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 给江泽民夫人的一封信

第二，虽然当今中国有十三亿人，二千多家报纸，中央一级的高层官员也得上千，但没有一个人能有你这种位置，能够和江泽民先生说上话，主要是那些他很不愿意听的“逆耳忠言”。从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可以看出，即使邓的子女们，在中国的最高领袖而前也没有正常的父子、父女关系，连做女儿的都要谄媚她的“伟大领袖”父亲。我猜想你和江泽民的关系不至于悲惨到那种地步（在电视镜头前，他好像挺关心你的样子）。因此有些话说给你，或许你能转达给你那位亿万人之上的丈夫。

第三，也是我写这封信的最主要原因。天下的夫妻，只要处于正常的状态，恐怕没有哪个妻子不关爱丈夫，包括他的健康、他的形象等等，因为夫妻是连理枝，一损俱损。先生形象恶劣，或患病得不到治疗，妻子就显得有一定的责任。对于一个别人根本无法真言相对的男人，没有甚么比夜深人静之际，妻子谆谆指点的真诚更让他动心。中国俗语的“枕头风”之说历史悠久，足以证明其效力。

因此这封信的主要动机，是想提醒你作为妻子的责任，觉得你应该深入关心一下你先生的对外形象和精神健康问题。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夫妇有个健康、幸福的晚年。

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曾在一家大型精神病院工作过六年多，学到一些关于精神疾病的知识。从海外媒体读到、见到的关于你先生的某些奇怪举止上，再从精神疾病的许多定义上来看，江先生现已患有相当程度的老年性精神疾病。他不仅应该在今秋的“十六大”上完全从所有职位上退休，而且应该得到及时的治疗。这对你们两位老人的晚年生活，尤其是夫妻和睦，实在是非常重要的。

江夫人，请不要认为我危言耸听，或“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我完全没有那么深远的政治目的。在精神病院工作时，曾受到过这样的职业训练：不可打骂病人，不管患者做出多么离谱、荒唐的事情，必须想到他是精神病人。谁都不可以指责、批评、嘲讽病人（而且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精神病人杀人都不被判刑，美国总统里根就曾被精神病人白打了一枪）。医院对患者家属也有要求，那就是要配合医生对病人的治疗，不可讳疾忌医，更不可以不把精神病当病。

中国人向来缺乏精神医学的常识，也没有像西方人那样稍有症状就找心理医生的习惯．所以在中国，往往是精神病患者症状非常严重，病到晚期，有的要杀人放火砸东西了，才被送到医院治疗。

江夫人，如果你仍怀疑我的想法和动机，那么请把我下面谈到的你先生的这些精神病症状以及倾向性诊断结论拿给中国的精神科医生，让他们做做鉴别。例如中国比较著名的湖南精神病防治院、上海精神病院、北京康宁医院、黑龙江省神经精神病防治院等等。

对于精神疾病的诊断，中外医学界至今仍主要依赖对患者言谈举止等进行病理分析和诊断，而不像对器质性病变（如溃疡、癌症等），可以通过透视拍片或病理切片得到确诊。而且目前中外医学界在精神疾病的定义上越来越接近，简单概括地说，就是人的言行和现实严重脱节，这是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病理特症之一。

我第一次感觉到你的先生可能患有精神疾病，是看到报导说，他在访问西班牙时，在该国的王后面前突然从兜里掏出一把梳子，梳起自己的头发来。后来看到美联社记者拍下的照片。江夫人，如果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经常兜里揣着把木梳，动不动就掏出来梳几下头发，人们可能说他“太臭美”，但仍会给予一定理解，毕竟是青春年少。然而江先生可远远过了春情的年纪，他今年好像已七十六岁了吧，这么把年纪，在外交场合，当着人家国王妻子的面，多少有点太现眼了吧？难怪西方报纸、电台开心地大报花边新闻。当然中国媒体吓得只字未提，所以你和中国老百姓大概一点也不知晓。当然我绝不认为你先生在别人妻子面前有别的意思，但怎么解释他呢？只能理解他有些精神症状。正如我上面提到的精神分裂症特征，这是行为和现实脱节、角色和场合地点冲突，所以不属正常人的举止。

