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围剿媒体“杂音”的怪圈

中共把“舆论一律”当作自己的命根子,不容许有半点异己的声音。在文革时期,在舆论控制方面确实做到滴水不漏,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却力不从心,媒体“把关不严”的现象时有发生。中共虽然整天叫嚷着要“加强监管”,甚至兴师动众“围剿”,但仍是一枝枝“红杏出墙来”。

单在二OO一年上海的媒体就出现了不少问题。《上海文学》二OO一年第五期发表了《合法性的危机与转型》一文,对中共现政权合法性提出质疑。上海新闻出版局对《上海文学》发出《报刊违纪违规通知书》,要求主管、主办单位、期刊社写出书面“检查”,并对有关责任人作出处理。

《上海星期三》二OO一年四月四日刊登了《撩起桑拿浴的遮羞布》和《“圈内人”大爆桑拿里“幕》的报导,皆是该刊记者到某色情浴室“卧底”暗访、进行按摩体验后写成的。上海新闻出版局认为,该两篇文章名为“曝光”,实际上起着教唆犯罪的作用,损害了上海形象,因而向《上海星期三》发出《报刊违纪违规警告通知书》,要求该报限期整改,作出检查。

上海新闻出版局指责二OO一年第一季度出版的十二期《生活周刊》中有五期的报导“在主题及观点的把握上有失偏颇,有的对生活中的非本质、阴暗面现象作了较大篇幅的自然主义描写和过分的渲染,有的报导则是庸俗化倾向明显且格调不高”,因而向该刊发出《报刊违纪违规警告通知书》,要求限期整改,作出检查。

另外,《上海一周》、《新闻晚报》、《青年社交》、《航运交易公报》和《玩具世界》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警告和处分。

由新疆经济报社主管主办的《青年快报》,去年十一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在“快报观察”栏目中分别刊登《当一百五十个小姐被收容》、《艾滋干预:为小姐服务》两篇文章,被指变相为“三陪”和卖淫女呜不平及混淆是非,误导读者,以调侃口吻鼓吹色情服务是社会需要,不仅无害,且可以成为所谓“新的经济增长点”。《艾滋干预:为小姐服务》一文不加选择地报导卫生部门防控艾滋病的过程和细节,追求所谓“卖点”。《青年快报》刊登文章内容不当,导向错误,格调不高,社会效果不好。新疆新闻出版局于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对该报给予警告,并责令报社对有关责任人作出处理。

据报导,甘肃有两家学院的学报在对西部开发的分析上,存在错误观点。个别报刊有违反、宣传纪律的倾向,甚至有的违反党的民族政策;有些报刊内容格调不高、用语粗俗;有的刊载民间顺口溜,传播不健康的内容,降低文章品位;有的报刊编校质量问题比较突出,差错率居高不下,有的出现病句和常识性错误,甚至连文章的标题都出现问题。对于上述种种错误倾向和问题,甘肃省报刊处都进行了通报批评,并要求引起重视,进行整改。

据报导,吉林省新闻出版局报刊处去年十一月会同省“扫黄打非”办公室和各市、州新闻出版(文化)局对全省报刊市场进行统一检查。这次检查是吉林省治理整顿小报小刊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全省共出动执法检查人员逾、六百人,检查报刊枇发点及零售报刊摊点九百四十三家,重点对非法报刊,违规出版的内部资料,擅自出版增刊的期刊,一号多刊、一号多版报刊,载有宣扬封建迷信和黄、赌、毒与凶杀暴力内容以及其他违纪违规报刊进行检查。共查缴非法报刊一百六十二种三万余册(份),现场取缔五家报刊零售点。

新闻出版总署于二OO一年十一月五日发出通知:最近,经济消息报社与中国国情研究会擅自设立“国情内参社”,非法出版、征订发行有严重问题的《国内参考》《国际参考》和《国内参考特刊》,被我署查处,经济消息报社受到停刊整顿处理。近年来,有的单位和个人以搞“内参”或“内部信息”等名义,将涉及国家秘密的内部资料信息,非法探访的一些涉及国家领导人的所谓“内幕”、“秘闻”,以及境外媒体歪曲事实和别有用心的报导、文章等汇编出版,在社会上非法征订发行。有的还非法设立了“信息中心”、“新闻信息服务公司”等,非法从事提供新闻信息的经营活动。这些非法活动严重损害了党的领导,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大局,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据说,以上刊物在去年五月十五日至八月三十日期间,一共出版了十四期。新闻出版总署下令经济消息报社停业整顿六个月。停业时间从二OO一年十月开始,并视整顿情况再作处理。另外,新闻出版总署还称:《商业与质量》杂志在办刊思想、编务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同时,该刊多次违反有关规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为此,新闻出版总署致函中国商业联合会,宣告《商品与质量》杂志停业整顿,并要求认真组织整顿工作,严格督察整顿情况。最后视整顿情况再决定复刊时间。

互联网风行天下之后,报刊杂志经常下载互联网的文章发表,令中共对舆论的控制出现困难。高行健于二OOO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遭到中共的咒骂,并封锁有关消息,但《齐鲁周刊》却从网上下载 《〈灵山〉》与诺贝尔文学奖》,使大陆人民了解了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真相。

大陆媒体下载互联网文章层出不穷,据报导:《特区时报》因下载网上的《两岸正进行持久性消耗战》一文,出现严重政治错误;《山西家庭报》从网上下载《伊朗:“蜘蛛杀人案”吞噬十三名妓女》,违反宣传纪律,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国际金融报》等从网上下载一条消息,违反了有关报纸管理规定和、宣传纪律;《重庆商报》从互联网转载《五千万生命面临威胁,大地震逼近喜马拉雅山脉》一文,造成虚假失实。

去年八月十四日,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对出版物使用互联网信息加强管理的通知》。对出版物在使用互联网信息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八项要求。

四月十九日,某报刊登《乡党委首次坐上刑事被告席》的报导。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的《传媒》杂志二OO二年第六期对此指责说:从政治家办报的高度来看,对党委成被告这一十分敏感的新闻还是不报为宜。其理由有两条:一是党委是否构成单位犯罪的主体,能否成为被告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二是有先例可援。曾有报纸公开报导企业党委成被告而受到批评。不能公开报导各级党委成被告应作为一条宣传纪律必须严格遵守,切不可抢了新闻忘了纪律。

今年以来,“上海帮”发动了对江泽民的“劝留运动”,令胡锦涛接班蒙上阴影,但“非法出版界”却大展鸿图。“非法出版界”看中百姓在新闻封锁下热衷于传播小道消息的心理,出版了许多有关中共新领导层的消息,结果大赚其钱。目前流行的几类政治性非法出版物一是对十六大将产生的新的中央领导妄加猜测而编印的书,并向海外和网上发布消息;二是打着反腐败旗号,出一些低级趣味、不堪入目的东西,如《小人得志》、《女贪官XXX》等,既传播黄色淫秽内容,又丑化我党政机关干部形象;三是新官场作品,诸如《为、官之道》、《讨好上级》等等,多达二十余种。。

中共每次对“出格”传媒大扫荡大围剿之后,都会吹嘘获得了“胜利”。但不久之后,他们又会叫嚷着出了“漏洞”,某某报刊又刊登了政治不正确的东西、某某报刊又刊登了机密……然后再颁布一系列禁令,接着又欢呼“胜利”,沿着“漏洞──扫荡──胜利”的怪圈,弱智地不断循环,直至对传媒控制彻底崩溃。

本文留言

近期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