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难得的好文章 洞彻中国现实 题目缺失


(序)

我始终有这么一种感觉,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太缺乏坦诚。中国人吃亏不断,根由大概在此。上千年前的例子不值得再去引用,从一九四九年到今天,我们所经历的坎坎坷坷、反反复复,稍有记忆力的人,都会刻骨铭心。因为不坦诚,便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各方面关系,多了猜忌与陷害,少了信任与理解。中国的官,在台上一个个一本正经,一副正人君子相。一旦下台,仿佛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了,白白净净的一张脸,立刻变得不敢见人。实际上,他在台上的时候,因为不坦诚,只会装模作样,底气十足说给别人听的那些话,自己压根儿就没有相信过,而做出来的样子,又是真理的代言人,说出来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仿佛都发自内心和灵魂。西方的人信仰上帝,一生努力的结果就是为了能挨着上帝的肩膀坐。中国的官的装模作样,目的是让人相信他就是上帝。可惜,中国的现实的发展,总和官们的信誓旦旦过不去,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官们的丑,坦白地证明着官们的口是心非。所以,中国的官们总千方百计地躲在理论或主义的影子里,探头探脑地观察现实,从不敢坦诚地面对现实,更不敢站在现实的讲台上敞开心扉讲一句话。偶尔讲一句,便是“现实是残酷的”。

是的,现实的确是残酷的。国门没打开的时候,我们的自我感觉异常良好,走在康庄大道上,过着幸福的日子。自我满足之余,还操着地球上其他四分之三人口的心,担心人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过着受剥削受压迫牛马不如的生活。到了一九七八年,国门一打开,却不料外面的世界真精彩,花花绿绿晃得我们眼睛都睁不开。等到挣开了眼睛,定睛一看,连月亮都是人家的圆。从此又惭愧又自卑,见了人家老远就把软骨腰弯下去,毕恭毕敬大气不敢出。回头看看自己的同胞,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空长了几十年志气。几十年里喊过的振奋人心口号,倒背如流烂熟于心的语录,一下子不见了踪影。用高不可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武装起来的世界观,一下子发生了大地震,没来得及动摇就坍塌了。此后的许多年里,洋人在中国几乎个个是爷,他们手中的花花绿绿的钞票,急红了不知多少中国人的眼睛。让一直坐在自己屋里感叹现实残酷的中国人,真切地体会了残酷的现实。

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不坦诚,盖因凡事自己作不得主的缘故。几千年来,中国的人治一直是许多不开明小国积极学习的榜样。“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赐一碗毒酒给你,临喝之前还要长跪高喊:“臣,谢皇恩浩荡!”。“赐死”不是对人的任意摧残,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被“赐死”而死,死得其所,即使内心有一万个不情愿,也要大叩其头,并祝“吾皇万岁万万岁!”到了六七十年代,则成为“领袖挥手我前进”,而且“越是艰难越向前”。虽然人人长着脑袋,但人人都觉得不必考虑为什么艰难、怎样避免艰难。结果是越是向前越艰难,难到饭都快要吃不上了。即使如此,可爱的不坦诚的中国人,还是隐藏起满腹的怀疑,不说一句真心的话,高喊着空洞、赌气口号,向死胡同深处走去。

中国的官们的不坦诚,大抵是为了向上爬。官大一级压死人,爬高一层,压死一大片。坦诚人在中国,肯定做不了官。古今很多有才华的人,本可以做官,可因为太坦诚,一句真话或半句实话,不慎触怒龙颜,官门没入,就一头栽在门槛上,一生当了植物人,从此不醒。栽得轻些的,落个脑震荡后遗症,终生与酒为伴、与清贫为伍。个别爬起来学会了卖乖弄巧的,因其本性难移,不定在哪里又会马失前蹄,最终下场往往也是可怜兮兮。所以,在中国就有了这么一句话:做人不当官,当官都一般。说透了,就是都不坦诚。不但是个不坦诚的官,而且是个不坦诚的人。天下的乌鸦那有一个是白的?

话不能说得太绝对,以中国之大,个把坦诚的官还是有的。但是,这个把坦诚官的官途,肯定极其艰难,权不会很大,势几乎没有。而且往往一身病,还要强撑着一个穷家,一家人穷得让叫花子落泪。这样的官不是累死就是病死,反正要早些个死。要不然,他晚节难保。这几年出现的“六十岁现象”或叫“五十九岁现象”,很说明这一问题。西方人信上帝,越临近死亡越接近上帝身旁,而中国人一辈子所树立的信仰,越到临死越迷茫,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反而不知道如何是好,迷失了方向。所以,中国人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只有搞“盖棺定论”,也就是这个原因。

“盖棺”是否就能定论?也不见得。中国人很擅长变戏法,并美其名曰“古为今用”。同样的题目,根据当时不同的需要,可以做出截然相反的文章来。孔子是儒家的祖师爷,历史上被捧被杀过多少次,已经无法统计。一会儿被捧上天,顶礼膜拜;一会儿被贬下地,遗臭万年。这都是中国人干的事情。捧有捧的理由,杀有杀的道理,中国社会一直在这种捧杀交错中徘徊着。一个人的一生太短暂,容不得人生信仰来回摇摆。可是,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我们的人生信仰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的摇摆,根基实在难以牢固。人生的信仰犹如墙头之草,晚节如何保得住?好在现在想保晚节的中国人越来越少了,若干年后的人们,只能在《辞海》中才能见得到“晚节”两个字是怎么一回事了。话说到这份上,作为一个中国人,心里实在有些悲哀。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现实就是这么回事。而且看将来的趋势,这悲哀不容易转缓。人生活到这份上,就不得不感叹“活着真累”了。

