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大國想要消滅我(圖)

2024-11-13 05:27 作者:蕭雨

海外民主人士在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門前抗議中共迫害海外異議人士。(圖片來源：免費圖片）

許微其：我叫Vicky Xu，許微其，我是一名作家、記者、研究員。

我2019年在澳洲成為一名(政治)難民。2021年，我在中國被「社死」。不能說「社死」，我成為一場全面「獵巫行動」的目標。中國媒體把我稱作「妖女」。讓我再重複一次，中國媒體我稱作「妖女」。他們現在依然在這樣做。

因為報導人權議題和對北京的直言批評，澳籍華人記者許微其受到鋪天蓋地的網路攻擊，也成為中國當局跨境鎮壓的目標。

許微其：我感受到跨國鎮壓這件事情，或者說作為一個中國出身的記者被迫害這件事情，那個時候我還只是瞭解別人是怎麼被迫害，或者說我自己跟中國的國安、國保這些機構打過比較少的交道。但是現在我在這方面的經驗，不管是我自己遭到鎮壓，還是說我切身的對國安、國保他們的運作方式的瞭解都多了很多。

中國在海外追蹤我

2024年7月，在澳大利亞參議院舉行的一次聽證會上，許微其第一次得到確認，她和另一名澳洲活動人士是中國在海外暴力行動的潛在目標。

許微其：2023年8月份的時候，我當時人在德國，澳洲的警察打電話跟我講，說他們抓到了一夥外國勢力。這些外國勢力想要干預澳洲的政治和生活，然後這些外國勢力正在找我的家庭住址。

我就說，中國間諜啊？然後對方說，嗯、嗯。

我有一個朋友，他叫德魯．帕夫洛(Drew Pavlou)，他也有接到過同樣的電話，在同一個月份。警察跟他講說那個外國勢力，他們在悉尼的點被抄了，也就是說中國一個間諜窩在悉尼被抄了。警察當時叫我們不要把這個事情跟媒體講。我說實話有點不爽。

等待了10個月後，二人沒有得到警方的任何跟進，他們決定打破沉默，借中國總理李強訪澳之際，向媒體公開這件事。

許微其：我們講出來之後，澳洲媒體就知道了。澳洲的一個議員，他叫詹姆士．帕特森(James Paterson)，他在一個聽證會上問澳洲警察副署長，說我和德魯被間諜跟蹤騷擾的事情怎麼樣了。

2024年7月4日，澳大利亞參議院聽證會

詹姆士．帕特森(澳大利亞參議員)：「6月15日，馬修．瑙特報導了德魯．帕夫洛和許微其疑似成為外國干預行動的目標。你知道這篇文章嗎？」

克莉斯．巴瑞特(澳大利亞聯邦警察反恐與特別調查助理專員)：「是的，我知道。參議員。」

詹姆士．帕特森(澳大利亞參議員)：「在文章中，帕夫洛先生和許女士說，他們決定公開這件事，因為他們10個月前收到相關警告。他們很失望，至今沒有人被逮捕，也沒有收到任何跟進信息。有沒有任何進展你可以在這裡和大家分享？」

克莉斯．巴瑞特(澳大利亞聯邦警察反恐與特別調查助理專員)：「首先，我們破獲了這起威脅案件。我們積極、主動地阻止了這些威脅，確保沒有人受傷。我們也非常積極主動地與這起調查中可能成為暴力目標的受害者接觸。我們為每一位潛在受害者提供了一名聯絡官，確保他們在調查過程中能與澳大利亞聯邦警察取得聯繫。這項努力還在繼續。」

許微其：我以前一直以為說中共可能就是想要騷擾我一下，精神干擾一下，把我搞瘋。因為我自己跑去自殺的話也算不到他頭上。所以我一直以為他們就想讓我去自己把自己幹掉。

我在這裡嚴重聲明我是不會自己把自己幹掉的，永遠都不會。我之前一直都預設是說他們是精神干擾、跟蹤什麼的，也就是嚇唬嚇唬我而已。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知道說，原來其實他們是已經在考慮用暴力了，我還蠻驚訝的。