第二次引起我注意的是你先生前年访问土耳其，该国为了中土友好，向你的先生颁发了“国家勋章”。当地报纸说，当土国总理把装着勋章的盒子捧到你先生面前正要给“江主席”佩戴时，你先生突然伸手到盒子里，把勋章一把抓出来，迫不及待地自己挂到了脖子上。报导说土国总理和在场的政要们都目瞪口呆。我不记得那次访问你是否同行，或是否听说过这件事，但这可成了土耳其朝野，尤其是媒体上的笑料。如果是个六岁（还是没有教养）的孩子，客人拿来糖果，他迫不及待一把抢过去，还情有可原，毕竟是孩子。可江先生是一国（大国）之元首啊！如果不是精神出了毛病，怎么可能做出这种和年龄、角色、场合完全脱节的举止呢？

第三件事是江先生首次到以色列访问，去死海游泳。以中国人的习俗，去带“死”字的地方是不吉利的、忌讳的。你先生破除迷信，还敢在死海上仰泳，令人钦佩。但糟糕的是，他那白花花的大肚皮，鼓胀在死海上，被当地记者拍下来后，登上了全世界的主要报刊，真的是“中国走向了世界”，香港已逝船王包玉刚曾说过：一个管不住自己肚皮的男人，甚么大事也做不成，因为他没有自我节制的能力。当然了，江先生的大肚皮是“油结三尺，非一日之食”，那么多洋荤国宴、土产酒席，也实在难为了他有限的肚囊。但像北朝鲜金正日那样鼓胀着肚皮被世界媒体拍照，除了对中国领袖的形象实在太不利，我最担心的是让你看了太难为情。大人物们的妻子都希望自己丈夫的形象好一点，像里根总统的妻子南希就处处小心地维护丈夫的形象。有次里根做头部手术，头发被剃掉一半，出院时遇到民众热烈欢呼，结果他一时忘了自己的头发被剃，习惯地摘下帽子向群众挥帽致意，吓得南希一把捂住丈夫的头部。见到妻子如此关爱丈夫，结果在场的记者们都礼貌地没有拍照。我猜那次你大概没有同行，否则一定会规劝他别到死海去仰泳露丑。江先生这种自我形象贬损如果不是神经受损，至少是有点我们东北话所说的“二百五”、上海人称的“十三点”、台湾人叫的“三八”，三项加起来是“三O一”正好和北京的高干医院同名（怎么这么巧？）

第四件事是江先生的念诗、唱歌。共产党领导人向来呆板，江先生打破惯例，从神坛走向人间，当然也不是甚么坏事。但凡事都有一个度，过了，就很难不让人想起精神病院的那患者们。

江先生前年到美国出席联合国会议，期间曾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接见侨学界代表。当有老华侨问道中国的西部开放计划时，你先生突然来了两句唐诗：“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当地华人媒体报导时解释说，这是用经典来表达开发西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这是哪儿对哪儿啊？堂堂中国元首跟那些连普通话都听不太懂的老华侨炫耀几句毫不沾边的唐诗，差点没让人喷饭。后来有华侨问到他届满是否退休，于是他又高声吟诵：“我欲乘风归去。”江夫人，你大概也知道，即使是诗人，别说不分场合地点，哪怕在集会上做出半疯狂状高声吟诵都会被人偷笑：“这人神经有点毛病。”难道江先生在家里和你也是这么随时随地来几句唐诗宋词？

江先生好吟诗已为国际媒体周知。前年三月，他在香港时，港台媒体私下议论怎样“激发江泽民的秀瘾，以让他对敏感的台海情势发表看法”，最后决定以诗词歌赋为引，好让江先生“诗性大发”，启动他的讲话兴致。果不出所料，台湾记者先出上联“烽火连三月”，江先生就像对联机一样，立刻接着念“家书抵万金”，并指教媒体这是杜甫的诗。接着，香港记者出了“相煎何太急”，“江主席”更来劲了，干脆把曹植的七步绝句从头到尾背了一遍。

