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美交了一份乖宝宝的考卷
胡锦涛先生自准备接班以来就谨言慎行，人们很难了解他的政见和方略，只有那张不见老的脸和式样很好的一头乌发，经常露面；以至有人一触及到他这多年的“隐忍”，他立即很抱屈地回答“这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他显然意识到这不是一种“体面”或“荣誉”。言外之意，他工作很努力，只是不透明的政治将明星的灿烂遮蔽了；然而，最委屈的还应是中国人民，他们对即将“君临天下”的胡锦涛先生居然一无所知。因此也就难怪《华盛顿邮报》认为，这显示中国还要走多 漫长的路，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或民主国家。
美国外交协会的中国问题专家艾科米说，华府对胡锦涛的了解程度和其未到访前差不多。他感到失望的是，胡的演讲不够幽默，不了解如何吸引美国听众。“胡锦涛对听众的回应最好快些、简短些，而且要能说到重点”。有分析人士认为，胡锦涛温和的措词将促使华府强硬派更大胆；而对主张加强与中国交往的一派，也有推动美中关系的作用。总之，他的“弱势”形象，使人既可交友，也可欺负。而他那没有弹性的步伐，毛式的挥手，四平八稳的照本宣科，来了也等于没有来，早知如此了，还不如让FedEx送一套预制录像，在ＰＢＳ上放放就够了。
其实，胡先生本来就没有图甚 “成果”，只求不犯甚 “错误”。对于憋了这么多年的他，天快亮了再尿炕，实在是太划不来了。然而，一个大国接班领袖的如此缺乏安全感的谨慎表演，一定让期待他有所作为的人们，早泄了阳刚之气；但对京城里的公婆来说，胡先生则缴了一份“乖宝宝”的考卷。从历练和气度来看，“痴长”了二十年的他，简直比俄国普京落差了一辈。平庸的成功，固然有运气的成分；然而，也是有中国特色的“逆向选择”中的“适者生存”。
六十年代大学政治辅导员不学无术
算起来，胡锦涛先生还小我五个月，都该是一九四二年生的“千里马”。据说在清华大学学水利的他，成绩并不很出色，一定是因为循规蹈矩，早早就入了党，还做上了“政治辅导员”；他至今舞步轻盈，当年还是舞蹈队长。我想蒋部长南翔先生也未必知道他，否则也就不会被分配到偏远的刘家峡；但在那里他又偏偏遇到了“伯乐”宋平先生，从此平步青云，先后在贵州和西藏当地方官；最后又碰上了学生闹事，小平同志启用新人，小胡同志就在北京城里耐心候补了。
祖籍皖南绩溪的胡锦涛，生在上海，长在泰州，出于一个平常商家。如今他即将出头，因此有人就在他和“亲美名人”胡适之间，攀出了点“风马牛”的宗族关系；其实，绩溪还出过一个“红顶商人”胡雪岩。要是严谨的宋平先生早知道徽州（治绩溪）胡姓如此“复杂”，少不了会怀疑胡锦涛有“卖国”和“贪腐”的“阶级根源”。说来共产党的“组织工作”都是些“黑箱作业”；既然事事机密，别人也就只能瞎懵猜测了。
在胡锦涛大学时代的履历里，只留下一条他做过“政治辅导员”的蛛丝马迹。“政治辅导员”，是六十年代初为“阶级斗争要年年抓，月月抓”的恐怖路线而设立的一种监视学生思想行为的卑微工作，它是那些靠拢组织的“积极份子”毕业留校的专差；而对那些“自来红”的干部子弟来说，又是不屑去一做的。那时，全国每所大专院校都豢养了一大批这种人，向青年学生操刀的，就是这帮“学而不专”且“心术不正”的小人。今天，他们都是些年纪过了六十，毕生为牟私利而不学无术，应该扪心自愧的校园废人。
一九六五年，我于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前，因诸多“反动言论”，而被批判斗争了一通，最后在一位杜姓“政治辅导员”督导下写“检查”，足足费了我半年的青春时光；只是毕业的大限到了，才将我发落到四川的一个县城去教书。临走前，一位罗姓的“政治辅导员”明知我“落水”，可还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奚落我：“朱学渊，你可以去考考研究生嘛”。这些无时不在的侮慢和训斥，使得我对“政治辅导员”耿耿于心。我幸得早一年出门，在“文化大革命”中，同级留校的“政治辅导员”，不少是血债累累的“打手”，几乎与“辽宁张志新案”齐名的“上海王申酉案”，就是他们一手制造的。
据说，普天之下惟清华大学与众不同，蒋南翔先生提拔了许多“双肩挑”的学生，读书之余兼任“政治辅导员”，每月还发可观的“津贴”，其中有人还能省出钱来买辆奢侈的自行车。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核心中会形成一个势力庞大的“清华帮”，或许就是源自于这种令人趋鹜的“物质利诱”。蒋南翔先生在五十年代打得了一批学有专精的“右派份子”；六十年代却造就了一批青年机会主义者，他的这笔“政治津贴”，竟功不可没地为中国的共产主义埋伏了一代领袖。
