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东华：却说“组织上”

在中国，人人都知道组织上是指什么，而且人人都无法摆脱它。而且这个组织是从名词到动词，千变万化。怎么变，都是罩在你头上的紧箍咒。班儿上得好好的，领导就来组织你学习报纸文件。就连没上过几天学的居委会老太太，也可以组织你开会讨论国际形势。要是有一个电影领导说好，工会就要组织你去看，当然不用担心自己掏腰包，但看完后要参加讨论。春暖花开了，单位如果效益好的话，可能会组织你去春游。

只有组织上才有资格组织老百姓做这做那。所以组织上其实就是在老百姓头上面的组织，这话听着都叫人犯晕。一般来说“组织上”到底是谁，老百姓不大容易搞清楚，但有时候就非常的具体。比如，我上中学的时候，经常被团委书记找去谈话，要我靠拢组织。这时候“组织上”指的是共青团。等上了大学，党小组长也代表组织上找谈话，这时候“组织上”指的就是党。有时候单位领导跟刚来的大学生不对付，就代表组织上来动员小青年去边远山区去参加讲师团，这时候的“组织上”就是那看着你不顺眼的个别领导。单位分房子僧多粥少，房产科也代表组织上来跟你谈心，妄图让你等下一批。这时候的“组织上”就是那个专门看领导脸色的房产科长。

在很多电影和小说里都有这样的场景，中了弹还剩最后一口气的党员，拿出个小布包很艰难地交给战友说，请交给组织上。这小布包里通常都是一份党证和一些零钱，说明组织上不但需要你贡献生命，还需要你的钱包。当然，在现阶段贡献生命的事比较少，组织上主要惦记你的钱包。

组织上除了名正言顺地管理党团员以外，也理所当然地管什么都不是的普通群众。这种管理并不局限于开会和学习。组织上有时候管的是媒婆该管的事，比如关心你的个人问题。有时候也根据需要充当专拆人婚姻的第三者。比我们年长一辈中的很多人的家庭就是组织上给搭配的，当然也就有很多人的家庭是组织上给拆散的。文革的时候，组织上先把夫妻中的一个打倒，然后再动员另一个与其划清界限。所以那时候离婚很多是组织上的决定。跟组织上这个威力无比的第三者比起来，现在的形形色色的第三者们都要相形见绌。

组织上除了拆散人家的家庭之外，有时也干一些好事。比如天灾人祸发生了，组织上自然要去慰问。当然组织上会顺便带上大批的记者，尤其是电视记者，因为现在电影院里不放新闻简报了，改成了每天在电视上放新闻联播。老百姓见到组织上来慰问的时候通常都要热泪盈眶，这时候组织上还要掏出一些小钱和慰问品，在各种镁光灯的闪烁之下交给百姓，这种镜头通常都能上当天的新闻联播。接下来领导上就要问老百姓对组织上还有什么要求。这时候的老百姓已经是涕泗横流了，哪还有别的什么要求，所以就要把头摇到头晕的程度。

组织上虽然不太好定义，但大部分人都认为指的是党团组织。我过去也一直这么以为，现在可就不敢这么想了。我去年在北京被莫名其妙地抓进安全局，当我气愤地质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多天不让我跟老婆、孩子在一起时，审问我的领导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是组织上在挽救你啊。”可见，以盯、关、跟著称的安全局也是组织上。即便你不是党团员，甚至出国多年，在中国根本就不属于任何组织了，也不能保证组织上不来挽救你。

由此看来，组织上并不单指某个具体的个人或团体，而是一种如影随形，无处不在、无所不管的势力。这种势力长期以来笼罩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让人们从骨髓里生出惧怕和顺从。以至于很多中国人到了美国这块自由的土地，不是尽情地享受这种脱离了权势、恐惧的自由自在，而是很快就找到了组织。过年过节到使领馆混点免费吃喝，有事没事举个小旗热烈欢迎个什么或坚决反对个什么的。

组织上这个词在八十多年前的中国是没有的，追溯其来源就归到了党这条线上。根据中共党章，有三个以上党员的地方就可以设立基层党组织。也就是说，组织上是指集体或许多人的意思，一个人是不能称之为组织的。正是有了这样的定义，组织上这个词就成了决策失误的人推卸责任的理由。

文革时以组织上的名义打人、杀人的不计其数，但后来却没有几个人受到惩罚。原因就是，干这些坏事的把责任最后都推到了组织上。而在中国，老百姓是无法追究组织上的责任的。但在德国，情况就不太一样。纳粹党害死了多少犹太人，后来也想往组织上推责任，可犹太人偏不乐意。他们认为应该一人做事一人当，所以才能几十年来一直在追讨每一个纳粹的个人罪行。

可在中国，那些在文革时打过人、杀过人、逼过人离婚的，现在不是在街边上下象棋，就是在干休所里打门球，正在安度晚年呢。这些人对被他们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连个歉疚的感觉都没有，更不要说出来道歉了。理由是，组织上已经作过结论了，你还提这旧账干什么？你要是追得再紧一些，可能就要被列入不安定因素了。

一般来说，对老百姓有害的东西，就不应该延续太长的时间。可组织上多年来干了这么多坏事，连个道歉的话都没有，却还一直在发展壮大，这绝对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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