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涯: 生活在好莱坞

我来美国六年了,在华人区“混”了两年(不停地换工和搬家),然后在好莱坞打工和居住,一呆就是四年,至今。连我自己都奇怪,象我这样准备不足来到美国、不懂英语、缺“钱”少“途”,怎么在华人区不适应反而在洋人区安稳了呢?从感情上讲,我喜欢自己的同胞,一听到中国话就感到亲切、熟悉,就有了认同感,不论他是来自大陆、台湾、香港或东南亚。从实际上看,中国雇主之间疙疙瘩瘩挺多:做老板的起家不易,精打细算,一个雇员当两个三个地使,为的是积累资本;而做雇员的工作辛苦,为的是挣钱养家糊口,不能不在付出与所得之间斤斤计较,由于这种差别,我作为雇员就难免有一种被剥削的不快,心里恨恨地。

  在好莱坞则不同,干的是同样工作,但老板是美国人,按美国公司的标准摆条件。工作五天,工资高出1/3,有年休假,还有医疗保险。面谈时,老板说,如果我解雇你,我会提前两周通知;如果你辞职,也要提前两周通知我。很公平。在华人区,我象许多中国人一样起了个英文名,而在好莱坞,人人呼我中文名,很有趣。在工作上,我做面谈时定下的职责,如果老板想让我加班或做额外工作,总是用商量的口吻,事后又一再三感谢,有时还会给一些物质报酬。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洛衫矶是个民族融炉,这点我在好莱坞体会很深。我的老板是爱尔兰移民的第四代后裔,他的朋友、雇员分别是德国、法国、俄国、美国、墨西哥以及中南美州的移民或后裔。老板曾对我说,他的祖先来美国创业,经历了千难万险,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因此,美国人没有理由歧视新移民,而应该伸出手帮他们一下。这当然不是全部美国人的看法,但代表了一部分赞成移民对美国有巨大贡献的人。

  (二)

  生活在好莱坞,耳闻目睹的西方文化现象不停地冲撞我头脑中的东方文化基础,使我震惊、探究、反思,然后化解。

  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应邀去休斯顿宇航中心(NASA)参观,我作陪伴。同行的有一位是东道主公司的技术总顾问,美国人,这位洋兄为搭便车,放弃了周末飞回新泽西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车上闲聊,他说他是犹太人,少数族裔。我顺口说:“犹太人很聪明,也很富有。”这一方面代表我对犹太民族的看法,但更多是中国的恭维套话,说的人不看对象,拣好听的讲,听的人不论高帽尺寸,照戴不误。没料到,这位洋兄是很认真的。他以科学态度分析我看问题的片面性,诚恳地指出,每个民族都有一些聪明的人,犹太民族也是如此。犹太人并不都富有。为阐明这一观点,他用很长时间向我解释犹太民族人口不多却散落在世界各地。因此不得不拼搏求生存。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我承认我对不同种族,肤色的人有固定看法(STEREOTYPES)。当我们初遇一个人时,很容易先入为主地用框框去衡量他,然后决定亲近或疏远。

  说来挺有趣,自己有偏见却十分怕别人给自己先打上印记。我的老板约翰.卡本特是美国著名的恐怖片导演,太太珊蒂是制片人。在他们共同制作的近十部影片中,有一部叫做“小中国城里的大麻烦”(BIG
TRUOULEINALITTLECHINATOWN),演员用了许多中国人。这些人都是早期广东“猪仔”的后裔,生在长在旧金山的中国城。老板在谈到他们时说,英语蹩脚,知识不多,脏话满口,通宵达旦玩麻将。这是在我之前,接触的中国人。我一听到他们提到这些人时,心里就发紧,祈祷上天之灵别让他们这样看我。有一次,我请假陪家人去拉斯维加斯玩,老板开玩笑地说:“中国人喜欢赌博。”我赶紧辩解:“我不会玩麻将,二十一点是来美国学的。美国有拉斯维加斯,而中国没有。”老板笑了,说我是他们认识的第一个不会玩麻将的中国人。听了这话,我很高兴,第一他们相信我说的是实话;第二,他们把我看作个人,而不是群体中一分子。

  我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到了思想源头。我们东方人以整体论事物,而西方人则以个体对待。小事为例:我们总是先写姓后写名,有尊位称尊位,有官衔呼官衔;而西方人则是先名后姓,上下级,朋友间,甚至家庭成员都直呼其名,以致父姓前加上“先生”或“女士”称呼时,就有些敬而远之的味道了。这是因为西方人认为名字是个人所独特拥有的,而姓则涵盖更多人,在日期和地址的写法上,我们采用从大到小的方法,而西方人则从小到大,我们喜欢统一规格,而西方人却喜欢形形色色。看看美国书店出售的图书,长短宽窄什么规格都有。再看看美国学校的课程,内容及要求,也是五花八五。还有艺术、建筑、服饰等等,无一不追求标新立异,不与人同。

