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已哭干的一群人──在京上访农民调查报告

这就是在北京城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他们中有令人敬佩的部分，有令人可怜的部分，也有可悲的影子深深的埋藏其中。在这群人中，绝大部分都是农民，据说是百分之八十。他们有着不同的不堪回首的昨天，却有着同样心酸的今天，和渺茫的明天。
　　
原本上访制度只是我国目前司法制度不太完善的一种补充，却喧宾夺主的成了救命稻草，让一群又一群的农民无助的抓住它，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今抓住它的农民在背着一身冤屈的同时，却遭受着各种不解、各种白眼、各种驱逐。他们的特殊的生活也使得很多人对他们的不理解，我在与他们的一段时间的接触后，对他们算是有了一点了解，希望对想帮助他们的人和不了解他们的好心人有一定的帮助，也算我对上访者的一点小小的帮助。

上访状况的各种分析

我从接触的近百上访者和大量的上访者案卷中，仔细分析后，找出可信的，保留可疑的，对他们的情况在从不同角度看，归纳了一些共同点。但很多时候，由于上访者本身的条件的限制，他们很多时候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使我也很迷茫，因此有些分法可能比较勉强。
　　
首先从根本原因上来说，我认为有两种，一是历史上的"青天情结"和
"告御状"的思维遗留，使他们将希望寄托在高层某个人的批示上或重视上。比如一个河北来京上访三年的农民，因为他的问题在目前还是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因此我劝他放弃这条路，但他却断然拒绝，他坚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会出现一位青天来解决他的问题，而那时他已三年和家里全无音信了。而另一位山东的农民则和另几人一起在短短几天了六闯中南海，以至于连卫兵都认识他了，而他闯中南海的理由更简单：没有办法呢。于是重复了古人的"告御状"和"拦御架"。基于这样的目的上访，他们的问题假如真得到了解决，倒是社会的悲哀，是法治向人治的倒退，只会引出更多的上访大军。而另一种人倒是相信法治，但由于目前有些基层的管理比较混乱，导致他们对基层毫不信任，而将希望寄托在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中央上，但分工又使得高层不可能过多的去处理繁杂的基层的事，因此案件往往又被往下转，从而，这一部分人的问题就永远成了问题。但不幸的是，在这个循环中，上访者与基层的关系不断恶化，互相憎恨，小问题变大，大问题恶化，最终导致处于弱势的农民不得不滞留北京。

而造成上访大军的直接原因，我归纳为三种。第一种，也是最多的一种，是由于基层干部的违法行径（含不作为）。比如大量的土地承包合同纠纷，首先是基层撕毁合同而不补偿，相应权力机关则不做出相应处理，甚至于错误处理，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不得已的踏上了这条路，到市、到省，一级一级直到中央。而基层在收税费时，基层干部的简单粗暴的作风、无视农民权利的行为、和更多基层干部的不作为将大批的农民直接推向上访。在这一部分人中，部分上访者本身当然也有一定的问题，但我分这一类主要是基于基层的行为是造成上访的主要原因。在第二类中，基层也有一定的责任，但主要是由于农民本身的法律意识淡漠，或诉讼时无力请好律师，在很多关键问题的处理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重大事实不清，重要证据毁损失去证明力，或诉讼对象根本错误，使诉讼失败。比如四川一养鸡户买了假饲料，他们当时没有保全证据，饲料鉴定报告竟是由饲料厂方做出的，官司自然输了。而现在已是两年以后，关键证据早已灭失，想翻案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而在当时，饲料厂方本是外县企业，假如证据能有力一些，在做一些法律技术上的处理，至少不至于败的一败涂地
，（在材料中法院的舞弊行为还没有在关键地方表现出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可惜的败给了法律。第三类主要是自创法律和疑为精神病者。有一个青年，将好心人赠与他的治病款项私自挪为它用，好心人得知后收回赠与，青年人不服，认为这笔钱既已捐出，就属于他了，从而告上法院，两审败诉后也加入了上访大军。法院的判决并无错误，但青年以自己理解的法律为标准而上访，自然有不妥之处。至于精神病我只怀疑过一例，是一四十余岁的妇女，未婚，言谈举止不是很正常，有精神病鉴定书，有监护人，她上访是因小学时被无顾开除。当然第三类只是极个别的案例，罕见。

