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不寐：人间四月芳菲尽 ——胡耀邦逝世14周年感言

我常常感慨，那一天彻底改变了我自己的人生。它留下了我的生命，却给它指明了一条离开北京的道路，一条和“十载寒窗”追求的目标背道而驰的道路。多年来，这条道路充满了想象不到的苦难和艰辛，它剥夺了我很多人生的乐趣，甚至几乎导致我亲人离散－－对此我能说些什么呢？1999年欧洲某国的一家新闻媒体采访我的时候，问我参加1989年的学生运动是否后悔，我这样告诉他：我常常想这个问题，但每次答案都是一个－－如果我不参加，我会后悔的。

我相信很多人的命运都从那一年发生了变化，他们以不同的姿势告别了“北京”。在一定意义上人们应该这样确认，这些变化也和一个人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人叫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从这一天开始，胡耀邦如同一个殉难的使徒一样启动了中国抵抗“灾民理性”的事业。今天，中国仍然生活在“耀邦之后”的巨大影响之下，无论是“反政治”的恐怖和反恐怖的自由多少都从这耀邦之死找到某些文化上的根据。

今年4月是胡耀邦逝世十四周年。我不能以回忆录的名义谬托知己，他去世的时候，我是北京一所高校的学生，不可能与他相识。因此我只能从一个民间知识分子的角度谈谈这位“党内异端人士”在中国当下政治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我觉得胡耀邦在两方面给中国政治文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第一，他试图（或客观上）终结权术型政治，以使中国的反政治的政治回归政治文明。这种努力一方面和文革的苦难记忆有关，一方面和他本人的道德品质有关。事实上对这一点目前还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即使胡耀邦过去的朋友和同事也对此缺乏意识，他们往往把胡耀邦的这些努力视为政治上的不成熟而感到惋惜，这一点和胡耀邦的政治对手们的评价几乎不谋而合，尽管后者主要用此来进行攻击和引为反面教材。对政治史的研究使我们相信，中国式的政治成熟，特别是1989年以后的那些政治机会主义和政治精明根本不是政治，而是反政治的灾民统治，是文明的敌人。胡耀邦启动了这样一条政治的道路，但遗憾的是，1989年以后并没有人到这条路上来打扫。但我们越来越清楚的是，不通过这样一条道路，不摆脱“精明”和军事的统治，中国永远是一个野蛮国家。第二、胡耀邦之死及身后的寂寞。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悲观主义内容。胡耀邦这个文字符号在“新时代”的消失（这一点赵紫阳尤其有代表性）象征着国家对个人的绝对胜利，也象征着力量对上帝、权力对正义的绝对胜利。或者说，他说明着胡耀邦开启的“政治事业”在灾民社会的勉为其难，象征着在体制内超越体制精神的失败，象征着期待体制的力量对这一失败进行话语复述或政治记忆的失败。

胡耀邦去世后，原来一大批追随胡耀邦政治理念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同样陷入了文化两难。事实上他们在观念上已经彻底脱离斯大林主义的精神监狱，其中很多人成了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包括李慎之、胡绩伟、李普等人，甚至还可以包括杜润生、朱厚泽、于光远、 李锐、王若望、秦川、孙长江、戴煌等党内开明人士。这些著名知识分子1989年后被排挤出政坛，但他们在文化思想界拥有巨大的影响。他们是90年代中国的精神领袖。但由于他们没有办法完全彻底脱离体制的外在束缚，也无法摆脱文革灾难和胡耀邦悲剧的某些影响，因此他们往往有很多无奈感，这种力不从心，这种试图通过体制来超越体制的精神的努力、这种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沧桑感，和胡耀邦去世前的心境是一脉相承的。

但我们仍然有理由向他们的努力表达敬意。1999年之后，从李慎之先生的《风雨仓黄五十年》，到2001年李锐先生的《耀邦去世前的谈话》以及2003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我们能发现这些文化老人的时间紧迫感和精神上的深化与勇毅。事实上这些前辈大多数人我都相熟，他们在道德人品上、在治学精神上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代表着文革炼狱之后幸存的中国良知，也代表着中共历经80 多年的“择劣”运动之后道德感在党内的残存。这个党应该向他们致敬，但这个他们本应该受到尊重的理由，那个新的“秩序党”却视为水火。排挤和压制这些人是的权贵集团的精神自杀。这些人是90年代执政的年轻的名利之徒在学问人品上难以望其项背的。不过从另外的意义上说，这种政治排挤对对这些党内自由派知识分子是有帮助的，它为他们逐步离开胡耀邦式政治悲剧奠定了基础。现在我们祈祷能给他们更多的时间，以使他们避免更多的胡耀邦一样的生前无奈和身后寂寞。我清楚，2002年王若望的去世和2003年秦川的去世在他们心灵中产生的震动。我相信，他们中的更多人晚年会从胡耀邦的悲剧模式中走出来，这需要中国更多知识分子和他们一起努力。

1999年春天，我和步鑫生先生曾去胡耀邦家中探望李昭夫人。那一年是胡耀邦逝世十周年。在一片鲜花和绿树中，胡耀邦在墙上看着前来追悼的人。我看到的不是一个政治家或伟人，我看到的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个人，这个普通个人的命运和很多普通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还活着的人有责任给他的灵魂一个安慰。

十四年已经过去了，我们更有责任给我们自己一个安慰。

2003年3月9日星期日

（《北京之春》2003年3月号）(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