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三道路党：关于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20点主张

关于解决中国极为严重的三农
（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二十点主张

中国农业存在着巨大危机，面临着大面积破产的危险。中国农村日见衰落，城乡差别越来越悬殊。农民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在中国是最低的，处于社会的底层。农民（包括已经进入城市的民工、小商小贩、保姆等）干的活最脏最累，收入最少，受到的剥夺却最多，税费负担比城市人要重得多，还要受到严重的社会歧视。如果说美国等国家有欺压黑人和有色人种的种族问题，印度有贱民问题，那么中国的农民就是中国的黑人、贱民。中国农民的不满情绪，就像一座火山，随时都可能爆发。

农民是中共当年打天下的主力军，对革命贡献最大。在革命时期，可以说，中共就是一个农民党。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在经济建设中，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做出了极为巨大的贡献。建国以后，中共逐步忘记了农民，虐待、歧视、盘剥农民越来越严重，农民已经被逼得没有活路了。中共对不起为它做出牺牲最多，受到困苦最多，并且最听话、最忠诚的农民。中国的三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是整个国家的最大问题之一。中国的农民真是太苦了。农民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中国有公民，城市人一定要关心农民，同情农民。

就是不讲感恩，也不讲同情，只从政治上讲，也一定要解决三农问题。中国的三农已经出了大问题，解决不了，整个国家就完了。不说别的，如果农民在农村活不下去，其中一部分--几亿农民拥进城里来，城市就会大乱，整个国家就会大乱！

中国的三农问题为什么这样严重？从根本来讲，就是中共在农村不再代表农民的利益，而是代表在农村的当官的、有钱人的利益；中共在城市不再代表民工的利益，而是代表中共特权阶层和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湖北省李昌平上书事件、江西省保护农民利益的书被查收事件，都充分说明这一点。中共五十三年的执政实际证明，中共解决不了中国的三农问题。在中国，只有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的政党才有资格在中国执政。中国第三道路党是中国代表包括农民在内的，中下层人民利益的政党，中国第三道路党有能力解决中国极为严重的三农问题。

中国第三道路党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二十点主张：

一、中国只有实行民主政体才能真正解决中国极为严重的三农问题

中国的农民生活在社会底层，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政治权力和民主权力。简单地讲，就是中国没有由中国的全体公民，一人一票选择执政党，选举国家和各级政府领导人，选举各级议会议员的全民大选。中国农民有八亿之多，占了全国人口的大部分。如果有全民大选，还有哪个政党、政治家敢歧视农民？敢不替农民说话？在专制独裁政治制度的中国，没有民主政治，没有全民大选，也就没有工人、农民、小商小贩等社会底层人民利益的保障。中共垄断国家权力，欺压和剥夺农民，不为农民说话，如果在民主政体国家早就下台了，而在一党专制的中国，却照样可以当政。既然如此，它为什么要为穿得又脏又破，脚上还有牛屎的农民说话呢？中共的这些当官的不是傻瓜，他们用手中的权力去讨好有钱人，帮助有钱人去欺压农民和社会中低层民众，从而换取自己的利益。中国的很多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组织、个人没有合法的政治地位，不允许它们出来为农民说话。杨子立等人就是因为为农民说话，被抓了起来。李昌平就是因为为农民说话，被迫离职。中共江西省农委书记批准出了一本保护农民利益的书，而被迫检查。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根本原因不在于户籍制度，再在于中国的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农民的生活却超过了城里人。政府要农民减少农产品种植面积，主动给农民巨额的经济补偿。为什么？就是因为美国的执政党和政府怕失去农民的选票，不敢得罪农民。

中国第三道路党认为：中国只有实现了民主政体，农民才会得到真正的解放，才能真正解决中国极为严重的三农问题。广大农民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从而积极投身到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中来。中国第三道路党同时认为，在现行制度下，农民的政治权力、民主权力也不允许被剥夺。中国的人大代表（议员）选举名额应按人均分配，不能城市多，农村少。权力机关不能歧视农民，农民也可以担任公职。农民可以从事政治活动，包括组织政党，参与人大代表和政府领导人的选举，等。希望中共能认识到实现民主政体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保证，不要再为一党私利，反对民主政体在中国的实现了。

