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 六四，共产党输了--写在六四屠杀13周年

与此同时，当年主导八九民运的领袖们星光逐年暗淡；国内的任何民运“星火”都被严酷镇压，看不到“燎原”的可能；海外民运又被自身的问题摧毁。于是，亲共人士更理直气壮：还是得靠共产党领导中国；反共人士则悲哀：如此下去，共产党岂不是没时候垮台了。尤其是在海外的反共华人们，眼看着越来越多的前大陆中国人庆祝“十．一”（89年哪里有？有的只是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欢迎出访的江泽民、胡锦涛，甚至李鹏，于是对中国的现状悲愤，对中国的民主未来悲观。

但是，“六四”共产党真的赢了吗？这13年来共产党真的越来越强大吗？中国的民主未来真的遥遥无期吗？不，绝不是！

在六四屠杀的第二天，西方主要大报全都发表社论，谴责那场杀害平民的暴行。台湾曾把那些社论结集出版了《对共产中国北京屠杀的全球反应》一书，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来自《多伦多太阳报》：“中国的军队和强硬派可能赢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战役，但他们在人民心中输了一场战争。”

这13年来，中国发生的所有变化都在印证这句预言，无论表面上它是多么红火、繁荣。共产党用暴力夺回了天安门广场，但它输了人心；它的失败，从那个血腥的夜晚就不是悄然地，而是明显地开始了：人民对共产党的看法发生了永远无法再逆转的“质”的变化。

在六四屠杀前，太多的中国人对共产党抱有幻想，没有比学生跪着请愿更形象地表明这种幻想了。今天还有人荒唐地赞美那种下跪，但是即使面对英国和美国这种民主政府，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也没有下跪。对那种完全放弃人的尊严、向独裁者下跪乞求的行为，屠杀就是独裁者给予的最直接、最清楚的回答。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从来都是昂着头，站着争取来的，而绝不是垂首跪着乞求来的。

在六四屠杀前，绝大多数人不相信共产党真会残忍到直接杀平民。即使军队兵临城下，多数人仍认为共产党不会下令开枪，军人可能强行把学生架走，或用催泪弹驱逐。屠杀前几小时，在广场绝食的人和纽约通越洋电话时还强调，军队顶多使用橡皮子弹。但解放军的子弹却把人的心、肺炸开了花。

真子弹才使人们看清了邪恶的真面目。人类无数的邪恶在发生之前都是：要么根本没有被想到，要么被认为“耸人听闻”，所以才有了发生之后的“难以置信”。纳粹在进攻法国之前的一个星期，巴黎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相信希特勒真会攻占法国，许多人还在开party，悠闲地观望别国的战事，至到炸弹落到头顶上。这才导致美国以牺牲9,000士兵的代价登上诺曼底，解放法国。911更以近3,000平民的生命代价让世界明白了一次什么叫恐怖主义。但许多人至今仍不相信恐怖份子如果有能力就会使用核武器。

看不清邪恶，你下一步的发现就是脑袋不在肩膀上了。人类致命的弱点就是非得走到被用鲜血教育那一步。所以前美国众议员，以坚定反共著称的周以德（Walter
Judd，已去世）当时在华盛顿的演讲语惊四座，“六四屠杀是长期以来发生在中国最鼓舞人心的事情之一”，面对听众的惊愕，他说，中共“已经把自己暴露到即使最盲目的人都能看到他们是野蛮人的地步。”

六四，共产党的彻底失败就从它的开枪开始。一位逃出来的学生领袖曾感慨地对我说，下次再有机会，目标绝对是铲除共产党政权，绝不会再有幻想。这种认识的本质性的转变，绝不仅仅发生在天安门学生身上。它发生在无数中国人心中，那屠杀的一夜开始了共产党自杀的一刻。13年来，虽然表面上人人都在热心赚钱，中国经济也在热热闹闹地往前走，又加入世贸，又要主办奥运会。似乎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个强大的中国正在腾飞。

但这就是共产社会的“秘密”，它的真正变化不是在表面上，而是在人心里。虽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目前是共产党建政后最高的；但人们对共产党的不满，在心里对它的否定，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中国民众对共产党统治的不满远比89年时更强烈，更广泛。美国“布鲁克斯研究所”上周发表研究员耶普（Ray Yep）的论文“保持中国农村的稳定：挑战和因应”中引述统计说，仅在1993年，就有6,230起农民抗议事件发生，在军民冲突中有8,200多人伤亡。在1996年冬到97年春，中国有9个省的36个乡镇发生骚乱，有38万农民参加。前中共人大委员长万里曾对此说，他下乡视察时问一个农民，现在乡下人需要什么，得到的回答是，“需要陈胜吴广”。

不久前和一位来访的在大陆时熟悉的大学教授交谈，他本来属于谨小慎微、保守型的，即使私下也不直接批评共产党。现在则开口、闭口用“共产党专制政权”等词汇，虽然他还要返回中国。这位70多岁、受了一辈子官方教育的共产党员教授，口气中不仅对共产党充满蔑视，其对共产主义本质的清晰认识远超过我们海外的许多年轻华侨们。

