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

2001-09-20 21:06 作者:刘晓波 为了增加“三个代表”的吸引力，在铺天盖地的学习“七一讲话”的宣传造势中，在组织化动员的全民效忠表态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引用了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数字：从“三个代表”的提出到“七一讲话”的发表，在校大学生要求入党的人数急遽上升，其比例已经高达60％。至于入党的理由，在电视上介绍此一数字的人则有些含糊其词，语焉不详。她既不谈共产党的宗旨，也不谈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是以介绍中共的伟大功绩为主，绕了一个很大的弯，从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到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富起来了”，最后落实到继往开来的领路人江泽民身上，国力的加强、国威的提高和国民的富足等政绩，证明了“三个代表”的理论创新的伟大力量，所以对年轻学子才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大学生群体60％要求入党的数字，正好与前些天媒体发布的另一数字相映成趣，经过调查，年轻人拥护中共政权的比例高达65％。观者可以怀疑这些由官方发布的数字，但是只要亲历了六四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大概就不会再有多少置疑。被小康前景和实用主义浸泡的六四后一代，最关注的事物大都与深刻的思想、高贵的人性、清明的政治、人文关怀、超验价值无关，而是对生活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主要兴趣集中在时尚、出国、当官和未来的发财梦上。上海交大的招生黑名单丑闻，从另一个侧面向人们展示出，包围着当代年轻人的道德环境已经恶劣到何等程度！在他们未获独立生活之前，父母已经把他们浸入了特权意识和惟利是图的大染缸。

一方面，他们大都是独生子，享受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体验不到社会底层的艰辛，何况一考上大学更成为家庭的宠儿和社会的骄子。他们被家庭娇惯成绝对的自我中心主义者，被社会引导向富贵攀比和尽情追求高消费来享受人生。就是中了状元的农村孩子中的大多数，所关心的并不是怎样帮助农民改变受歧视的命运和摆脱贫困，而是毕业后怎样变为成功的城里人，人上人，从此彻底摆脱世代为农的命运。要说还想着农村，至多是帮助家里人改善一下生活。

另一方面，中共的意识形态灌输切断了历史，造成一代代人的记忆空白。尽管中共执政以后，大陆人历经了难以想象的种种劫难，但是六四后一代基本没有什么铭心刻骨的苦难记忆，没有对制度性镇压和警察国家的体验，所以他们认为总是讲反右啦大跃进啦文革啦六四啦，总是批评政府，总是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完全没有必要。他们会以自身的富足生活和列举出种种数字以证明中国的巨大进步，并对讲述历史苦难和现实黑暗显得极不耐烦。他们所具有最大的社会激情就是民族主义，但是再强的爱国心也不会妨碍其实用主义的生存方式，从在网上大骂美国到争着去美国留学之间，甚至连一点点心理波折或内心责问都没有，很自然地骂了，也很自然地去美国留学了。骂的时候真的义愤填膺，坐上飞往波士顿的班机时的欣喜若狂更是发自内心。当年克林顿访华在北大演讲，提出特别爱国且不太友好的问题的女生，如今已经做了美国人的媳妇。这样富于戏剧性的故事，自然会成为热炒一阵的新闻。但是，一些人在网上对此事表现出的吃惊或愤怒，却显得对大陆年轻人的了解过于迂腐，完全是按照常识性想象来看待他们。无怪乎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取向的大学教师们感叹说：整个九十年代，官方的意识形态灌输，在大学生身上取得了最大的效益。

大学生要求入党的比例可能很高，但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实属凤毛麟爪，正如年轻人中敢于向独裁体制说“不”的人也只是凤毛麟爪一样。我不知道那个做了美国媳妇的北大女生是不是中共党员，如果不是，她的行为还不足以构成大陆年轻人的典型生存方式；如果是，她在校时的种种表现和毕业后的选择，就极为典型地示范了大陆青年的生存方式：即以利益诉求为核心的生存方式。说得好听点是正常的个人利益意识，说得难听点就是惟利是图之辈。他们积极要求入党却不信共产主义，他们充满爱国激情却又沉迷于好莱坞时尚……而最最奇特的在于，他们并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自相矛盾之忧，更没有任何道德负担，反而自我感觉良好，只要得到了收益，就自以为每一次选择都是英明的。