二、国家应对农村减免税费（除少量外）若干年，国家、省、市财政应大幅度增加对农村的投入

中国的农村，喊了二十年的减轻农民负担，却越来越重。要解决的不仅仅是一个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也不是“费改税”的改革能够解决的。政府的所谓“费改税”的改革，完全是失败的。它虽然减轻了一些农民的负担，但农民的负担仍然非常沉重。“费改税”把很多不合法的收费变成合法收税了。据统计，“费改税”的改革后，农民还要拿出8-9%的收入交纳各种税费，而农民的年人均收入只有两千多元，还挣扎在贫困线上。

最近，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披露：2001年农民人均收入2366元，其中包括40%的实物收入，实际现金收入1800元左右，这1800元还要有20%做第二年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费用。真正用于消费的现金只有1500元左右。2001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6860元，是农民当年可支配现金收入的5倍，考虑到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社会福利，如买房折扣、看病报销、教育补贴等，城乡之间真实的差距大约为6：1。经济学家胡鞍钢披露：城市居民人均税负为37元，而农民人均税负为90元。这些还都是统计数字，中国的统计弄虚作假是严重的，实际数字要比这些数字还要高。这些数字表明，在中国最贫穷的农民却负担着最重的税收。这公平吗？

至少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国家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每人每月800元，800元以下免税。城市人按这个标准收税，农民也应按这个标准收税。城市人基本上不直接交纳各种行政收费，农民也不应该直接交纳各种行政收费。农民年收入只有两千多元，平均每月只有不到200元，远低于800元的起征点，是不应该交纳任何税费的。

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剥夺了农民五十年。国家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城市有了很大的发展，而农民还是那样的贫困，农村还是那样的破落。工农差别更大了，城乡差别更大了，东西部的差距更大了。

中国第三道路党主张：国家应该在若干年内减免农民的各项税费，让农民休养生息。原则上农民除土地使用税和个人所得税以外，不再交纳其他税收，包括“村提留、乡统筹”在内的各种行政收费也不再征收。对于需要交纳的税费，也应合理负担。收入越高，交纳越多，收入越少，交纳越少，贫困线以下的农民，税、费全免。农业税只有两千亿元，占各级政府财政的十分之一左右，就是不征，各级财政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现在“村提留”成了村干部的吃喝款，“乡统筹”也被乡里挪为他用。农民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当然村级财政还是需要的。既然实行了村民自治，村级财政的收支，就应由村民根据有关规定自主决定。村开支要合理使用，绝不允许再吃喝。乡镇级财政、县级财政应由政府财政解决，不能靠剥夺农民。

国家、省、市财政要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在农村建立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大量资金；（按照目前农民的收入，没有多少农民能够交纳社会保障金，各级财政要给予补贴）国家的生态平衡治理、环境污染治理，很多在农村地区，需要大量资金；中国有两亿贫困人口，主要在农村，扶贫需要大量资金；农村要修道路，搞通讯、电视传输，需要大量资金；乡镇企业的调整、改造，需要大量资金；对农村的部分县、乡镇、村要派工作队下去“清整”，需要大量资金；农村的中小学教育，现在由农民承担，改由政府承担，需要大量资金；还有，支农人员的开支，需要大量资金；县、乡镇政府不再由农民养了，需要大量资金；等。

上面讲的减免农村税费，增加政府财政对农村的投入，这将造成巨额资金缺口。巨额资金从何而来？减征农业税两千亿元，每年向农村增加投入财政支出三千亿元，差距就是四、五千亿元。这个数字虽然很大，但只要少腐败点，少浪费点就全有了。农民、农村、农业急需休养生息，这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性的大事，该做的一定要做。中国是该花钱的地方不肯花钱，不该花钱的地方拼命花钱。中共政府如不保护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的社会中下层民众，光知道让中共那个占人口极少数的中共特权阶层，短期暴富，尽情享乐，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了。不是政府没钱，而是把钱给谁。这就是中共政府最要害的地方。

三、农民应组织自己的组织，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国家在农村应允许农民组织农会，在城市，应允许民工成立自己的工会组织，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是宪法给予公民的权力，中共剥夺农民的这个权力，就是违反宪法。中国建立有有钱人的组织--全国工商联（即中国总商会）。既然商会允许存在和发展，就应允许农民、民工和其他中下层民众的组织存在。八亿农民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组织呢？农业部居然规定企业中的农民工不是工人，不允许组织和参加工会。我们知道，他们就像旧社会的“包身工”一样，受到最严重的剥削和压迫，而受不到政府的任何保护。中国的“社会主义”，连香港、台湾、韩国、日本的资本主义都不如。这就是现实。