哪怕生活在澳洲，我還是會不斷遭受到不明人士的騷擾，會有人站在我家門口，就是像幫我守門。我就拿手機過去拍他，然後那個人他就馬上軍姿轉身走開。他對我也沒有反應，沒有看我。我當時是可以確定說，澳洲境內中國政府還是可以不斷地這樣跟蹤或騷擾我。

這不是一場勢均力敵的戰鬥

過去一年多來，許微其帶著全部家當——兩隻行李箱滿世界流浪。用她自己的話說，流浪是為「試圖規避中共的騷擾和監控」。

許微其：到差不多23年年初的時候，我在澳洲境內已經因為這種被騷擾和被跟蹤而搬家過數次。

因為都在同一個國家搬，他再跟過來也很容易。那我想說，如果跨境搬家，我不再住在同一個地方固定下來，而是說我就帶著我所有需要的東西，把生活極簡化，我隨時我想走就走。下個月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哪裡。如果我都不知道我在哪裡，沒有任何另外一個人會知道我在哪裡。

我是出於這種對自由的憧憬，和對於騷擾和跟蹤的這種覺得很煩，不想再應付這件事情，所以就開始這種……現在有個詞叫「數碼遊民」，我其實是成為了一個「數碼遊民」。

每到一個地方都人生地不熟的，這種情況下我就會非常小心，我不會隨便拍照片，隨便跟別人講我在哪裡，隨便跟別人講我在哪個時區，其實生活難度蠻高的。

這幾年為了處理跨境鎮壓的事情，我其實生活上要做很多改變，比方說要不停地換手機，要不停地換郵件。生活上很多事情都要很小心，要一直看有沒有人在跟我。

在這個過程中我要學習自我防衛。我是在確定有人真的在我家門口「站崗」那一天開始學巴西柔術的。

過去兩年中我有點痴迷於武術，一直參加比賽。在比賽中它會有量級這個概念。我會去打的都是跟我差不多量級的人。比如說我現在是53公斤，那我去打的那個女生也差不多在這個量級。

這就讓我會有時候回想我的生活。我想說練武術真的很棒。我會打的那些人都是跟我一個量級，差不多高，身體也差不多強壯。但是當我回到我的工作的時候，我面對中共的時候，它不是一個人。它是很多很多人。它是一個很龐大的機構。它有無窮無盡的資源。有這麼大量級的對手能活到今天，我覺得其實是蠻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

從「粉紅」學霸到黨國的批評者

許微其，1994年出生在中國甘肅嘉峪關。許微其並非她的本名。

許微其：爸媽起給我的名字是許秀中，秀外惠中，就是希望我又漂亮又聰明。我在國內相當於被全網網暴的時候，就有很多人質疑說，你又不漂亮又不聰明，你怎麼配叫這種名字？

2021年突然有一天全網都在那邊講許秀中怎麼怎麼樣。許秀中這個人很糟糕。說我是「妖女」，說我是「叛徒」，講的真的很難聽。然後中共開始收集我的資料，開始污名化，開始講說我是蕩婦怎樣怎樣。

我當時剛剛看到就是什麼「恨國妖女」、「賣國賊」、「反華漢奸」這麼多報導，感覺被污名化到我自己都覺得說，啊，不想看到這個名字，就覺得很煩。覺得這個名字好像被廢掉了。

那我就改一個。最簡單的就是把Vicky用音來譯。Vicky就是「微其」。我選「微」字的時候就想說要提醒自己比較微小。「其」就是其實。所以「微其」連起來就是——其實我很微小。