共产党选拔权力接班人笑话一箩筐
关于权力的继承，中国的问题实在太多。远的不说，自从西太后垂帘，满清皇朝就出了问题，亲生的“同治”皇帝一死，她就定了妹生的“光绪”继任，而这个外甥又想做点事情，于是就被禁闭到死。共产党的笑话就更多，共产主义本来是一种西方革命思维，可是它的领袖天天也操烦着帝王的身后事，他们无非是要“选拔”一个听话的，而天下又听他的“接班人”。
“选拔接班人”，实在是一桩很钻牛角尖的事情，自从毛泽东栽在林彪的手里，又立了一个“不蠢”的华国锋，等到他自己“百年”结束，元老叶剑英就指点华国锋和汪东兴收拾了“四人帮”，而邓小平也就从阴沟里爬出来，“彼可取而代之”，只年把功夫，就叫“英明领袖”卷铺盖走路。毛泽东的“永不变色”的苦心，则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邓小平在“接班人”的问题上，也没少受罪。只怪他一时气量小，又听了小人的谗言，处置胡耀邦惹出了大祸，后来罢免赵紫阳又丢尽了颜面；他本来属意李瑞环做替补，但有其他老人喜欢江泽民，他也就心灰意懒，好坏由之了。后来他对江泽民也不甚满意，只是“胡赵之鉴”不远，才由小女扶着去“九二南巡” ，这吓着了聪明的江泽民，从此跟紧了。
共产党选“接班人”难，做“接班人”就更难，搞不好还有“杀身之祸”，少则“牢狱之灾”。 因此，江泽民早早地就采取措施，趁小平同志在世，将出言不逊的陈希同关进了大狱，还将自恃与邓小平有“通家之好”的“军委秘书长”杨白冰赶出了“核心”，就此邓、杨两家翻脸绝交。然而，这种“山有虎”的事情诱惑实在太大，莫说本无锋芒的林彪要“折戟沉沙”；一个区区政治辅导员熬上十年，一趟“虎山行”，当然是在所不惜的。
胡锦涛能成为未来领袖，可能与邓小平没有多大的关系；大概是“谨小”的宋平先生，推荐了一个“慎微”的锦涛同志，“老同志们”看着不错，就“为民作主”了。说来毛泽东、邓小平“看人”，都是看一个错一个，谁又能把人一下看对了？再说宋先生长期主持“组织工作”，从中央到地方却出了那多的“贪官腐吏”，他是否真识“千里马”，也令人质疑。
怯懦慎行怎能处理中国的难题？
去年，胡锦涛在巴黎遇见老右派林希翎女士，她说“我还活着哩”，胡锦涛说“为甚 要这样说，你应该活得更好”。这几句慰籍的话竟使我觉得，要让一个“政治辅导员”去背毛泽东的“十字架”，或许是“不公正”的；但是，作为“接班人”的胡锦涛先生，只向“作恶”的历史说些事过境迁的客气话，是很不够的，他至少应该向饱经灾难的人民宣导“从善”的方略。中国人民期待的已经不是一位生死由天的善人，而是一种长治久安的制度；当年胡耀邦热情奔放是为共产党“取信于民”，今天胡锦涛的谨言慎行只为自己“获得权力”，他确实还是个机会主义者。
问题是，胡锦涛又能有多大的“权力”？拿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人比较，他们的“权威”约呈几何级数递减；强势的邓小平或许还有毛泽东的十分之一的威风；而拘谨的胡锦涛的魅力，可能连外向的江泽民、朱熔基、李瑞环的十分之一都不及了。另一个问题是，胡锦涛有没有能力运用这点“权力”？在这个多事的强权主导的世界里，“韬光养晦”和“丧权辱国”仅一步之遥；机会主义者的“谨慎”，很可能被强人指为“怯懦”，并迅速导致政治核心中的“强替弱汰”。
与“威权递减”的现象相反，“民主制度”国家的代代领袖都是民选的强势人物，这就是它们国力历久不衰的根本；英美诸国即是例证。今天人们都在嘲弄俄国的苦难现状，而貌似强大的前苏联恰恰崩溃在“威权递减”之中；而今天实行了民主制度的俄国，经几代精明人物的有效操作，必将重登强国之坛，而叫那些短见的人们刮目相看。中国的政治领袖莫为一时“国力提升”有傲意；一个不要民主的民族，永远是无人尊重的愚种，任凭它是个“常任理事国”。
即将传到锦涛同志手里的，既是一把“权力”，又是一泡“烂污”，贪腐、失业、人口、台湾都是问题中的问题。“人口”和“失业”只能让时间去消磨；“台湾”却牵动民心，失手就要覆舟；惟“贪腐”之事，日日糟蹋着共产党本已不良的名誉，实在再紧迫不过了。去年政府派人去加拿大引渡要犯赖昌星，结果他在外国法庭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落入律师的陷阱，犯人没有抓回来，还调侃自己“学到了许多的东西”。说来，中国要杀尽贪官，与美国要消灭光恐怖份子一样的不智。这些问题的解决，还要靠除根的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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