  从大事上论,美国人是最少保守思想的。美国历史上,有过残忍的镇压印地安人、黑奴买卖、种族隔离等记录。但从六十年代起,包括白人在内的各民族为消灭种族岐视作了不懈的斗争,取得的成果高于西方任何国家。有一件小事很值得提起。我们都知道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这个历史事实。然而就在我才踏上这片土地,我的英语教师就说,他同意一些学者的观点,不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而是早已居住在美洲大陆的印地安人发现了哥伦布,哪个更接近真实,不言自喻。

  (三)

  我想许多人会有这样的困惑:是选择挣钱多而并不喜欢的工作呢,还是追求挣钱一般而感兴趣的职业?经骚手深思后,许多中国人会选择第一种,包括我自己在内。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有贫困的过去,沉重的家庭负担,钱能给我们安全感,更因为我们的心理文化造成的。

  我们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职业分为三百六十五行,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仕宦之途是唯一名利双收,光宗耀祖的前程。在大陆,我的朋友中有一对医生夫妇,他们都是医大毕业,事业上有所成就,并希望“子继父业”。没想到五岁大的小儿子是个舞蹈迷,无师自通,模仿各种舞蹈维妙维肖,这对夫妇呵斥,责骂甚至关禁闭去禁止孩子跳舞。原因很简单,男孩子跳舞不成体统。象这样的家长,我知道不少。我们这一代生长在没有个人选择的年代,“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是那个年代的统一口号。其实,岂止我们,我们的列祖列宗有几个选择过自己的职业、婚姻?宰相的儿子做大官,农夫的儿子去耕田,“父母之命即媒姻之缘”。一切都被安排了,抗命难之又难。

  习惯于被安排,到美国后,面对各种选择,很难下决心,原因是不知道把什么标准放在最前面。我曾和一个花匠有过一段对话。她问我:“你以后想干什么?”“护士”。我回答。“为什么?”“我有学历和经验”。“喜欢吗?”“谈不上。但钱好。”我这位棕皮肤,五大三粗,却有个美丽名字--玛丽亚的朋友沉默了好一会儿,看着我说:“有一天,我干不了花匠的活儿,就去搞计算机。”我当时目瞪口呆,怀疑是她说胡话还是我耳误。经她解释我才明白。玛丽亚出生在洛衫矶的贫穷区,贩毒,偷盗和抢战是那里生活的一部分。她十五岁时,大她两岁的哥哥因吸毒过量死在她的怀里。从此,她离开家,四下飘流,直到一个女园艺师给她一份稳定职业。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她用了三年半时间,完成了圣玛尼塔学院计算机课程。毕业后被一家银行雇用。“那种办公室工作不适合我,”玛丽亚对我说:“职员们要穿戴整齐漂亮,要化妆,我天生就不喜欢。我得躲到厕所去吸烟。我得按时上下班。我身上的气味惹人讨厌。我象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就这样,干了一年,我就辞工了。花匠这个工作使我感到自在愉快。”我把玛丽亚的故事告诉中国朋友,大家感慨良多。

  我的一位英语老师曾是非常有前途的股票经济人,他放弃那个位置是因为感到教书所得到的快感远远超过赚钱。要知道,这位英语老师并不是站在大学的讲台上,而是在成人学校教新移民ABC。我认识的美国人,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都是以兴趣作为选择职业的标准,而家长很少干涉孩子的选择。

  如果对上面说的职业选择还容易理解的话,那下面的一件事恐怕该当别论。一年夏天,美国一家电视台现场转播狂欢三天的露天音乐会(WOODSTOCKCONCERT),我欣赏不了那种音乐,更厌恶舞台上显示性器官和毒品的装饰背景。我的老板一家人看得津津有味,他对十岁的儿子和十四岁的教子说:“如果你们想尝试毒品的话,在家尝,不要在学校或别人家。”这叫什么教育方法,在我看简直是应允、是教唆。后来,思来想去,还得承认在美国这个强调自由、人权的国家,禁一件事很难。既然如此,那么“疏导”的办法要比“堵截”的办法有效。两年后,这个教子因父亲出、家庭经济急转直下而心理压力重重,真的靠毒品逃避现实。我的老板和其他一些成人马上伸出救援之手,给他提供食宿,带他去吸毒者自救会旁听,告诫供毒者离开他。不久,不知道谁通了信息,那个供毒者被关进了少年教养院。这个教子猛然醒悟,明白了不少事理。

  写完这些以后,又寻思会不会有人说这是假洋鬼子腔调呢?斟酌再三,觉得应该不会。对待一个民族,一种民族文化,是用放大镜寻其弱点而抨击好呢?还是吸取其精华为已用好?我认为是后者,这也是写本文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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