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爱滋病人的同志和救星

"五一"期间,朋友传来一份河南爱滋病村调查材料,限于篇幅,此处只能略加摘录:

我叫魏军,今年32岁,家住河南新蔡县古吕镇。

现在我把家庭情况向您说一下,我家原有6口人,有奶奶,爸爸,妈妈,和我,有爱人方国珍,儿子魏露,学名魏白水。我县是从92年开始办血站卖血,当时因家中贫困就去卖血直到血站不开了才不卖,卖血的点是在弹药库,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马店军分区血站卖的,还有三里湾红十字血站,在二个血站卖了数次,血也卖了,钱也花完了。可是在97年我奶奶不幸病故,98年我爱人染上艾滋病。自从我爱人染上艾滋病以后,家中无钱治疗,病的正(症)状是高热不退,心里发喘,咳嗽,全身无力,结果钱也花完了病也没治好,我爱人就在99年农历12月初五病故了。当时家中无钱埋藏,我爸就东奔西跑向亲戚邻居去借钱,借来钱才把我爱人埋藏,把我爱人埋藏不久,我又染上了艾滋病,现在我的病情是全身无力,心里发喘,不能干活,走路也喘,走不多远就喘的厉害,病情十分严重,全身起小疙瘩,痒,疱疹。

现在我爸爸,妈妈,也都是艾滋病,症状是特别怕热,全身无力,心里发闷,咳嗽,动动心里就喘的厉害,都是在那两个血站卖的血,身上发痒。

现在我一家都有病,就我儿子一人是个好人,今年7周岁,在小学二年级上学,现在我家的地也没法种了,我家还欠了许多账,也无有钱还。

这是一个颇为典型的爱滋病之家,一家四代人中,除老人和小孩外,6口人中有4口人是廉价卖血的受害者。

材料显示,新蔡县廉价采血的血站至少有四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马店军分区血站、红十字血站、县城西老年医院和县人民医院,据家住新蔡县东湖的农村妇女张小艾介绍,"每献800克血,只给50元钱,还交5元钱的挂号费,自己只得45元钱"。当地政府为鼓励农民卖血,当时曾在县电视台大做广告,对于极端混乱的采血行为本身,却一直疏于监管。待到出现大面积疫情的时候,政府部门想到的不是如何救助和补偿受害农民、如何追究犯罪嫌疑人的法律责任,而是采取高压手段封锁消息,连退休医师高耀洁女士义务救治病人的善举,也受到百般阻挠和干涉。更为恶劣的是,有些乡镇究然把爱滋病人像关押犯人那样关进集中营,还把这种集中营说成是"人间乐园"。

在饱受当地政府和当地居民歧视虐待的情况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马店军分区血站和红十字血站以关门撤站来逃避责任的情况下,朴实的农民自然而然地把几位好心的外国人当成自己的"同志"和"救星"。于是便有了这样的感谢信:

K同志,

感谢你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在我们深受病魔催惨(摧残)的情况下,你急时(及时)伸出援助之手,给我们送来药物,使我的病情得到好转。

我是艾滋病患者,在病情急剧恶化的情况下,你急时给我送来了药物,使我们因艾滋病感染而出现的各种症状得以缓解,使我的病情得到好转。

你的这种人道主义精神,让我深深(感)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我一定教育孩子以你的精神为榜样,好好学习,将来为国家的建设做贡献。

此致,敬礼。赵笑敢。2001年11月10日

敬爱的K叔叔,您好。

近来工作忙吧,一切都好吧。

我叫何满意,家住东关,是您时刻牵挂着的那个男孩,母亲因卖血,染上艾滋病;经常发烧,头痛,咳,喘,发病一年多了,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为了治好母亲的病,父亲因操劳过度,艾滋病也发作了,不能下地干活。我每天给他们做饭,洗衣服才能上学,我多么希望能治好我父母的病,让他们减少一点痛苦。上次怀德叔叔从北京回来,给我爸妈的药,吃了好多了,能吃一碗饭,不发烧了,他给我家送了200元钱,让我好好读书,有什么困难给他说,我的爸妈接过钱激动地说,您真是俺的大救星,是您把温暖送给了我们,我忠心的感谢您这位好心的叔叔,并祝愿您们全家快乐,完了。

祝你工作顺利。胡满意。2001年10月16日。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连同中国人民以血的代价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建立起来的,被奉为"大救星"的毛泽东以更为血腥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代价,留给中国人的并不是天堂净土,而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照搬来的斯大林式的社会制度。对于这个制度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是大部分的中国公民吃上了饱饭,另一方面则是少部分的中国公民不得不靠着卖血乃至卖淫来维持温饱和供养家人。无论是吃上了饱饭或是染上了赃病,中国公民对于"同志"和"救星"的宗教、准宗教式的精神渴望和精神痴迷,既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救正,这就是爱滋病村的农民把善待自己的外国人当成"同志"和"救星"的根本原因,同时也不失为"法轮功"能够风行一时的根本原因。

在谈到自己的病情时,张小艾表示:"(我)总觉得自己无路可走,可怜我的两个孩子还小,大女儿今年十三岁,小女儿才九岁,正是学习的好机会,可她们偏偏出生在我这个家庭里,我真是无能维(为)力。"这实际上是许多农村爱滋病人既廉价又善良的共同心声:他们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然而,他们的孩子都还是健康孩子,他们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靠着本国和外国的"同志"和"救星"的帮助存活下去并且受到教育。对于他们来说,有本国和外国的"同志"和"救星"来帮助他们,无论如何都应该是好事情。

原载《议报》 (张耀杰 9/18/2002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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