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何新早就“自杀”了

后来又看到何新“辟谣”说自己还活着，没自杀。我第一个感觉是自己太过早地浪费同情心了。第二个感觉是，他真失算，还不如一直不作声，保持一个完整的自杀形象；既然他早就进行了精神、灵魂的自杀，现在出来声明一下那个“植物人”还活着呢，不仅毫无意义，还失掉了一些人因他的“自我消灭”而对他产生的同情心。

何新首次给我留下印象的“自杀”是在10年前，源自日本经济学家矢吹晋。这位矢先生比较亲中国政府，常去北京，和那些有些头衔、被官方认可的所谓学者们见面。他活该倒霉的是也见了“何新”。

矢教授后来在东京的记者会上说，他去北京和何新匆匆见了一面，随便聊了聊；但返回日本不久，就看到中国官方《北京周报》刊出长篇的“何新、矢吹晋对谈录”，文中以何新“对谈”的口气，大谈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世界如何按马克思主义原理发展等。这位矢教授矢口否认有这幺个“对谈”，他说当时只是简单地聊了几句，何新既没提出要采访，更没有说过要“对谈”，这完全是凭空捏造！

矢大教授的恼火可想而知，但他毕竟是个知识人，做事不能像中国何那样，他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常识做。于是他耐着性子、忍着怒火，起草了一封信给《北京周报》，说明原委，要求解释并更正。可《北京周报》绝不和日本人周旋，干脆不予回音。矢吹晋的“恼火”还没有吹尽，中国最大的党报《人民日报》又全文转载了这篇约一个整版的“对谈”，唯一的修改是把矢吹晋的名字换成了“日本经济学家S教授”。从没有遇到过这种“待遇”的日本教授愤怒已极，因此在东京召开了记者会，强烈抗议何新和中国新闻界的流氓行为。

矢吹晋的愤怒完全可以理解，他被何新耍了一次流氓，又被中共媒体强奸了两次。从《人民日报》在转载时把矢吹晋的名字隐去，说明《北京周报》不仅接到了矢教授的投诉信，而且《人民日报》也知道了这个内情。但为什幺党报们还这幺流氓呢？

实际上不论《北京周报》还是《人民日报》都不大可能要预谋“陷害”矢教授，因为他是亲北京政权的“外国友人、学者”。最大的可能是出于报纸宣传功能的需要，不得不“牺牲” 一下日本友人，谁叫你做友人了，现在中国的流行语是“杀生宰熟”，专捡身边距离近的开刀。

何新和党报合伙做这件事，目的就是要抬高这篇“对谈”的权威性。因为“对谈”内容多为共产党对当今世界的意识形态解释。当然，党完全可以把它作为“社论”或“本报评论员文章”发表，党报经常是这幺干的，但当时刚刚经过六四屠杀两年多，党的喉舌们也感到有点舌苔厚重，口腔味道太浓，他们的话人们不愿听。在这种时刻，有这幺一篇和外国友人的全面、坚定、肆无忌惮地维护共产党专制理论的“对谈”，对于《人民日报》的上甘岭们，这等于雷阵雨了。

这份“对谈”显然比党报直接发社论有更多“优越性”：一是何新官衔是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名字好象挺学术的，不像在天安门广场上端刺刀捅学生的那些大兵；从这种“学者”嘴里说出，可以证明中国学术界还是有人坚定支持共产党的；况且何新不是和解放军大兵论杀人，而是和日本知名经济学教授论专制，给人的“启示”是，连日本都有教授重视何大学者，这样党的理论不仅在“国内学术界”得到“回响”，而且走向了“世界”。

矢教授在记者会上说，他曾一连给《人民日报》写了三封信，说明真相，要求更正和道歉。但这家党报连为了礼貌回封信都没做。其实《人民日报》的做法也可以理解，它回信说什幺呢，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只能装聋作哑。矢吹晋没有说他给何新写过信，在他那里，何新的行为无异于“自杀”，有必要和“死人”说话吗？

在中国人里，坚定维护共产理论的人物一直不少，但像乔木啊、立群啊，虽然拼命往左边挤，但毕竟“始终如一”，坚持僵化，选择继续做“恐龙”，让拍《朱罗纪公园》的史匹伯格也没办法，总不能把人家当作外星人，送到外星球上吧。但即使乔木和立群们也没有胆量编造一篇和外国友人的“对谈”，然后拿到《人民日报》上发表，而且是在矢教授还没死的情况下。

何新的这次“自杀”在《北京周报》和《人民日报》圈内是任人皆知的；矢教授的信（前后4封）也有很多人看到了。虽然党报利用了何大学者一把，但何新就像阿拉法特手下那些恐怖组织派出的自杀炸弹烈士似的，炸一把自己也死了。

到底何新是不知道“自杀炸弹”这种事儿玩不得，代价太大，要把自己赔进去；还是何大学者“知识越多越反动”，就不怕玩邪的；为了党国命运，哪怕丢了灵魂、当“植物人”也在所不惜呢？

既然何新已经出来辟谣，说自己还没自杀，那我就劝他以后也想开点吧，即使中国的天再翻个个儿，也不必再寻短见了；因为何新早已“自杀”，从我听到矢吹晋在东京开的那个“葬礼”，就在心里为他下葬了。安息吧。阿门！

2002年8月12日于纽约 (原载【观察家】http://observech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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