一个人喜欢吟诗赋词绝对没错，这还是中国古代文人的进阶之路呢。但江先生这种不分时间、场合的高声吟诵，实在太容易让人联系到学龄前儿童那种急不可耐的“强烈表现欲”，不管大人怎么使眼色，就是猛劲地表现自己。我们东北话把这叫作“上脸”。也许江先生在孩童岁月或毛、邓时代被“拘谨”过分了，现在终于翻身不受党制约，而且开始管制党了，怎能不报复一下童年。

中国人用“老小孩”、“老来疯”形容老人不符合年龄的怪诞行为，可贵为一个大国“元首”的江先生也这么“老来疯”的话，有损中国形象是小事，而江夫人作为妻子，你看到自己的先生被港台媒体这么耍弄、调侃，心里能没有气吗？但气过之后，还得以给自己先生治老来疯的病为重！不能给那些 ：“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引你先生原话）的港台记者们机会才是呵。

除了吟诗赋词，不分场台地引亢高歌，则是你先生的另一引人注目的形象。他几乎每次出国访问，都要在地主国献歌。访问美国的时候唱，访问欧洲的时候唱，到拉美唱，到非洲还唱，以致有些国家的媒体认为中国的“江主席”上台之前是位男歌星。但你是清楚的，你先生是有学问的工程师出身，从没有卖过唱。虽然唱歌跳舞，人显得活跃，但江先生的麻烦是，一想到歌声，立刻忘了身份。他去葡萄牙这么小的国家访问，人家尊敬地让这个大国“主席”讲几句话，可他马上用这个机会主动提出要献歌一首。出于礼节，人家总不会拒绝，而且唱完还给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但“江主席”又“上脸”了，不下讲台，又提出要给葡萄牙人朗诵一首唐诗。全场恐怕没有几个葡萄牙议员听得懂中文，更何况唐诗，可想那场面之尴尬。如果葡萄牙总统访问中国时，在人民大会堂提出要给中国的人大代表们用葡萄牙语朗诵葡国古诗，人们不得把大眼小眼瞪斜了才怪。所以葡萄牙报纸第二天报导说，中国的江主席有点“神经兮兮”。我对外国报纸如此不懂含蓄很为你感到不平，对你先生那么有“身份”的患者，应该婉转表达才是。

后来又看到报导说，哈佛的几位致力中美友好的学者访问江泽民，你的先生把他们请到家中作客，但关于中美关系等重要的话题还没说几句，“江主席”突然提出要为美国客人弹琴。当然，在美国，老年人弹琴也是平常事，但江先生弹起来琴来，又歌情奔放起来，唱的是风靡全球少男少女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的主题歌《我的心永在》。那么一大把年纪，如果只是在家里给你一个人唱，老夫老妻，其乐融融，满有滋味的。但在外国教授来访时，跟那么一帮大老爷儿们唱好莱坞商业影片里的少女抒情恋歌，江夫人，我在报导中没有看到你在场，大概你已经起了鸡皮疙瘩，难为情地躲开了。

江夫人，如果这些你都不知情的话，至少有一件事我知道你是在场的。据法新社报导，今年六月十四日晚上你们夫妇在冰岛访问，出席东道主的欢迎国宴时，宴会进行到一半儿，你先生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唱歌，此举令所有出席宴会的人们颇感诧异、不知所措，因为宴会没有这项安排。十六天之后，在香港回归纪念晚会上，又是你先生自告奋勇，登台高歌一曲。他是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最高统治者，谁敢阻止他登台手舞足蹈、放喉震荡呢？但他这些对自己的身份、角色全然不知晓的行为，怎么能不令人为他的精神健康而担忧呢？

第五件事是，除了吟诗唱歌之外，不分场合地点卖弄英文，也是你先生国际知名度中的一个标签。江先生喜欢英文，愿意说英文不仅不是过错，而且是中国领导人的一大优点，起码通过读英文可以直接了解点儿世界信息，也显得比较西化和开放、开明。我个人还是满欣赏江先生对英文的热爱和愿意说英文的愿望，走向八十的人了，很难得的。但又让人苦笑不得的是，他又像吟诗唱歌那样，常常忘了场合，没法不令人再次想起“三0一”的问题。

