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成鋼：中國極權制度的基因與極權主義的形成演變(圖)
經濟學家許成鋼接受《看中國》採訪（看中國視頻截圖）
【看中國2024年12月8日訊】（看中國記者孟浩報導）經濟學家許成鋼近日在《華視三國演義》節目中詳細分析了中國極權主義的歷史淵源，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命運與極權主義體制的維持始終處於深刻的內在矛盾之中。私有企業的崛起未能改變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的基本現實。極權主義制度對經濟改革的內在抗拒，注定使中國的經濟發展難以持續。經濟改革的最終失敗，是極權主義政體與市場經濟之間無法調和的歷史宿命。
極權主義的形成與鞏固：從帝制到共產主義體制的轉型
-蘇聯模式與中共體制的塑造
20世紀初期，中國在西方列強與國內軍閥混戰中陷入動盪，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逐漸崛起。蘇聯不僅在意識形態上深刻影響中共，還通過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政治組織、軍事策略與革命綱領進行了全面指導。中共從最初的地下黨組織，逐漸發展成為一支軍事化的革命力量。
中共的組織結構直接借鑒了蘇聯共產黨，採用高度集中的權力分配模式與等級森嚴的領導機制。黨的領導在政治與經濟生活中具有絕對權威，任何對黨的政策與決定的質疑與抵制都被視為對國家與社會秩序的威脅。
這一模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得到全面強化。通過大規模的土地改革與經濟國有化，中共完成了對國家經濟資源的集中控制。國家的生產力與財富全部掌控在政府與黨的手中，形成了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深度融合的極權主義制度。
-經濟制度的轉變：土地改革與集體化運動
中共的經濟政策始終服務於其政治目標。通過土地改革與生產資料的國有化，農村的傳統產權結構被徹底摧毀。土地不再屬於農民，而是成為「人民公社」的集體財產，實質上由國家掌控。
集體化運動進一步加深了中共對農村與農民的控制。在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民失去了自主經營與市場交易的權利，必須將所有勞動成果上繳國家。這一政策導致農村經濟陷入困境，農業生產力長期停滯，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巨大阻力。
經濟制度的極端化不僅削弱了中國社會的經濟活力，還加劇了政治與社會矛盾。集體化運動中的「畝產萬斤」與「大煉鋼鐵」等激進政策，導致全國範圍內的大飢荒，數千萬人在這場人為的災難中喪生。這一歷史悲劇表明，經濟體制的極端化與政治控制的強化緊密相連。
-政治控制的極端化：暴力機器的運作
中共通過一系列政治運動強化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反右運動清洗知識份子，大躍進推動經濟激進化，文化大革命更是將政治鬥爭擴展到社會的每個角落。通過發動群眾鬥群眾的方式，中共成功瓦解了任何可能的反對勢力。
政權的強權統治不僅依賴意識形態的宣傳與政治教育，更依賴軍事與警察力量。人民解放軍與公安系統的聯合運作，使國家機器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暴力威懾力，確保了中共對國家權力的絕對壟斷。這種對暴力工具的有效運用，成為中共維持統治的關鍵手段。
中國為何無法擺脫極權主義制度 經濟改革的終局宿命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數十年的經濟增長，私有企業已經佔據了中國經濟的重要位置。然而，中國的政治制度卻始終未能擺脫極權主義的束縛。這一現象引發了全球學者的深思：為何經濟體制的市場化和政治上的專制能夠長期共存？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極權主義制度是否注定將導致經濟改革的失敗？對此，許成鋼認為，究其根本，中國經濟改革的初衷是為鞏固權力而非制度轉型。以下三個方面的他的詳細分析。
1.改革的動因：權力合法性的危機
中國的經濟改革始於1978年，初衷並非推動民主轉型，而是挽救深陷經濟與社會危機的中共政權。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極權主義政權面臨嚴重合法性危機，迫切需要通過經濟增長重塑其執政正當性。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政策，其核心目標是保住中共政權，而非推動政治民主化。
2.經濟改革與四項基本原則
鄧小平在改革初期即明確劃定了「改革」的政治邊界，即堅持「黨的領導、社會主義道路、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及無產階級專政」。四項基本原則鎖死了政治改革的可能，將經濟改革限制在黨的控制範圍內。改革的目標不是解放市場，而是增強黨對社會的全面掌控。
3.市場經濟的引入與制度對抗
儘管私有企業的發展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崛起，但經濟領域的市場化始終未能觸動政治領域的極權結構。中共深諳蘇聯東歐劇變的歷史教訓，始終警惕「私有經濟」導致的制度變遷，因此持續通過強大的黨國機器控制國有企業與關鍵行業，避免出現資本挑戰權力的局面。
制度基因的深層束縛：極權主義的宿命性困境
1.權力與產權的高度集中
中國的制度基因來源於秦漢以來的中央集權傳統。在這個體系下，土地、稅收、生產資料等關鍵經濟資源都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經濟改革儘管一度鬆綁了部分資源配置，但產權的高度集中仍是制度基因的核心特徵。國企、銀行等關鍵部門始終牢牢掌控在黨國體制之中。
2.私有經濟的制度對立與政治威脅
隨著私有企業的成長，產權結構出現了鬆動，潛在挑戰了極權體制。然而，黨國通過強制國企重組、私企歸併等手段強化其經濟主導地位。阿里巴巴等私企在短暫繁榮後受到政治打壓，顯示了政權對私有經濟的高度不信任與持續打壓，防止其成為獨立於黨國的經濟與政治力量。
3.意識形態的強化與社會控制
中共通過政治宣傳和社會控制體系強化社會對權力集中的接受。通過輿論審查、黨媒引導、網路封鎖等手段，中共將其對社會資源的控制轉化為對公眾意識的全方位塑造，確保私有企業無法形成威脅黨國的獨立社會力量。
極權主義與經濟改革失敗的必然性
許教授從以下三點分析了中國經濟改革必然以失敗結局。
-經濟增長的極限與制度收縮
私有企業的發展曾為中國經濟注入活力。然而，隨著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極權體制對市場的干預日益加劇，市場活力被削弱。國企壟斷、資本外逃、金融危機等問題逐漸浮現，顯示出制度與經濟市場化的深層對抗。
-全球化退潮與國際壓力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全球化環境。然而，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特別是中美關係的緊張，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受到挑戰。極權主義體制限制了市場的自主調節，外資撤離、技術封鎖等問題不斷加劇。
-社會矛盾的累積與不可持續性
極權體制的長期維持伴隨著巨大的社會矛盾，包括財富分配不均、環境污染、人口老齡化等問題。極權體制下的政策執行缺乏透明性與責任機制，導致制度改革的停滯與社會動盪的加劇。
未來展望
中國的經濟改革已陷入停滯，權力對市場的過度干預導致經濟增長潛力耗盡。在高度集權的權力體系下，經濟改革的空間不斷縮小，結構性經濟危機難以避免。極權主義制度的固化使政治改革難以展開。然而，若經濟危機持續發酵，社會壓力可能迫使制度出現裂痕。中共對權力的絕對控制與經濟自由化之間的矛盾將持續困擾未來的發展。
許成鋼預測，在長期極權體制與經濟市場化的深度矛盾中，中國的未來走向可能包括以下幾種場景：
權力集中的持續維持：通過更強的社會控制與經濟封鎖延續極權體制；
經濟崩潰與社會動盪：經濟增長終結後社會矛盾激化，出現大規模社會動亂；
制度漸進改革與突發轉型：在全球化壓力與內部改革需求下，制度發生意外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