在邓小平时代，特别是江泽民时代，中国出现了对工人（特别是民工）、农民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劳资矛盾尖锐，职工与企业领导层利益冲突越来越多。国内多次出现工人大规模上街抗议的工潮，出现罢工和怠工，出现闹事，出现农民聚众抗议活动，出现打砸抢，出现个别人的暴力抗争（杀死企业领导人）。这些不免会造成对社会秩序，对经济的严重破坏，甚至会引起全国性的大动乱。劳资双方的矛盾，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完全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这就需要有真正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工会、农会。对于企业领导方和资方来说，与一个讲道理，有远见，懂得斗争策略，能够控制住工人、农民情绪的工会、农会谈判，远比与众多的，水平较低的个人、小集团的不讲规则的，甚至是暴力的争斗要好得多。

在中国，官办工会往往不被工人所拥护，因为它们是由企业管理层所控制的，于是由工人自己组织的独立工会纷纷成立。独立工会被中共所严格禁止。而在农村，则根本不允许成立农会。中共是靠搞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起家的，而今天中共政府却害怕独立的工会、农会的存在和发展。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共已经不再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了。中共政府如果还代表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会害怕独立工会、农会吗？其实独立工会、农会都是非政治性的组织。它们的要求都是经济利益的要求。只有在其合法、合理的经济利益长期地得不到解决，而国家权力机关严重庇护企业领导方和资方时，才会转为政治斗争。对独立工会的压制，会使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独立工会、农会是会帮助政府的和执政党的，会起到缓解劳资矛盾，缓解社会冲突的作用的。所以中共禁止独立工会、农会的做法，把组织工人运动的工人领袖抓起来的做法是极其愚蠢的。

中国第三道路党支持农民、民工成立自己的农会、工会组织，支持它们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斗争。坚决反对中共政府放纵党内外资产阶级对民工、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歧视、污辱，使得社会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尖锐的做法。中国第三道路党认为：政府要认真、坚决地执行《劳动法》，绝对不允许对民工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国家要制定保护农民利益的法律。农民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应受到国家的特别保护，不允许对农民的歧视、压迫、剥削。

四、要搞好村民自治，就要反对“党的领导”，中共村支部必须向村委会交权

中国村民自治是失败的。关键在于大权还在由上级任命的中共村支书和中共村支部手中。在所谓的“党的领导”下，村民选出来的村委会、村长没有权力，这种村民自治没有实际意义。

中国第三道路党认为：法律规定，中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村官由村民直选。村里重大事务，由村民根据有关规定，自主决定。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国家权力是由中共垄断的。宪法规定，国家权力是属于人民的。假使中共是合法的执政党（实际不是，因为未经过人民的选择），它的各级委员会也不是权力机构。中共村支部当然也不是权力机构，它只是一个社会团体，由它把持村里的大权是非法的，村支部必须向村委会交权。村民自治的关键在于村民是否有真正的权力，比如，对村里大事的创议权，对村干部的监督权、罢免权等。在真正的村民自治的制度下，村委会、村干部就会廉洁，就会代表村民的利益，为村民服务。

所谓的“党的领导”就是各级当权者个人的领导。我们要除去“党的领导”神圣的光环。中共鼓吹“党的领导”，就是宣传一种对中共的迷信和崇拜，这与封建社会的“皇权至上”是一样的。中国人民应从这种思想愚昧中解放出来了。中共曾经是个优秀的政党，但它是会变的。仅从中共的腐败，甚至超过在大陆失败时的国民党的腐败，这一点就可以看到“党的领导”的荒谬。如此腐败的政党有什么资格要人民去迷信和崇拜？

现在当官的，只讨好上级领导，因为权力是上级领导给的。这就是“党的领导”的实质。这个政治制度一定要改变。要使当官的去讨好老百姓，就是要使当官的权力由老百姓来给。毛泽东有一句著名的话：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这只是一句空话。我们要把这句话变成现实。