例如他访美时，用英文为克林顿总统朗诵林肯的盖茨堡演说片断。恐怕连在白宫为克林顿“特别服务”的莱温斯基小姐也没有为美国总统献过这般殷勤。当然，出访时讲英文有利沟通，虽然他的英文错误百出，但老人的勇气绝对值得佩服。可他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不时地说洋文，还由于发音不准确，惹出了洋相，又被记者们耍弄了，真冤呵。例如前年三月，江先生在香港接受记者提问，当一个记者问台湾是不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时，“江主席”用中文回答时夹了一个英文词：“对这个问题恐怕要做一个“拉秋”。“拉秋”是甚么意思，在场的港台记者们搜索枯肠，都不知所云。后来集思广益，终于恍然大悟：“拉秋”原来是英文“Lecture”（上堂课）。比较接近的中文发音好像是“夹克彻”。可这“拉秋”大概会因领袖的美言而成为一个中国人学英文的典故。

香港《太阳报》报导说，后来有香港记者问到兴建港澳大桥时，“江主席”又记起了英文，回答说“I am an engineer，要看Feasibility study。”（我是工程师，要看可行性研究）。当中文记者问“江主席”如何看待香港特区要在北京办事处兴建四合院作为永久办公室一事时，“江主席”再用英文回答：“It is not my claim； It is not my bread”（直译为“那不是我的宣称，那不是我的面包”）。其实江先生要表达的是：It is not my business，It is not my responsibility（那不是我的事，不属我的职责）。有些外国概念中文没有，拿过来图省事清楚；可中文能说明白的，硬费劲儿去找英文把人说糊涂，大概也是脑子里甚么地方有点错位。

根据医学专家的研究，精神病人增多主要由于三个原因：过大的压力；复杂的人际关系；令人焦虑、抑郁和恐惧的人文环境。精神医学有两大流派，一派强调是遗传造成，包括隔代遗传（从江先生的历史来看，他父亲和祖父好像都不曾患过精神疾病）；另一派则强调环境刺激。从江先生的症状来看，他出国访问或到香港，症状都比在国内时严重而明显。因此，江夫人，如果你能劝说他在十六大时从各种职务退下来，就会减少出国的机会，减少那种刺激他症状发作的外在环境；另外，更重要的是，可以摆脱那些复杂的、暗中你死我活斗争的险恶党内政治环境。这个环境更是造成 “恐惧，焦虑，压力”的重要原因。我在信的开头曾提到外人对邓夫人卓琳的情况了解不多，但是给毛泽东做过保健医的李志绥的儿子李重曾告诉我，他父亲说，中南海大院里人人都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因为紧张的政治斗争环境，使每个人都患了失眠症。卓琳还曾因安眠药吃过了量，被送去急诊抢救。

江夫人，也许由于你是学理科的，不太关心上述的精神医学方面的知识，所以我再多说一句：精神病是人类最顽固的疾病之一，难以医治去根，但早期治疗，仍有很大的帮助。当时我们医院的医生常这样开导患者家属：精神病人就像一条橡皮筋儿，得不到治疗和舒缓，被一个劲地拉张下去，最后弹性一旦消失，再松手（治疗）时，皮筋也不会收缩回来了。这种比喻就是强调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重要性。如果拖到晚期，那全家就倒霉了，因为谁家有个精神病老人，都不仅是严重的精神负担，更使亲人备受身心煎熬。那种痛苦我在精神病院工作的六年多里见得太多了，真是为他们难过。所以见到这类事情，情不自禁地要说上几句关于精神疾病的预防常识，强调一下抓紧治疗的重要。

江夫人，我写了这么长的一封信，中心仍是期盼你们两位老人能够有个幸福、平和、健康的晚年。为了这个目标，你应该有意识地在枕边吹一下，促使你的先生离开政治漩涡，然后赶快找精神科医生治疗，好像还来得及，江先生还没疯到不可救药的程度。另外，消除了承担中国这么大国家的过重压力、躲开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狡诈的权力斗争等等，你先生的精神疾病还很有可能自然痊愈呢，真的，公认的精神病自然痊愈率是百分之五十。

祝夏安！
曹长青
二OO二年八月六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