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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位母亲

 2003-04-19 01:28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一 前言

《土地真是农民的社会保障吗?》是我迄今为止关于农村问题最长的文章,初稿12000字,在一个周末的2天里完成。这篇长文不仅让读者受累,让我也写得很疲倦。写作过程中,我总要想起我的两位母亲--生母和继母,她们都是中国最普通而典型的农民,一生都在土地上辛苦劳动。

一段时间以来,某些学者和官员轻率地认为“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这种论调让我陷入了沉思。因为,我不得不去面对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为什么,土地没有能够保障我的两位母亲?

二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于1998年去世之前,已经在土地上辛苦劳动了50多年。无论是文革时期的生产队制度,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土地承包制,母亲一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田间的辛苦劳动。这种持续不断的劳动,艰难地维持着全家人最低层次的温饱,同时也直接带给了母亲一生的疾病和痛苦。

母亲的病,是在劳动中得来的。据母亲回忆,那是早在生产队的时候,她还很年轻。有一天,她正在晒场上晒稻谷,天气骤变,风雨交加。在抢收稻谷的过程中,母亲淋透了雨。最初是感冒、咳嗽,没有引起重视。这种伤风病痛,对于家乡人来说,即使在今天,一般也很少买药治疗。药太贵。多半都是硬扛着,任其自生自灭;或者找些金银花、竹叶芯子和苦蒿之类的草药来煎水喝。然而,母亲那次的感冒很严重,草药并没有治好,一拖再拖,后来就转化成了慢性支气管炎和哮喘,呼吸急促,犹如扯风箱一般。这一病就是几十年,成为伴随她一生的灾难。

由于无钱治疗,母亲只能买一些麻黄素片来缓解病情。麻黄素片很便宜,只要几分钱一颗,一块钱可以买一瓶,好几十颗,似乎很划算。我没有查证过,但一直怀疑麻黄素这东西很可能会让人上瘾,因为母亲渐渐地对它起了依赖,也有了抗药性。从最初吃一片管几天,发展到每天吃一片,喘得厉害或咳嗽得厉害的时候,就自己加大剂量,一次吃2片、3片乃至更多。这东西当然不能根治,但可以短暂减轻病情,更主要的是它便宜。便宜而又能多少减轻痛苦,这对于无钱的农民来说,是很重要的。便宜的麻黄素片小瓶,一直伴随了母亲几十年,直到后来病情加重,根本不管用为止。

应该说,无论什么病,都是让人痛苦的。但在我的见识中,不知世上还有无比支气管炎和哮喘更让人痛苦的病了?!我猜想,其他的病痛,哪怕缺骼膊断腿什么的,虽然痛苦,却来得猛烈,让人非生即死,痛痛快快,倒也干脆,但这支气管炎和哮喘病则不然,几十年如一日,让人在漫长的日子中遭受病痛的煎熬和折磨,犹如钝刀子割肉,让人生不如死!

被病折磨得难受的时候,母亲曾经多次动过自杀的念头,但都因为不忍心丢下我们几个孩子,终于没有对自己下手。这是母亲亲自对我们说过的。

我自记事起,就总看见母亲老是喘气,老是咳嗽;白天咳,晚上更咳得厉害,还多痰。我自己常常在半夜里,被隔壁母亲一阵紧似一阵的咳嗽声所惊醒,然后又在母亲的咳嗽声中沉沉睡去。伴随别人童年的,是优美的儿歌和催眠曲;伴随我的,则是母亲揪心一般的哮喘和咳嗽。

我常常想,如果医疗条件好些,如果生活没有那么贫困,如果当初感冒治疗得及时,母亲原本不必遭受这样的终身折磨!

更严酷的是,生病,并不能成为阻止母亲下地干活的理由。无论是生产队时期,还是土地下放之后,母亲一直都在带病干活。这虽然是极其残酷的事情,却无可奈何,因为农民的所有生活来源都在土地里,只有劳动,才能生存。如果仅仅因为生病而可以休息,在农村是非常幸运和少见的事。有好多次,母亲病情加重,脸色铁青,昏倒在田地里,最后被父亲或我的兄长背回家里。(跟作家余华的小说《活着》中写的一样。)这样的情形发生的次数一多,大家--包括我的家人--都已经习以为常了。照样生病,却照样干活。在农村,这样的情况太普遍了。

我现在常想,人真是很残忍的动物。什么事情,无论多么严酷,甚至残忍,只要发生的次数一多,就习惯了,就不觉得反常了。正如我们可以在母亲的咳嗽声和哮喘声中酣然入睡一样,带病劳动在农村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很多在城里人眼里是极不正常和不可思议的事,在农村都很普遍和正常,不仅外人,连她的亲人都麻木了,冷漠了。也许这就叫“见怪不怪”和“习以为常”?