近来由于给“美国之音”做电视评论节目，我有机会直接听到从中国大陆打过来的电话，很多观众、听众对中共的批评完全是口无遮拦，而且非常自然地使用“中共”这种字眼，比海外的许多人还大胆。即使对江泽民、朱熔基和胡锦涛，也敢直呼其名地嘲讽。连对台湾、西藏、新疆等敏感问题，也敢提出不同于北京当局的看法。这在89年的时候是不可想像的。

从苏联、东欧共产国家的例子来看，正是这种人心的变化，导致那些政权的“突然”垮台。实际上这个“崩溃”的过程早就在发生，只不过突发事件的刺激使它找到一个爆发点。有70多年历史的苏共帝国，竟在72小时内，在没有任何大规模反对派组织运作的情况下，轰然倒塌、一败涂地。这根本不是当时振臂一呼的叶利钦手里有“魔杖”，而是苏联人民心中早就积蕴的不满有了爆发机会。但美国的成百上千的“苏联问题专家”，竟没有一个人预测到苏共帝国会在三天内结束。

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专家”的哈佛教授费正清，面对六四屠杀更是困惑不解地说，“中国确实是独特的，深不可测的。”为什么这些研究共产主义的西方专家们总是在惊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总是看那些共产社会的表面现象，而忽视或看不到那个社会人心发生的变化，那个社会真正涌动的潜流。

今天在中国，即使是共产社会的最大受益者“高干子弟们”都对这个政府没有信心，他们要把巧取豪夺到的钱以最快速度转移到西方的银行存起来。据中共财政部办公厅“积极财政政策”课题组的报告显示，中国大陆1997年“外逃资本”364亿美元；1998年是386亿。据中国经济学者樊纲的研究，2000年中国大陆外逃资本达480亿美元，比外商对中国实际投资的407亿美元还多。

中国大陆的民众储蓄率已成为全球之冠，把收入的一半以上全部存入银行。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不敢消费？因为他们对未来没有信心，他们要把钱存起来，一旦出现危机，有点“救命钱”。据报载，连邓小平的女儿分娩前也急着赶到美国，要把孩子生成美国公民。连中国最高独裁者的儿女都对这个政权的前景如此不看好，要为将来安排“后路”，可想而知那些普通的老百姓。

在共产社会，由于没有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反抗运动往往难以产生；所以“突发事件”扮演重要角色：它起到了新闻传播的群体沟通作用，同时又具有调动民众情绪的鼓动作用。所以中国的两次大规模抗议运动，都由突发事件引起：一个是周恩来去世后的四五天安门运动；另一个就是胡耀邦去世后的八九民运。这两次运动已预示突发事件在中国这种政治制度中的特殊作用。

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多倾向认为，对共产国家政治的预测如同天气预报，往往难以准确，因为铁幕世界总是黑箱作业。但在铁幕的平静下面，隐藏着民心变化而积蕴的岩浆。突然事件则往往起到刺激火山爆发、淹没整个专制政权的效果。表面“强大”的苏联在三天之内就崩溃，接着整个东欧的变化都证明共产世界这一特点。任何一个突发点，都可能把共产党的统治突然结束。下次再有我们今天完全无法预测的“突发事件”的时候，运动的主体很可能就是那几千万涌向城市的农民盲流、下岗人员、大庆油田的工人、法轮功信徒，还有曾经幻想，现已幻灭的学生、教授们。

共产党的统治历来靠两条腿：意识形态和暴力。今天共产党在北韩和古巴之所以还能稳当地统治，这两个条件都还存在。但在中国，六四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全面崩溃。单靠暴力这一条腿往前蹦，中共不仅步履艰难，更危机四伏。

无论中共政府和许多中国知识份子怎么强调中国的所谓“特殊国情”，但中国人是人类的一部份，眼前的泡沫金钱利益绝不可能永久地浇灭中国人心中对自由的渴望，对成为文明世界一员的向往。

海外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们不必悲哀，无论多少人举着滴血的五星红旗去欢迎李鹏，中国的民主进程和这些人的“民意”毫无关系。以台湾的例子来看，当年海外台湾人投给国民党的票是绝对压倒多数，但民进党赢了。在海外享受着民主、自由，独立于独裁统治之外、不必面对随时随地的难受、却可以随时飞回美国、飞回欧洲的人们，自然有资本对邪恶有潇洒的宽容之心。但那些生活在那个制度之下、每天目睹各种腐败、亲身体验着制度造成的巨大不公平的中国人却不能！

谁说中国人不想拥有我们今天在海外的这份自由，这份尊严，这份对明天的日子确信的安全感？这份渴望就是岩浆，它从中共屠杀开始酝酿，爆发是必然的。从六四那一刻起，共产党每一天都在输掉这场和人民较量的“战争”。所以，人们对中国的民主前景应该充满信心。

2002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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