从上访反映的问题来看，也有三类。一类是可敬的为他人上访者，有举报当地干部违法乱纪的现象的，有为当地百姓利益受侵害而挺身而出的孤胆英雄，他们大多受到各种打击报复而毫不畏缩，心中揣着一团火向着黎明奔去。第二类则是大多数被侵害的农民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上访的人，他们有惊天血案，也有家庭琐事。第三类人也是很少的，他们的目的不纯，很难以判明动机。比如浙江的一个妇女因几棵树被本村一人砍掉，而当地无人处理，但她提出的要求是将砍树人处以刑事处罚，在材料中多次引用刑法的总论部分，据她称砍树人是当地的一个恶霸，但恶霸也无法因砍树而被处以刑罚，而她说她的目的就是要那人坐牢，即使只坐一天。因此我觉得她的问题在弄清楚前很难判断出她的心态。

在上访后，便出现了两类人，即常驻者和流动人口。常驻的大多为老访，已将上访作为一种职业，他们的观念已很难转变，让他们放弃上访几乎不太可能。他们又有两种，一是完全留京的，即已无家可归或有家不能归，睡在露天或小窝棚里，以拾垃圾或乞讨为生的占多数，也有小部分有一定技术的能打工的，生活稍微好一些；二是一部分每年或每月定期来北京的上访者，他们大多有一定的收入，经济状况稍微好一些，因此生存环境还是强一点。流动人口者一般还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他们大部分却不知找哪里儿去解决问题，很多时候只是听别的人说或凭自己的猜测去找某机关，他们有的在失望后，能回去的大都回家了，有的不死心或回不了家了，则变成了常驻的访民。
　　
对上访者的分类当然有很多途径，我的几个分法也不甚严密，多有重合之处，但大体还是能说明问题，以求能让更多人了解他们。
　　
上访者的心理特征

上访者所要面对不仅仅是生活上的困境和冤案的痛苦，还有城市居民不满的目光和收容队的随时到来。他们是不幸的，但为什么他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帮助呢？除了人的冷漠之外，他们自身也有不少缺点。这种缺点当然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并不是每个上访者都有，表现程度也因人而异，但和他们交往时提前留意这一点也可使我们多一分理解。
　　
我觉得他们的缺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由于他们大部分迷信人治，因此依赖心理极重，往往将问题的解决视为他人的义务，当听说哪里儿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是，便蜂拥而至，而且希望立竿见影，这样他们的语气可能让帮访者大吃一惊，甚至于一定的不满。比如一日有上访者找杂志社一位编辑，而编辑当时来晚了一点，不料上访者竟然大为不满的说："我们大老远跑来容易吗，他能不接待吗？还让我们等了这么久！"有些第二次来杂志社的人甚至会说："都几天了，我的问题怎么还没解决？"幸好杂志社的人经常与他们接触，非常了解他们，换了其它人，不知会有什么感想。
　　
其二，大部分的上访者多是从平静的生活中突然跌入了另一个极端的世界，因此心态很难调整过来。在现实与梦想的巨大差距间，很多人的心理不平衡，在自己的材料中不少人都注明：中国第一大冤案。他们极力的期望自己的是件大事，这样便会有高层人来重视这件事。这种想法左右了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也被这种思想所左右，认为没人重视他的事情是很错误的，因此他们提及自己的事时有时会有过多的主观渲染，使他们的诉说也变得支离破碎。而在这种思想的暗示下有时会上一些重要部门乱闯，因而常常引起事。
　　
第三，他们非常的执着，但想法过于简单。在他们的意识中，只有上访能解决问题，即使有时候他承认上访是没有一点用的。关键在于他只认识到了这一条路。我经常劝他们换一个想法，在空闲时间想想还有什么别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没有，但在他们的眼中，不上访的对立面只有一个----同归于尽。我在向他们介绍一些别人成功的通过其它方式解决问题的经验时，他们大都边摇头边一口一个不可能。
　　
第四，也是比较严重的一种，即轻重不一的焦虑证。他们在哪里儿都找不到安全感，几乎对社会丧失了信心，经常以一种怀疑的眼光看其它人。当我走进上访人聚居的地方时，那种冷漠的、怀疑的眼光让我恐惧，让我心酸。他们怕一切，即使我是想尽我一点微薄的力去帮助他们。他们有的知道谁也不能真正帮他们，却忘了单靠他们自己也是无济于事，而拒绝一切外来事务也就将他们与世隔绝了，没有人知道在今天还有这样一群人这样活着，只将他们视为盲流，视为城市的垃圾。
　　
他们作为边缘人而活着，谁能将他们带回主流呢？他们自己是不能了，只有靠我们，而我们只有先放下自己的价值观后才能更好理解他们，才能真正的帮助他们。我希望我或多或少的放下了一些，我的理解或多或少对他们能有一些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