五、对部分县、乡（镇）、村派工作队进行“清整”，搞好县、乡（镇）的干部队伍建设

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县、乡（镇）、村的领导班子全烂了。他们与旧中国的恶霸地主，贪官污吏没有什么两样，专门欺压和盘剥农民。在这些地方，黑恶势力影响很大，要解决问题，就要由上级政府向这三分之一的县、乡（镇）、村派工作组，搞类似过去“四清”式的“清整”。“清整”要坚决反腐败，不准领导干部滥用职权盘剥农民，清查冤假错案，要对原干部抓一批，判一批，撤换一批，除名一批。要彻底解决吃喝风、公车风，乱收费，违法执法等一系列问题。“清整”不是搞阶级斗争，一切都要依法进行。

主要在城市动员一百万工作队员下乡搞“清整”。工作队成员可公开招聘。条件是：1、初中以上文化程度；2、对农民有感情，愿意做出一定的牺牲；3、没有腐败、犯罪问题，正直、有良心、守纪律，有一定工作能力；4、有政治水平，懂法律，懂政策，了解社会；5、60岁以下，25岁以上，身体尚可；6、能外出工作一年以上；7、对“清整”工作有正确认识。

工作队成员的一部分，如自愿，可在工作队任务完成后，留在农村的乡镇、县的权力机关担任干部。现在很多地方的干部队伍存在着严重的本土化、宗族化倾向。要以外来干部（主要是城市来的干部）向本地干部掺砂子。要对农村干部进行培训，提高农村干部的素质。县级干部要进行交流，不要在家乡任职，不要在一个地方长期任职。

中国第三道路党认为：解决农村的问题，搞好农村各级权力机关的领导班子是最重要的。否则，给再多的钱，农村工作也不可能搞好。优秀的干部队伍，绝不是大学校园里可以培养出来的。强调干部队伍的高学历、洋学历是错误的。在大学文化程度普遍的英国，前一届的英国首相只有高中学历。当干部不是搞科研，不是研究学问，他更应能读懂社会这本大书，更应在社会实践中锻炼，更应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将来的优秀的各级领导干部，包括城市的领导干部很多都应出自这批农村工作队。

六、在三年以内，建立包括农民在内的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不完整的，它不包括农村，也不包括进城的民工。这实际上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公民平等的原则。实际上最应该实行社会保障体系的地方和人群，不是城市，不是城市居民，而是农村，是农民。因为他们最穷困，最需要得到国家的帮助和救援。在毛泽东时代，尽管国力远低于现在，但社会保障体系要比现在完备得多。那时农村有五保户，有合作医疗制度，有免费的中小学教育。而现在这些全都不存在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思想感情问题，更是政治立场问题。中共政府还是人民政府吗？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主义的实质内容之一。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就会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如果要搞特权资本主义，就会千方百计地，以种种借口反对建立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第三道路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中共实际推行的特权资本主义。中国第三道路党主张用三年时间，在全国农村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贫困地区，更应首先建立，这是刻不容缓的大事。在这些地区，社会保障费是收不上多少的，所以要国家和地方财政进行补贴。农民的收入达到贫困线以上，征收社会保障金，达不到的，不征收。一说到给农民以补助，中共政府官员就哭穷。中国少搞些奢侈豪华，资金早就有了。江泽民一个总统豪华专机就是十亿元，一个超豪华的国家大戏院就是三十多亿，每年光公车腐败就要支出三百亿以上，光大吃大喝就要花掉一千亿以上。中国的经济实力，完全有能力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国家财政、省、市财政有关社会保障的支出应从现不到5%增加到20%左右，主要补贴农村。

建立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是一个赔本的买卖。它带来的是社会的安定，是阶级矛盾和冲突的弱化，是人口素质的提高，是对城市压力的减轻，是经济的复苏和更快的发展。

七、改变土地承包制的农村经济制度，实行耕地的非国有化和自由买卖

二十多年前实行的土地承包制，对解放农村生产力曾起过很大的作用。承包制是特定情况下的办法，只能是一个过渡。土地承包制对耕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土地承包制早已没有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作用，反而演变成了官员所有制。村、乡级官员依靠手中的权力，白白占有土地承包费。农村很多地方出现了村官、乡官将出售土地和集体财产所得的资金，占为己有和挥霍一空的事件。土地承包制搞了二十多年，农村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种种原因，实际的土地承包，并不公平，有权有势分好地，无权无势分坏地。土地承包制，虽然讲了二十年不变，但实际是经常变，因为耕地的所有权不在农民手里，一纸文件是靠不住的。权力在当官的手里，农民无权无势，无法与当官的抗争。出现了纠纷，司法也很难介入。只有改变承包制，实行了耕地私有，农民才会放心，农民的利益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改变土地承包制的农村经济制度有利农民、农业企业对农业的投入，才能推动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的解放。