在不甘于随波逐流的大学生中，积极争取入党的人出人意料的多，其目的决不是信仰无私的理想主义，而是基于个人的远大抱负。在中共执政的大陆，无论毕业后干什么，要想尽快成功，入党总比不如党要好。有一位与我辩论得面红耳赤的大三学生说：在中国，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必须入党，这样才有机会在仕途上发达，才能手握大权，而只有手握大权，才能干事。入党有什么不好？当官或发财有什么错？既能为个人及家庭挣得体面的生活，又可以为社会作出超过一般人的贡献。这些人谈起入党的动机来，全然没有任何党八股气，而是极为实用且雄辩。

表面上看，他们的生存方式与中共的意识形态说教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是，只要熟悉中共历史特别是执政史的人，一眼就会看出，中共的生存方式－－夺权、掌权和维持政权－－与这些年轻学子的生存方式有着内在的实质性的一致，那就是“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或许还可以再向上追溯，孔老夫子的“学而优则仕，禄在其中”也好，老子的“无私方能有大私”也罢，“韬光养晦”、“胯下之辱”之类的成语也好，“有奶便是娘”、“无毒不丈夫”之类的俗语也罢，这些没有超验追求、没有道德底线的犬儒化的生存智慧，一以贯之于几千年的历史，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所谓共产主义的高调理想的衰落，被认为是毛泽东时代与邓、江时代的主要区别之一，而在实际上，我们这个民族在具体的生存策略上和行为方式上，何时有过理想的坚守和道义的底线，毛泽东的解放全人类高调并不妨碍他不择手段地整人杀人，甚至不惜要为全球一片红而牺牲三分之一人类为代价，这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猫论”的实用主义之间没有根本区别。

这种大学生入党现象，与另一类改革最大受益者现象极为相似，我戏称为“地下工作者现象”。体制内走红的中青年官员，在公开场合照本宣科，决不会放过任何牟利的机会，但在私人饭局上则完全是另一套语言，他们会说：“虽然我在朝，你在野，其实我们的内心想法是一致的，只不过方式不同，你在外部呐喊，我在内部瓦解……”云云。他们会为你分析政局走向，介绍最高决策层的每个人各自的特点，哪个人最有希望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等等；有时，他们甚至会说出让你惊叹的和平演变策略。他们认为，和平演变成功的最大动力，来自他们这些“身在曹营心在汉”体制内开明派，而且官当的越大、伪装的越象、潜伏的越深，将来里应外合的成功率就越高。甚至在跟一些警察混熟了之后，他们不但同情的话挂在嘴边，而且也会说出一些令我吃惊的自由化想法。

这让我想起关于江泽民的大管家曾庆红的种种传言：从江泽民上台后治国的一系列决策上看，曾庆红这个第一智囊实在不怎么样，但是流传于坊间的小道消息，则不断地把他塑造成隐藏在党内的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不仅观念开放、平易近人，而且政治智慧一流，政治直觉准确，还私下作过一些颇有人性和推动政治改革的事。据说，批准鲍彤现在的两套住房的人，力主调搞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出身的王沪宁进京的人，支持潘岳搞“政改报告”的人……都是曾庆红。

这些当红的官员们最为一致的观点是：体制内有想法的人很多，这些人做的事，对于政治改革的意义远远大于体制外的反对派。有时在私下里，这类官员见到我这种持不同政见分子，会毫不客气地说：“体制外的反对派从八九运动失败以后就彻底没戏了，跑的跑，关的关，可以在外面干点事的又内斗不止。你说说，这么多年，你们这些人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我想，这样的问题会令一切体制外反对派尴尬。每次和他们聊天，就觉得这些人似乎个个都有戈尔巴乔夫的远大抱负、忍辱负重的韧性和足够的政治智慧。也许是我小时候看革命电影太多，中毒太深，以至于我常常把他们想象成打入敌人内部的足智多谋的地下工作者。这类现象远远不至于官员，在新闻界、教育界、文化界、官商界比比皆是。

还有一大类精英是92年以来发了大财的人，其中一些完全因六四后被整肃才下海的，总会隔一段时间请你来顿丰盛的饭局，每一次都会狂侃天下大事，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下海挣钱决不是为了发财本身，而是为了将来干大事。他们列举了种种自己下海的社会意义：一是直接参与市场化和私有化的进程，在整体上为将来的政治民主化提供经济制度的依托；二是为一些落难的朋友提供帮助，为将来体制外的反对派重返政坛而积累经济资源。他们最爱说得一句话就是：干革命没钱不行，越是为了将来的成功，现在就越要挣大钱，打下丰厚的经济基础。三、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有钱人干的革命，肯定是代价最小的革命，因为商场教会了他们精确的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决不会干那种成本高昂而受益甚微的革命。有钱人将来参政，最有可能实现渐进的和平演变，而鼓动暴力革命的概率最小。