這也確實是我現在的感受，尤其是被這麼大一個國家跨境鎮壓，發現自己其實真的是太微小了。

學生時代，許微其是個妥妥的學霸——拿過奧數獎牌，當過市中考狀元，高中畢業後考到北京，進入中國傳媒大學英語播音專業。

但她很快意識到，這個專業的目標是把他們培養成說一口流利英語，日後為黨國歌功頌德的工具人。2014年，她在大二那年按下暫停鍵，到澳洲一所高中教中文。

許微其曾在很多場合講述過自己從一個腳踝上刺著五星紅旗的「小粉紅」轉變為共產黨批評者的歷程。

許微其：我剛出國的時候很愛國。我之前好像也在哪邊講過，還帶旗袍出國。我就覺得說我代表中國人，我就是給中國長臉。

但是讀的書越多，讀的新聞越多，就開始說為什麼網路上美國的新聞、歐洲的新聞，它描述的那個中國跟我認知裡面的中國完全是十萬八千里的兩件事情？

我就很想要知道真相是什麼。我跑去看六四記錄片，跑去採訪異議人士，我還跑去朝鮮轉了一圈，想看看社會主義到底好不好，答案是一點都不好。

許微其沒有回到北京繼續學業，而是選擇在墨爾本大學攻讀政治科學。

在為《悉尼先驅晨報》撰寫的一篇評論文章中，她寫道，和很多中國留學生一樣，她也是中國教育體制的「受害者」，從上學的第一天就被教導要熱愛祖國，忠於共產黨。直到2016年，她還在墨爾本大學的課堂上背誦中國國家媒體在人權問題上的論調，在一次演講中為朝鮮政權辯護。當老師說她被「洗腦」後，她向校方舉報了這名老師。

許微其：那個時候是我在國外第二年，我其實還蠻搖擺的。那段時間都是我自己個人在做一個探索。14年出國到2016年這兩年是我的探索期。

假期時她回到中國去做實習記者。那是她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可能站到了中國政府的對立面。

許微其：那時候剛好是洪水季節。那年洪水是很厲害，百年不遇。河北有一些村子被淹掉。一些村子它是泄洪村，村民就在抱怨說，在泄洪的過程中沒有顧及他們的安危，是晚上沒有通知的情況下泄洪。然後村民就去抗議，抗議完就被警察打，被拖去警察局。

在做這個採訪和那天去調查這件事情的時候，是我第一次被中國警察團團圍起來，護照交出去，要記名字。後面我們試圖想要離開，然後又被一個車隊跟。

去的時候是真的沒有想到這東西會發在《紐約時報》上面，整個開啟了我的專業記者生涯。

「你媽生你還不如生一塊叉燒」

做記者期間，許微其採寫過大量有關中國人權領域的報導。她採訪前政治犯、維權人士、六四受難者親人，也關注北京在海外干預、滲透、施展政治影響力的議題。

許微其：2017年對於澳洲新聞來講其實是一個轉折點。2017年的時候感覺澳洲所有的媒體都像是突然睡醒了一樣，突然開始關注中國影響力這個問題，關注中國是怎麼樣干預澳洲的政治，影響她的言論自由。

我一回到澳洲之後，有繼續在幫《紐約時報》的澳洲分部做事。其他媒體就有看到我，也會請我來做調查。

中國國安部門的觸角第一次伸向了她。

許微其：我自己懷疑是從2018年開始，就有中國的我覺得應該是國安了，在微信上面找我聊天，叫我回中國。

2019年，許微其遭遇了她記者生涯中第一次大規模網暴。當時，香港爆發「反送中」抗議大潮。她在悉尼報導了中國留學生在當地發起的一場親北京的集會。

許微其：那些留學生非常亢奮，看起來確實是沒有人在組織他們。他們的那種所謂愛國的這種情緒高漲到這種地步，要上街大喊什麼「你們不愛香港，你們就滾出去」。

我就把它拍下來上傳到網路上面去，還對當時看起來是在帶領的這些人的背景做了一個調查，把他們的姓名在報導中公布出來。

威脅、辱罵、人肉搜索隨之而來。

許微其：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大家不停發給我一句話，就是說「你媽生你還不如生塊叉燒」。我覺得真是太好笑了。

那個時候開始，我的外貌被攻擊很多，被說胖啊，被說醜啊。在當時那個時間段，外貌這樣被攻擊還蠻影響我的。我當時是被罵了一波，跟家裡關係也變得蠻不好的。警察也是應該是有去找家裡人。

