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北角有一间附设于五星级饭店的卡拉ＯＫ，最早有台湾帮会参股，据说背景直达北京市一级公安首长，店里陪唱小姐每晚上班先缴五十到一百元人民币的入场费，每位每次陪唱价码最低五百元，比北京的一般行情高出一倍。
九六年前后，有位区级警局一把手的儿子酒后在店里闹场，被酒店保安打了。这名男子立刻打电话把警察叫来，把保安扣了。不过，酒店随后透过关系把武警叫来，又把警察给扣了。最后，这名男子被关，他的老子被撤职，可见这家卡拉ＯＫ背景之厚。
与台湾少数低阶警员掳妓勒索的个人行为相比，中共军警特经营特种行业，却是“半合法”的，其收入除了维持单位运作外，也是中共情治系统搜集情报的一条管道。以负责搜集台湾情报的总参情报部为例，除了正式编制内的“密干”外，还有列入人事档案但在正式编制外的“商干”，他们利用情治系统的特权经商，把部分所得资助情报活动。
还有一种人是“靠挂”，利用与情治人员的私人关系，对外说自己隶属于某情治单位，藉此避免黑白两道的骚扰。
上海有一间台商开的卡拉ＯＫ，这名台商曾经担任过南部某市议员，连任失败后到上海开店。他能言善道，又特别喜欢与记者打交道，许多台湾来的政商名人到了上海，几乎都会到他店里坐一坐。这名台湾老板私下曾表示，他的店是总政某某部在“罩”，某某部要他的店作对台的“窗口”，真假如何，不得而知，但十几年来几次大规模扫黄，从来没扫到他。
朱熔基九八年接任总理后，先提升军方和政法系统的待遇，然后再整顿经商活动，虽然有些收效，但并没有真正切断军警特“制度化”经营特种行业。前述几家军方经营的饭店，总经理过去有军职，现在则暂时解去军职。但按中共人事规章，军转民、民转军，完全没有问题，所谓军警特与企业“脱钩”，根本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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