中国第三道路党主张：政府将耕地（宅地及林地、草地等）卖给农民，实行耕地可以私有，可以买卖的制度。

在城市人中，有两部分人可以通过改制获得利益。居住在公有住房的国有单位职工，可以获得比较便宜的住房，或得到补贴。一部分国营企业的职工，通过改制，可以获得企业的部分股权。工人阶级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了，而中国的农民却是一无所有，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实行耕地可以私有和买卖制度。使农民从无产阶级变成有一些资产的小有产阶级。

有人主张把耕地无偿地平分给农民，但这很难做到真正的公平。我党主张卖给农民，主要不是为了获得资金，而是为了尽量地做到公平。比如：好地、坏地，以价格找平。因人口等原因多得到耕地的，也需要多出些钱。有人说，一些农民很穷，没有钱买地。注意，我们主张的是政府是以低价将耕地卖给农民。这个低价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农民如没有资金，可以部分耕地为抵押向银行贷款。耕地私有和可以买卖，可以提高耕地的使用效率，避免耕地的撂荒。种田大户如要扩大生产规模，可以通过耕地买卖买到耕地。部分农民要进城，可将耕地以市价卖出，获得到城市安家和发展的最初的资金。农民如参加合作社，可以以耕地作为资产入股。已经是集体所有制合作社的地方，农民不愿意再把耕地分开的，政府可把耕地卖给合作社。

耕地私有并非农村私有化，不会造成两极分化。在中国农村，两极分化早就有了。贫穷的农民有了耕地，多少有了一些财产，比现在的一无所有要好。现在承包的耕地，不能出售，就是租出去也不合法，有等于没有。农民多数会拥护耕地卖给农民的。

目前，农村实行的是以行政村划分的合作社，这是一个假集体所有制，实际农民都在单干。要撤销这种假合作社，改为包括个体、私人、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混合经济体系。乡（镇）、村要搞政企分开，村委会、乡（镇）政府不直接拥有和管理企业。村、乡的财产，集体企业的股份要分到农民个人，明确产权。要鼓励农民在自愿的原则下，联合组成真正的股份制合作社，但不强制搞合作化。要鼓励搞“公司加农户”的生产、销售联合体。除了集体所有制外，也要允许和鼓励私有农业企业的发展。这就是要扶助各类的农业专业户，使其发展为大规模生产，雇佣农业工人的私人农场。

八、国税、地税合并征收，县、乡（镇）要减少数量，精减机构和人员

这几年搞的分税制是失败的。中央政府得到了好处，但把地方坑苦了，特别对贫困地区，甚至搞得县级领导都发不出工资。县、乡（镇）政府没有财政收入，只好向农民要，把农民盘剥得太苦了。地方上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搞地方保护主义，鼓励小煤矿、小矿山围剿国营大煤矿、大矿山，不允许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区销售，对本地生产的质低价高的商品实行强迫销售。

中国第三道路党认为：这种分税制是为小利，而毁全局的办法。要改回去，重新实行国税、地税合并征收。税收的分配应采取合理负担的办法，富裕地区，上交中央多些，反之少些。要照顾贫困地区，有的不但税收要全部留下，而且上级政府财政还应给予补贴。这不是吃财政“大锅饭”，因为对经济落后地区不扶助，它很难发展起来。财政上让它过得去，再派好的干部去，通过几年艰苦奋斗，经济是可以搞上去的。所以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补贴会越来越少，没有什么可怕的。

中国第三道路党认为：乡镇是最低一级政府，其财政如不能自行解决，应由上级政府解决。国家、省、市财政，要补贴贫困地区县、乡（镇）级财政。对县、乡级政府不再提财政收入指标要求。县、乡（镇）政府要精减机构和人员。除了公务员以外，县、乡（镇）还要大大减少其他吃“公家饭”的人。有统计：乡（镇）级：八十年代初，干部人数为20人左右，而现在达到120至150人。县级：八十年代初，干部人数为200至300人，而现在则超过了一千人。县、乡（镇）政府应精减机构和人员一半以上。应该是越是贫穷落后的地区，吃“公家饭”的人应越少，而不是越多。除了对现有县、乡（镇）政府进行精减机构和人员外，全国要实行部分县、乡镇合并，全国可减少县、乡镇数量1/3到1/5。