2019年還出過另外一件事情。2019年是我最後一次回中國，我差點沒辦法離開。我在想要離開中國回到澳洲的時候，那個登機牌不知道為什麼一直打不出來。那個中國航空的人說，我的名字在一個什麼黑名單上面。

所以我當時再回來澳洲之後，我就知道說不可能再去中國了。我想說已經變成這樣，不可能再糟糕了，還能再糟糕到哪裡去？就不能回家嘛。既然這樣的話，就在澳洲安心好好寫，我反而是覺得取得了一種自由。

誰在害怕許微其？

2020年，許微其為澳洲智庫撰寫的研究報告《待售的維吾爾人》引發轟動。報告披露，從2017年到2019年中國將八萬多維吾爾人從新疆轉移到內地工廠強迫勞動。報告警示人們中國大量出口的廉價商品背後潛藏的人權代價。

同年，澳大利亞廣播公司製作了許微其的記錄片。她還被邀請在澳洲電視上與一名中國官員辯論北京的新疆政策。

許微其：當時因為我還沒有被全網網暴，或者沒有被國家機器給凌虐。所以我當時對我人生的看法是，包括我身邊朋友對我人生的看法是說，就好像是從中國甘肅嘉峪關那個沙漠裡面橫空發出來的衛星一樣，很快，很高，到達一個就是說難以想像的高點。我那時機會非常多，那個visibility，就是可見度非常高，非常耀眼的一個狀態。我自己也是覺得說「我怎麼這麼厲害」的這樣一個狀態。

我當時對自己很有自信，而且那段時間是幾個月中國都沒有迫害過我，也沒有對我做任何事情，沒有傳訊息來，沒有威脅過我，沒有威脅過我的家人、朋友，或者是威脅他們也沒有告訴我。

我就覺得說，中共一定覺得我這塊骨頭太難啃，放棄我了。他們一定覺得說我這個人就是軟的硬的都不吃，那就隨我去吧。可能我自己鬧一鬧就無聊了。當時這個是我的判斷，這個判斷非常錯誤，中共這是不可能的。但我當時是以為我做什麼都沒事，所以我就該拍記錄片拍，該做脫口秀做，該發報告發，該跟外交官辯論辯論。

又過了幾個月之後，中共的打擊就是鋪天蓋地。我朋友被審，家人出事情。2021年的時候官媒都開始下場。中共開始收集我的資料，開始污名化，開始講說我是「蕩婦」，說我是「妖女」，然後說我是「叛徒」，講的真的很難聽。

我那時候才領會到中共是不會懶得理你，或者停止迫害你，或者覺得你太厲害了，就不要再迫害你了。

跨國鎮壓像病毒

過去幾年中，許微其一直在埋頭寫一本自傳，名字叫《你真勇敢》。

可是她並非天生勇敢。歷時數年的跨國鎮壓也曾讓她恐懼、消沉、傷痕纍纍。

許微其：就像是一個人突然經歷了墜機一樣，你本來飛機飛好好的，然後飛機砰掉下來。這件事情它會影響你對你整個人生和所有事情的看法。我需要很長時間去想、去思考。

跨境鎮壓對一個人生活的影響並不只是說被跟蹤，或者說手機被監聽這麼簡單。它的影響會擴大，就是像病毒一樣蔓延，感染你的整個生活，還會感染你身邊的人。

就比方說我這幾年來一直在戀愛方面受到很大的影響。我那個最好的朋友回中國開始被審問的時候，她就被迫交代出來我身邊生活關係網中所有男生的名字。

這個關係網裡面就包括我當時真正的男朋友。我就跟那個男生說，誒，對不起，我朋友應該是要把你的名字交代出來，因為我跟她有提過你的名字，不好意思啊。然後那男生當天就他媽的跟我分手。

後面我約會對象也都是。大部分人就是說約會可以，但是要確立一段關係，他就會很緊張，他就會說，那我會不會跟你一起受到中共騷擾？我說那一定會啊，我第一次見你時候就跟你講了，我們要是有什麼很深的關係的話，你會被看成我關係網裡面的一環，會有人不停地去試探你，會有人不停地去監控你，那我認識的，我目前認識過的所有男生都是覺得說那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