受害者失去了重要的國際支持，這無疑給整個中國大陸造成了更大的痛苦和生命損失。」
這並不是說《紐約時報》完全無視中共的侵犯人權行為；相反，一些人認為，它採取了一種「消毒洗白」的策略。
安全的批評
根據法輪大法信息中心的記錄，在2009年至2023年期間，《紐約時報》僅刊登了17篇關於法輪功的文章，但關於維吾爾族問題的文章超過200篇，關於西藏問題的文章超過300篇。
《大紀元時報》特約撰稿人、共產主義政權問題專家特雷弗‧勞登（Trevor Loudon）認為，從該報在中國的既得利益的角度來看，批評遙遠的西藏或新疆的侵犯人權行為是相對「安全」的。
他告訴《大紀元時報》，「這是一種美德造假，『看，我們支持人權』，但他們絕不會對法輪功這樣做，因為那會真正觸怒中共。」
勞登說，雖然揭露對藏族或維吾爾族的暴行在海外會引發憤怒，但在中國國內卻不會造成什麼「不穩定」，因為這些少數民族在中國中心地帶的影響力有限；然而，法輪功「植根於中國文化」，因此對中國人具有直接的吸引力。
他說，「中國人不會明天就接受伊斯蘭教，中國人不會接受藏傳佛教，但數百萬中國人對法輪功抱有一定的同情。」
對中國共產黨來說，給少數民族貼上政治標籤也更容易，中共給藏族人貼上「分裂分子」的標籤、給維吾爾族人貼上「恐怖分子」的標籤。
然而，勞登說，法輪功學員大多是普通中國人，分散在各個社會階層，他們唯一的政治訴求就是要求當局停止迫害。
他說，中共「不能說法輪功是分裂分子，他們不能說他們是恐怖分子，他們不能說他們是政治分子，真的」。
這正是法輪大法信息中心描述的《紐約時報》所採用的攻擊路線。
《紐時》嘗試與中共黨魁見面
2012年薄熙來事件後，帶頭創建該報中文版的克雷格‧史密斯（Craig Smith）寫道，《紐約時報》代表曾會見過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和外交部，與中共主要宣傳喉舌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負責人合作，並嘗試通過多種渠道與習近平溝通、安排與他會面。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紐約時報》的使者甚至聯繫了美國新聞集團，利用其與中共的一些聯繫。卡恩在2007年揭露時任新聞集團掌門人魯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與中共的關係時曾批評過這一點。
接觸理論
美國對中共不斷升級的侵略反應遲緩，而《紐約時報》也沒有幫上什麼忙。
塞耶和法內爾說，《紐約時報》正確地察覺到了中共政權不再隱藏實力，而是在等待時機，但它未能指出中共為何一直在等待時機。
塞耶最近出版了《擁抱共產主義中國：美國最大的戰略失敗》（Embracing Communist China: America’s Greatest Strategic Failure）一書。他在書中說，《紐約時報》和其它媒體沒有能力或不願意認識到江澤民的兩面性，導致了美國外交政策中最有害的失誤之一。這本書是他與前海軍情報官員、中國問題專家詹姆斯‧法內爾（James Fanell）合著的。
法內爾告訴《大紀元時報》，「他們（《紐約時報》）知道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必須在思想上誠實，但他們做不到的是把點連起來，來談論戰略趨勢線。」
中共有意模糊其最終目標，而將自己描述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和平崛起」。但專家們說，發展趨勢並不難描繪。
他們說，中國共產黨在經濟上和軍事上超越美國的目標反映的不是對開放的追求，而是對控制的追求。
法內爾說，中共關於「和平崛起」和「多極化」世界（美國、中國和其它國家共同承擔維持秩序的責任）的言論不過是「煙霧彈」而已。
他說，「他們知道，世界上只會有一個強國，他們想成為世界頭號強國，他們已經用很多很多方式表達了這一點。」