九、允许居民自由迁徙，实行户籍制度改革，让大批农民进城，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

中国城市化程度很低。按户籍讲，8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城市化程度只有20%。实际上，由于两三亿农民进城，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应有30-40%左右。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仿的国家，城市化程度都在50%以上。所以中国的城市化程度仍然低于应该达到的水平。应该看到户籍制度的落后，造成的巨大浪费和对进城农民的歧视和不公。有的人在城市里已工作、生活十几年了，全家都在城里，却没有户口，成为了城市边缘人。城市边缘人现象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浪费。他们在农村盖房子又不住，每年往返于城乡，不能放心地，合法地在城市里置业和发展。城市边缘人，得不到社会保障体系关注，受到城里人的歧视，受到有钱人的压迫和剥削。

中国第三道路党主张：允许居民自由迁徙，实行户籍制度改革，让大批农民进城，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将大幅度减少农村人口，有效地减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对城市的发展也有好处，会很显著地增加各种消费。制造行业、建设行业、环卫行业、零售行业、餐饮行业等从业人员主要都是民工。大城市出现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也需要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城市化有利中国人口素质的大幅度提高。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时间表：十年内，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应超过70%。

中国大中小城市都要发展，不要只强调小城镇的发展。在人均国民收入三千美元以下，主要是大城市发展。三千美元以上，中小城市才会大发展。中国会出现两头大发展的情况，一方面并村为镇，（下面要说到）一部分农民集中于大村和镇；一方面一部分农村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成为城市居民。中国大城市的膨胀，出现很多超级大城市，甚至发展为城市带，没有什么可怕的。中国人多，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城市要加快经济发展，比如使制造业有较大的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吸收更多的农村劳动力。

中国大约有三亿农民生活在城市里。户籍制度的基本原则应是居住地原则。迁移户口，原则上不允许收费，但早期，为了防止要求进入大城市过多的情况出现，对在该城市实际居住时期较短的人，可以适当收费。

十、要有大农业思想，积极改善生态平衡，发展农业生产

中国第三道路党认为：要改变以粮为纲的过时认识，要减少耕地，对低产田要全部退耕。要改变农业结构，减少粮食作物的种植，搞多种经营，发展林业、牧业和各种行业。要建立农产品专业生产带。要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要加快对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国家和地方的投入，遏制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对水土流失地区、土地沙化地区、蓄洪地区、干旱地区、水源保护地区等，都要进行大规模的生态建设。中国的生态问题主要是人的不当的生产、生活造成的。要减少耕地面积，封山育林；要减少牧场面积，封场育草；要恢复湖区，提高蓄洪能力；必要时要进行生态移民。对于受到损失的农牧民要给予以补贴，要安排好农牧民的生产、生活。

要建立农产品专业生产区，加大农产品销售的投入，减小农产品销售风险。农业要专业化、规模化、高效化、产供销一体化。中国农业要扩大农业的生产规模，变小农经济为大农经济。要推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增大农业投入，提高农业机械装备水平。要对农业进行防灾治理，减少各种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危害。除了发展传统农业以外，农村还要改善基础设施，通电力，通电讯，修好路，种好树，保持良好的自然生态，积极发展农村旅游业、休闲业、农村居住业，让一部分城市人到农村旅游、休闲、居住。尤其是在大、中城市郊区和高速公路附近，更应通过新兴的行业来发展农村经济。

十一、应设法使农村留住农民，不要造成农村经济毁灭性打击

中国的城乡差别很大，农民一下子都拥进城市，也会出现大问题。特别是户籍制度一旦改革，允许自由迁徙后，农民会不顾一切地蜂拥入城。城市是不可能接受这么多农民的，而且农村经济也会受到毁灭性打击。

中国第三道路党认为：政府应努力缩小城乡差别，设法让农村留住人口。应积极地发展农业经济，鼓励向农村、农业投资，鼓励城市人到农村创业。对荒山、荒地，实行谁开发，谁所有的法律规定。农村如果能够做到税收低、物价低、环境好、也有发展机会，也猩缁岜Ｕ咸逑怠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