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乃强说，自己曾受徐永光委托，在香港开设希望工程捐款的帐户，接受捐款。
刘乃强还说，徐永光在春节前拨打长途电话向他暗示，如果有人问起这个帐户，就说“忘记了”或者“没开过”。
徐永光并派出三人到香港要求刘乃强帮助查找该户口未果。但刘乃强表示，该户口的钱早已汇到青基会的总部帐户。
根据《中国青基会章程》第34条，中国青基会的资产管理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管理制度，定期公布收支状□，接受理事会和财政部门、审计机关和公众的监督。
柳杨透露，记忆中徐永光在香港至少设立过一个没有对外公开的外汇捐款帐户。她称，不知道这个帐户到底收到过多少捐款，但因为一个偶然机会，方知该帐户至少收到过一笔捐款，由于该帐户从未被审计过，因此柳杨把它称为“秘密”帐户。
原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董向功在接受内地记者采访时说，曾就希望工程是否在海外开设捐款帐户问题，多次当面问过徐永光，徐永光每一次都是很肯定地回答说，希望工程没有在海外设立帐户。
但据香港明报5日报导，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刘乃强证实柳杨的记忆属实。刘乃强说，徐永光在香港曾经委托他开设过接受希望工程捐款的帐户，而且徐永光还在今年春节前拨打长途电话向他暗示，如果有人问起这个帐户，就说“忘记了”或者“没开过”。
柳杨说， 92年前后，曾在团中央工作的叶克东先生致电给她，请求帮助一位在香港居住、担任全国青联委员的捐款人，查询在香港捐出的希望工程款项，为什么迟迟拿不到收据。柳杨请人帮忙，但从中国青基会的北京电脑里没有发现纪录，柳杨只好请叶克东转告那位香港捐款人，请他回忆到底把善款捐入了银行的哪个帐户，信息反馈后，柳杨忽然想起，中国青基会在香港确实有个帐户。
今年 4月3日晚，刘乃强在深圳接受内地记者采访时证实，中国青基会曾在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开设过接收捐款的帐户。刘乃强表示， 1990年，他在北京参加完全国政协会议，徐永光找到刘乃强，希望刘乃强能在香港帮助设立中国青基会的分支机构，帮助希望工程在香港募集捐款。当时还讲好，希望工程在香港的工作全权委托刘乃强，所有的捐款收据，都由他签收。看到这对贫困地区失学儿童接受教育有好处，是一件大善事，刘乃强说：我答应了。
刘乃强说，在北京与徐永光谈了一个大致意向后，回到香港就开始行动。刘乃强曾谘询新华社香港分社得知，国务院有规定，内地基金会不得在港成立分支机构。与徐永光沟通后，遂决定在港重新注册。不过，在香港注册一个新的慈善基金会，手续很复杂，要成立机构，要申请免税，审批手续很严格、很繁琐。就在刘办理新的基金会还没结果的时候，徐永光指定在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开设一个接收捐款的帐户。刘乃强回忆说，他后来开了这一帐户，户名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帐号已经忘记，但开设帐户的印鉴卡确实是自己的。
对于青基会在香港中银设立帐户的某些具体情节，如开设时间、后来是否撤销、是否收过捐款、刘乃强本人是否提取过、是否给捐款人开出过受款收据等问题，刘乃强作了答覆，并透露了印象较深的几件事情。
刘乃强称，帐户是徐永光在北京得到中国银行总行批准，再让他在香港办理的，换言之，帐户不是他去开设的，刘乃强只提供了印鉴卡，而开户的时间大约是 1991年。从开户到撤销，前后大约有半年时间。
刘乃强续称，自己是“印鉴提供人”，但开户时徐就和刘约定，所有捐款必须全额汇往北京中国青基会指定帐户，刘无权从帐户提取捐款；此外，开户名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帐户的真正主人是中国青基会或者是徐永光。
刘乃强回忆，至少收到过一笔数额较大的捐款；但因为和徐永光在工作上发生分歧，因此刘乃强提出撤销该帐户，徐同意，而收到的捐款，在销户时已全部经由银行转回北京。
刘乃强称，没有碰过那些钱，一分也没碰过；也没给捐款人开过收据，因为徐委托他的“签收”许诺，并未兑现，而且刘也不知道捐款者是谁。
刘乃强表示，徐永光在香港展开的大规模募捐，从未与他联系，因此，希望工程此后在香港发生的任何事，与他无关。
刘乃强表示，《明报》、教联、工联这三家是香港希望工程最大的捐款接收单位，还有很多小的接收单位，在他的记忆中，“受托人”起码有超过十家。
对此，刘乃强与徐永光之间出现分歧。刘乃强称，如此多社团，这么多人都是希望工程在香港地区的“募捐代理人”，募捐工作就容易出差错，容易失控。他说：“就算我不怀疑你徐永光，但这样搞下去，你徐永光容易背黑锅，希望工程也容易背上黑锅。”
刘乃强表示，曾好心劝徐永光不要这样做，但徐永光不听。没有办法，他决定抽身退出去。善后工作很简单，筹备中的香港新的希望工程基金会不申办了，帐户撤销，帐户里的捐款通过银行全部转回北京。
对于和徐永光的这一分歧，刘乃强表示至今问心无愧。
刘乃强说，希望工程在香港的“受托人”不一定非要是我，但最好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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