(以下为正文)

大学入学不到两个月,按部就班的大学生活,很快就冷却了我的兴奋和喜悦。大学生活的期望和神秘,终于还原为眼前平静如水的现实。老师在课堂上照本宣科的讲解,让学生们感到索然无味,只有埋头看闲书。每周六下午被铁定为政治学习时间,无非是读报纸念文件。那时候的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还“左”得很。因此,报纸上的社论特别多。社论上的许多话,反反复复听多了,一点也不新鲜。学校对这种社论教育兴趣特别大,抓得特别紧,用辅导员的话说叫“火车跑得越快,越要把握好方向”。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切的一切努力,全都是枉费功夫,至少在我身上是这样。看学校苦抓思想政治教育的意思,是希望把我们的人生方向定得像激光一样又直又准,而且具有穿透层层迷雾的功率。似乎这方向一定准,其他万事都可迎刃而解。只可惜,学生们并未因此“圣贤”起来,相反,继之而来的种种迷惑、困顿、叛逆,却令校方伤透了脑筋。

大学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之空洞,形式之单一,简直可以说比“文革”时期的某些“歌功颂德赛诗会”还登峰造极。至少,文革中的人们心怀虔诚,对领袖和主义的崇拜虽然盲目,但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要不,怎么能够一喊“毛主席万岁!”就热泪盈眶呢?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失却了这种盲目的激情,多了一些内心独立思考的理性。这本是社会和时代的一大进步,可惜,中国人向来把主义看得重于国人性命,所谓的教育家们更是把主义神化美化,千方百计以此来约束学生们日益觉醒的独立观察和思考。中国的大学生,在独立思考上先天就不足,后天又受到如此多的约束,只能如婴儿般在大人设计好的襁褓里生活成长。到了九十年代,社会上又响起一片斥责声,以恨铁不成钢的口吻,责备大学生是“抱大的一代”、“长不大的一代”。到底是大学生们愿意被抱而不愿意长大呢,还是大人们抱得太紧而使大学生们长不大呢?社会应该好好反思,而且是反思的时候了。即使今天,许多高校的教育模式,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模式,几乎仍在沿用着几十年的一贯制。虽然形式上因迫不得已而有些小变动,但内容上骨子里仍万变没离其“抱”宗。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的教育不来一场深刻的教育思想大革命,就很难培养出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的人”。

说句很不尊重的话,即使今天的高校中,思想政治教育仍给人一种“黔驴技穷”的味道。“左”风盛极的年代,思想政治教育至高无上,对主义和领袖,人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个个信服得忘了自己。一号召大跃进,全国上下立刻炉火滚滚一片通红,一号召学大寨,全国农村又立刻漫山遍野红旗飘飘,就连一眼望不到边的平原,也恨不得修整成层层梯田。人们虽然从“左”中醒了过来,但“左”风一直在中国大地上徐徐吹拂,至今连绵不断。大学校园里,“左”风吹拂得尤为畅烈。在思想政治教育这块阵地上,“左”风虽然几乎成了空穴来风,但它一直在不断地吹着,从未间断停息过。以至于其他风闻“左”风而逃,根本就吹不到这块阵地上来。所以,大学生们一离开校园,往往吃惊感叹外面的世界真精彩,而那颗被“左”风吹拂了四年的心,一接触别的什么风,顷刻间就失去了仅存的一点虚伪的暖意,立刻变为冰凉。站得高一点讲,高校应培养改造社会的英才,而不是训练顺应社会的愚才。

中国大学教育的悲剧就在于此。高校自称是一块净土,它希望这种“净”能永远保留在学生的心里而不被外界侵扰。可惜,中国社会向来是个大染缸,有几个学子能保住心中的“净土”纯洁如初?保不住,证明高校的教育是失败的。面对这一失败,高校并不乐意坦然承认,相反,又在对社会复杂的埋怨和诅咒声中,更坚定了捍卫净土的决心。西方的高校,听说没有什么围墙,而中国的高校,不但四周围墙高不可攀,就连仅供栖息之用的学生宿舍,大都也改造成铁门把守固若金汤了。这一现实,不正是高等教育对社会影响消极防御的一种真实写照吗?不正是高等教育自我封闭的象征吗?教育不能面对现实,还奢谈什么改造现实呢?

有人曾经总结说:“小学生立志要接班,中学生苦学赛圣贤,大学生喝酒又抽烟。”此话虽然尖刻,却道出了中国几十年教育现状的真实。还有一句话说:小学生手拉手,天真烂漫走;中学生手牵手,心事重重走;大学生手挽手,卿卿我我走。此话说的虽是一种外在现象,却切中了几十年中国教育的窘迫之处。不是么?“小学生上街为社会,中学生埋头ABC,大学生宿舍甩老K”是目前学校教育现状的真真切切的生动写照呵。面对中国教育的这一现实,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可悲的中国教育!

在我的印象里,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碰到的第一个困惑是:怎样找回迷失的自遥恐(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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