專家們說，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將使中共有能力主導全球政治和貿易規則。美國大同（Pax Americana）雖然有很多缺點，但允許一定程度的普世價值觀、新聞自由、宗教自由和經濟自由。他們警告說，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同」（Pax Sinica）不會有這樣的慷慨承諾。
法內爾說，「我們知道這將會是什麼樣子，我們在中國每天都能看到全面控制、社會信用體系、國家控制著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這樣。」
塞耶認為，中共的霸權野心是無法打消的。
他說，「接替習近平的人將會維持同樣的政策、同樣的侵略，因為歸根結底，個人遠不如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他們權力增長的事實重要；這種與權力緊密結合的意識形態解釋了他們在國際上越來越具有侵略性的行為。」
特別是自COVID-19大流行以來，美國兩黨達成了相當大的共識，即必須正視中共的野心。這是塞耶和法內爾贊同的策略。
然而，《紐約時報》卻不鼓勵美國人將中共視為敵人；相反，它主張繼續與中國保持接觸。
去年，該報編輯部撰寫了一篇題為「與中國對抗對誰有利？」的專欄文章。
該署名文章指出，「強調與中國競爭，同時儘量減少對抗，最符合美國人的利益，輕率地援引冷戰是錯誤的。」
儘管「接觸政策」掏空了美國的製造業基礎，幫助中國變成了一個令人生畏的軍事對手，如該文章所說，「其結果不如其支持者所希望和預言的那樣」，但該文章認為，與中國的關係會「繼續為兩國居民和世界其它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
塞耶指出，《紐約時報》的這種說法「令人震驚」。
他說，「接觸理論」使中共政權得以度過危機時刻，並阻止了推翻該政權的努力，「接觸論者所做的就是阻止我們擺脫這個可憎的政權。」
利益與懷舊
《紐約時報》堅持「接觸理論」可能有幾個原因。
塞耶指責該報「在意識形態上愚昧無知，拒絕看到共產主義政權的本質」。
他說，「在譴責可惡的政權時，他們一點顧慮都沒有，但共產黨的可惡政權卻是他們意識形態上的盲點。」
法內爾指出，《紐約時報》在避免與中共對抗方面有著既得利益，因為它希望保持與中國的聯繫。
他說，「我認為這是顯而易見的。」
他說，在長期奉行「接觸理論」之後，其支持者也很難承認他們錯了，「他們似乎痴迷於尋找任何可以支持他們論點的東西。」
但多位專家表示，中國開放的所謂黃金時代始終是一種假象。
《紅色轉盤》一書作者沈棟說，江澤民邀請資本家入黨的做法在《紐約時報》的版面上備受讚譽，但事實證明這只是一種花招。
他寫道，「我的結論是，黨與企業家的蜜月……不過是布爾什維克革命中誕生的列寧主義策略，目的是分化敵人以消滅它。」
他寫道，「與商人結盟是暫時的，是黨全面控制社會目標的一部分，一旦不再需要我們……我們也將成為敵人。」
根據法內爾的說法，「黃金時代」的言論原本是中共自身缺乏「現實感」的宣傳。該政權的暴行沒有停止，其方向也沒有改變。
塞耶說，「這並不奇怪，因為光圈特別大，中共想從他們身上獲利，利用他們，利用他們的技能，利用他們的能力，利用他們的關係，展示中國的正面形象，以實現知識產權轉移。」
塞耶說，「隨著對他們的需求減少，開放性或孔隙關閉了，這一點也不奇怪，他們之間可能存在的友好、互惠、友好關係也減少了。」
加倍努力
《紐約時報》似乎並沒有直面現實，而是一直在試圖恢復其之前受益於「熱情關係」的假象。
2022年江澤民死亡後，該報發表了一篇如泣如訴的悼詞，稱江是一位「侃侃而談」「不拘小節」的政治家，「主持了經濟飛速增長的十年。」
與眾不同的是，該報執行主編卡恩親自撰寫了這篇報導，這是他自當年早些時候就任該報最高職位以來唯一一次這樣做。
塞耶認為，這篇近3000字的訃告是「故意無知」的表現，粉飾了那個共產主義獨裁者留下的血腥和欺騙。
他說，這篇文章遺漏了江澤民履歷的「關鍵方面」，否則「他（江澤民）將被視為一個暴徒，他原本是一個暴徒」。
這篇文章將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責任美化為「不能容忍不同政見」，並用一句話一筆帶過，「1999年4月，法輪功精神教派成員包圍共產黨總部以示抗議，之後他（江澤民）推動了大規模拘捕，這為後來的多輪鎮壓和日益強大的安全國家奠定了模式。」