这种对亲人的麻木和冷漠,至今仍然让我心悸和忏悔。麻木的背后,更多的是无奈。
直到1994年,我大学毕业,可以每月寄点钱回家,家里的经济压力多少有所缓解,但土地一直都没有丢掉,母亲一直都还在责任田里干农活。我曾经劝她别种地了,反正也不赚钱,但她说:
“哪有土地不种庄稼的?那么大片地,荒了多可惜!”。

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由于贫困。多年来,为供养我们念书,家里历年欠债沉重。我的毕业工作,并未使得家里的经济情况获得根本好转。父母觉得,种地虽然累,好歹可以有点收成糊口,多少可以减轻我的压力。我刚毕业工作,挣钱不多,还要攒钱成家,不容易。可怜天下父母心!

母亲干不了重活的时候,她就在地边田坎上,帮父亲干些轻松一点的活路,比如拔草什么的。而她的的病情却越来越重了,由原来的支气管炎演化成了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约摸到1996年,她才终于将承包地转包给我的几个兄长,没有再下地干活,但她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很差,其实那是干不动农活了。母亲常常喘气喘得走两步路都困难,每天只能坐一会,不舒服,又回到床上去躺着,继续咳嗽和喘气。终于,1998年夏天,一场流感袭来,母亲病情恶化,在乡场的私人药店留下180元的药费赊帐单之后,不幸病逝于那间低矮而昏暗的茅草土坯房中,享年仅60岁。
……

此后,每次回家,我都要长跪于母亲的坟前,把无尽的思念和悔恨化着泪水,倾洒在香烛与纸钱的烟雾之中,

从母亲的坟前站起来,返身离开的时候,我总要忍不住一遍遍地望着家乡那远近成片的土地,心里忍不住一遍遍地追问。
在这片土地上,母亲倾注了她艰辛而痛苦的一生。
土地,土地!
这些让母亲辛劳了一辈子的土地,不但没有能够保住她的健康,更没有能够保住她的生命。
难道这就是那些人所说的“社会保障”?
这样的论调,如何让我接受得了?

三 我的继母

“继母”,通俗讲,就是我的后妈,是我写文章时为了便于区分的书面叫法,实际上我们仍然都叫她妈妈。

在我的母亲去世近五年后,继母来到了我家,与年老多病的父亲重新组建家庭。

父亲再婚的时候,已经67岁。
母亲去世之后,父亲的生活一下子孤单起来,精神上萎靡不振。我曾让他到城里来,与我合住过一段时间。我每天上班早出晚归,陪他的时间很少。他不会打麻将,难与周围的人们融和到一起。每天除了上菜市场买菜,做饭,然后就是看电视,也极无聊。终于还是回乡下老家去了。那里毕竟环境熟悉,空气清新,还可以到乡上茶馆与一群老头玩扑克牌,比城里更好消磨时光。

但父亲的身体却一年不如一年了。他早年落下的风湿、骨质增生,随着年龄的增长,都纷纷严重起来。他的几个儿子这些年都纷纷进城打工去了,一年也难得回家一次,只留下两栋新修的楼房让他独自看守。当年一家7口人,住在那三间低矮昏暗的茅草房里,下雨天屋里到处漏水,常常为火灾担惊受怕,虽然拥挤和贫困,却也感到幸福快乐,从来做梦都不敢想居然会住得起楼房!而且还有彩电和电话。而今,父亲一个人呆在老家两栋楼房里,白天打牌回来,冷锅冷灶的,无人说话,孤单得很。平时有个病痛感冒什么的,也没人照应。

2002年的秋天,一个清晨,父亲早起去厕所。厕所在一个茅草搭起来的猪圈里边的一个小过道尽头,过道两边堆满了柴禾。谁也没有料到,竟然有一条毒蛇躲在那里睡觉。由于天色未亮,头顶的电灯瓦数很低,昏暗得很,父亲睡眼惺忪,哪里看得见它?他穿着凉拖鞋的脚,猛然感觉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顿时大叫起来,又疼又怕。幸好有邻居帮忙,赶紧租了摩托车,将他送到10多公里以外的乡村医生那里,花了近300块钱,总算用土法医治好了。接到他报信的电话,吓得我们几弟兄浑身出冷汗,好几天寝食不安。

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们几弟兄就商量,同意他找个老伴儿,好让他的晚年生活有个照应,有人跟他说话,避免孤单,总是好事。