无论是积极争取入党的大学生，还是体制内官员和下海商人，没有人真正拥护现行制度，对“三个代表”既不看好也不讨厌，他们说，三个代表总比毛泽东的专政理论强，也比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强，甚至有人认为它是使中共的非人性性质向人性化转变的第一步。如同用软绵绵大众文化包装硬邦邦的主旋律，总比赤裸裸的刀光剑影的口号要好一样。

这种在分裂的人格中生活得悠然自在的现象，与整个社会的精神分裂症非常协调。小道消息、政治民谣和黄色笑话，成为六四之后大陆中国的一大奇观，既是人们发泄不满的创造，又是无奈之下人们的最好佐餐调料。中国真的已经进入了一个“调笑时代”，除了电视中的各类晚会、娱乐栏目、喜剧和小品之外，执政者和官场腐败成为最大的民谣和笑话的素材库，几乎每个人都能讲一段以黄色为调料的政治笑话，几乎每一城镇和每一村庄都有广泛流传的讽刺性民谣，它们才是大陆民众真正的公共语言，与官方控制的公开媒体上的语言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如果你每天只接受来自公开媒体的信息，就会恍如生活在天堂里；如果你每天只汲取私下聊天的信息，就会觉得这里是地狱。前者所描述的是一片光明，后者所呈现的则是暗无天日。而这些民间的信息交换和传播无法在阳光下公开进行，只能在私人之间的小圈子里流传。如果说政府的各类公开的和非公开的禁令是正规黑幕制度的话，那么民间的小道消息就是另一种由恐怖统治制造的非正规黑幕，权贵在黑幕中瓜分全民资产和搞政治阴谋，民众在黑幕中发泄不满和自寻开心。两种黑幕中的大陆人遵守的是同一套规则，即正规制度下的非规范反规范的灰色潜规则。

令人最为困惑的是，生活在如此巨大的反差之中的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别扭；私下里万众唾弃的中共政权仍然稳稳当当；高层领导人仍然在全民的私下诅咒中风光无限。每一个私人相聚的饭局都是一次牢骚发泄，一次政治笑话的表演秀，有些嘲弄当权者的黄色政治笑话，在无数个不同的饭局上被反复演绎。这类牢骚和嘲弄，随着饭局的结束而结束，丝毫不影响人们在公开场合中的另一种表演。久而久之，这些完全不同于官方的民间创作，这些在私人饭局上的强烈不满，非但对现行的中共独裁政权没有任何威胁和伤害，反而成为一种民间自发性的娱乐性闲聊，如同在紧张之余的闲暇中，看一个好莱坞大片或中央电视台的小品晚会，只是即时娱乐而已，笑过之后一切如故：要说谎时就说谎，要黑心时就黑心，要钻营时就不择手段……

在大陆，每一次血腥的灾难过后，大都是争吃人血馒头的过程，吃饱了的人们还会牢骚满腹，但是这样的牢骚和不满已经转变为愉悦身心的笑话。特别是，那些现存秩序的受益阶层的牢骚，各类精英的不满，大城市市民的怨恨，早已失去了匕首和投枪的锋芒，失去了真正的道义力量，而变成了牌桌上、麻将桌上和饭局上的自我娱乐。这种娱乐类似毒品，具有麻醉的功能，人们陶醉在摔扑克牌和洗麻将牌的悦耳声音和饭局上的嬉笑之中，象消费商品一样消费着苦难、黑暗和不满。

这就是大陆－－既分裂又同一的大陆，体制内行为与体制外行为、官方语言和民间语言、公开表态和私下交流、悲剧现实和喜剧表演之间的分裂，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但是这种分裂又奇妙地统一于人们犬儒化的生存方式之中，苦难现实被消解为小品性娱乐，发泄不满转化为自我麻醉，亵渎权贵退化为自娱表演。除了享乐和消费之外，仅存的硕果就是不择手段的惟利是图。 (2001年8月31日于北京家中)(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