摘掉「教派」的標籤對法輪功信息中心來說意義重大。二十多年前他們曾懇求《紐約時報》放棄「教派」這一稱謂，不僅因為它帶有貶義，而且還因為它在事實上來講也不準確。法輪功並不是另一種宗教的分支；法輪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民間流傳的修煉方法，其中一些修煉方法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以「氣功」為名流行起來。
此外，該報對1999年法輪功抗議活動的描述也不準確。如果該報向參加抗議的人打聽一下，就會知道他們是去找政府上訪辦公室的，是警察把人群引到了中南海周圍的街道上的。
然而，不知何故，這在《紐約時報》是司空見慣的事。據法輪大法信息中心稱，自2019年以來，《紐約時報》公開打擊散居美國的法輪功學員，發表了一系列猛料，超過其以往報導中的一些最嚴重的過激行為。
報導中「神祕」或「危險」等詞彙重複出現多次，法輪功信仰被描述為「極端」，而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被淡化為「指控」或「歇斯底里地認為」。
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裡，中國有數百萬法輪功學員被關進監獄和勞改營，在報導中卻變成了「在鎮壓的最初幾年……數萬人」。
與中共的宣傳如出一轍，這些文章將《大紀元時報》等法輪功學員創辦的企業等同於法輪功本身，儘管《大紀元時報》的代表解釋說該公司不能也不代表法輪功。
對《紐約時報》來說，這種區別很容易理解。領導該報的蘇茲伯格家族是猶太人，但這並不意味著該報代表猶太教。
儘管該報努力與中共的利益保持一致，但中共對《紐約時報》並不領情。
2020年2月，《華爾街日報》刊登了沃爾特‧拉塞爾‧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的專欄文章，標題是「中國是亞洲真正的病夫」，抨擊中國對COVID-19疫情處理不當，並質疑北京的權力和穩定性。
中共抗議該標題為「種族主義」，並驅逐了該報三名駐華記者。次月，川普政府規定了中國國家媒體駐美人員的上限，事實上驅逐了60人。
隨後，中共驅逐了《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的大部分駐華記者。
2021年底，拜登政府放寬了對中國駐美媒體的限制，作為交換，中共應該向《紐約時報》等媒體返還簽證，但中共遲遲沒有這樣做。
不過有跡象表明，《紐約時報》正在加倍努力。8月15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關於神韻藝術團（Shen Yun Performing Arts）的報導。
神韻是法輪功學員在美國創辦的一個非常受歡迎的中國古典舞蹈演出團體，他們的演出以展現「共產主義之前的中國」為宗旨，力圖展現真實的中國文化，一些舞蹈作品還描述了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
神韻一直是中共的首要打擊目標，面臨著來自中共的各種形式的干擾和破壞。
目前還不清楚《紐約時報》對神韻的打擊是否會為該報贏得中共更多的優待。
塞耶說，「這就是共產黨政權的本質，隨著他們權力的增長，他們變得更加冷酷、壓迫性更強，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對待外國人，甚至那些中國的『老朋友』。」
面對因打擊外國企業和COVID-19大流行病造成的破壞性影響而導致的經濟逆風，習近平政權再次試圖吸引外國投資。
法內爾和塞耶都承認，《紐約時報》已經是習近平心甘情願的合作夥伴，這使得習近平幾乎沒有動力對《紐約時報》施加更多限制。
法內爾說，「習近平根本不在乎《紐約時報》，他知道他們是從哪裡來的，他甚至不用付錢給他們。」◇
原文：Behind the New York Times’ Attacks on Falun Gong, Decades of Appeasing the CCP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