就这样,在2002年的春节前夕,56岁的继母,来到了我家,成为我们的第二位妈妈。

继母的丈夫是在两年前得病去世的。
农村人,一般得小病是难得上医院的,一旦住院,那一定是大病。一旦遇上大病,后果就很难预料了。

继母已经56岁,上面有一位84岁的婆婆,下面有4个儿子--都外出打工去了。一家6口人的土地,全靠她一人耕种,真是起早摸黑地忙乎。种6个人的土地,就得交6个人的税费负担。--按照规定,84岁的婆婆,虽然干不了活,也得交税。--其中的艰辛和劳累,虽可预料,却实非常人所能想象。

继母本来也不太愿意老来改嫁的。农村人的观念,还不是那么开明的。但这也由不得她。丈夫去世后,她在家苦苦支撑了两年,一人独种6人的地,实在太累了,实在支撑不下去了。不种地吧,几个孩子又不供养她。她没有办法,只得寻找合适的人家改嫁,算是给自己寻条生路。所以,继母的改嫁,并非出于爱情,而是出于无奈,出于寻求生存;甚至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逃离--逃离那难以承受的生活重压。因为据说到我家来,有我们几弟兄寄钱回去供养,是不用干农活的。

但让我吃惊的是,即便这样的逃离,也并不容易。
继母“出嫁”的喜日子选定在2003年1月14日(虽然114在城里人似乎不够吉利,但据说,按照农历,那一天却是个好日子)。这个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2003年元月12日,继母出嫁的前一天,由区、乡、村、组四级基层政权干部组成的小分队,竟然进驻到继母的家里,严厉要求她缴清农业税费,声言不交清就不许出嫁。

继母的家里一时围满得人山人海。不过,他们并不是来贺喜的。

无奈之下,继母含泪四处借钱,甚至把我父亲提前递送过去的几百元彩礼钱也垫上了,这才交清了6个人的农业税费,终于才得曰褡既缙诟募薜轿壹依础?

春节,我从上海回到四川老家,见到了我的这位新妈妈。

在房屋背后的晒场里,我远远望去,继母身体的瘦弱矮小,是远出乎我预料的。我拉着她的手,个子高出她很多。我真有些不适应。在我32岁的时候,我有了一位新妈妈,她竟然是那么矮小瘦弱,我不知道,如此瘦弱矮小的妈妈,竟然独自干着6个人的农活。

春节临走前,我与父母坐在一起,三人有了一次特殊的对话。谈话中,我知道了前面所述的继母的身世。当讲到出嫁前被小分队逼债的情景时,老人家脸上满含着愤懑和耻辱。

我客气地问她:“初到我家来,你习惯吗?”
没想到,老人家竟然回答说:
“其他倒没什么,生活条件远比我原来好了。唯一的不习惯是,过来后不再种地了,一下子还真不习惯。”
她微笑着,声音淡淡地,很平静,甚至有些不好意思似地。
我的心一颤,差点掉下泪来。
多么可怜而又可敬的母亲啊!

我又问,你对我们晚辈有什么要求吗?
她小心翼翼地说:“人都有那么一天。你父亲比我大10岁。万一他将来老去了,我的吃住怎么办?我来之前,我婆婆就对我说,你去呆不了一年,就会返回来的。我回答她说,即使我在那边呆不下去,也再不回你杨家沟了!”

老人家的担忧是有道理的。父亲毕竟已经67岁,且身体有病,三长两短是难保的事情。而她也的确是从杨家沟的生活重压之下“逃离”出来的,她已经没有退路可言,过来之后,这里能否呆得住?即使呆下了,将来万一我父亲比她先走一步,我们几个孩子会不会继续供养她?她心里是没有底的。这是她最担心的地方。因此,她是冒着风险过来的。

我的心里真是难过极了。生活的严酷,让我无法回避。

我几乎是哽咽着说:“妈,不管将来怎样,只要有我吃的,就一定有你吃的。”

她笑着,点了点头。

四、后记

我的两位母亲,在土地上辛劳一生,却连健康、生命和尊严都得不到最起码的保障。
因此,每次读到那些学者或官员大谈冠冕堂皇的“耕地社保论”,我总要感到万分的悲愤。不知在今日之中国,可还有所谓公正和良知可言?


最后,我要正告那些用“耕地社保论”来搪塞农民的御用文人们,以及那些至今仍然漠视农民正当权益的人们--

你们的罪孽太深!


(2003年3月23日,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说,温家宝总理曾讲过几次,要求他去调查一下,因病去世的农民有多少人是死在医院里,而在城里这是个什么比例。第二,要调查一下,如果农村的妇女生孩子有多少人是在医院生的孩子,而在城里又是个什么比例?
这真是问到点子上去了。这样的调查数据,不知道会不会让那些人胆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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