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他汇报工作、求他办事或认亲套近乎的人几乎踩断门坎儿，频繁的待客让我渐渐感到厌倦，尤其令人头疼的是电话，不分白天黑夜。
一天女儿放学回家交给我一个信封，“在学校门口被一位不认识的叔叔拦住，说给我生日礼物。”我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有1万元！
晚上龚民回来说：“老李是一所学校的校长，他想把他女儿调到交通局去。”
1993年8月10日，一位50多岁的陌生男人来到我家，聊了一会儿，他将一只棕色皮包放到茶几上，说：“这是龚县长的包。”然后告辞离开。
我看了看茶几上的皮包，觉得不像龚民平时用的那个。心存疑虑的我拉开皮包的拉链，一下子傻了：里面竟塞满了一叠叠百元大钞！我立即打电话给龚民，告诉他家里发生的事。下午，我没敢去上班，守着这只皮包，仿佛守着一颗随时都会爆炸的炸弹，心里害怕极了。
龚民回来了，他皱着眉头听完我对那人特征的描述后，说：“他是刘老板，全县著名的民营企业家。他已找过我多次，想承包防洪堤工程。”
这一笔笔钱我们都坚决退回去了。
有一天，女儿放学回家呜呜地哭，她与班上一名男生发生口角，那名男生当着众多同学的面骂她：“你狂什么？你老爸迟早要坐牢被杀头的。谁不晓得你们家的黑钱多得连耗子窝都是用钞票垫的！”
我气得浑身发抖，冲到学校找女儿的班主任。我做梦也没想到，几天后学校竟将那名男生开除了。我本来只是发发牢骚而已，并没有要求学校处分那名男生，学校干吗要给我们这种特权？
每当电视或报纸曝光某贪官的罪行时，我心里就为丈夫担心。我怕听见刺耳的警笛声，不敢看那些有关贪官的新闻报道……
1998年8月底，龚民回到家便交给我一个胀鼓鼓的信封，里边是一叠叠钞票。这是一家专门炒作县旅游开发区土地的开发公司。
龚民长叹一口气，说：“公司不可能只送我一人。我既不是书记县长，也没有直接分管旅游区开发。”
后来我们反复商量，决定把这笔钱悄悄地捐给希望工程。我松了口气，这样既不得罪别的领导，也不用担心将来东窗事发。
1998年12月底，一名副县长因接受一家建筑公司的贿赂被反贪局查处，审查过程中牵出了某开发公司给县级领导送礼金的事。
龚民因没有将礼金装入私囊，被免予处分！
北京法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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