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开放舆论不容缓行

如果不是ＳＡＲＳ出现之初的信息封闭和反映迟缓，天灾也不至于蔓延成这样的规模。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政府除了负起责任、并动员可能的社会力量应对眼前的危机之外，应该着手思考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了。我们诚然不能怨天尤人、责怪一切意料之外的灾难。但人为的灾难是完全可以控制的。即使是天灾，如果发现及时，也是可以尽可能地减少代价的。说一千，道一万，上上下下应该痛定思痛，在这次灾难中达成一个最基本的共识，那就是：舆论必须开放，要允许新闻媒体报导一切影响我们生存、生活等的消息，允许公民在媒体上公开批评政府，包括任何领导人。

不管我们的政治信念、身分地位、教育程度或宗教信仰有多大的差异，毕竟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我们共有一个家园”。有些危机的爆发是绝对不以任何人、集团、机构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次突如其来的ＳＡＲＳ只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证罢了。

古今中外，大凡懂得一点历史常识的人无不知道，维持政权的方法无非是两种。在民主国家，政权属于人民，源于人民的授权。当政者除了以政绩博取人民信任、以获得选票保持政权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所以，政府不可能采取禁锢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措施；相反，只能以实实在在的政绩，求得舆论的支持，才有可能在竞选中胜出。

在专制国家，以武力或武力胁迫、或阴谋取得的政权只能打着“君权神授”的旗号，以全知全能的面目出现，依靠公开或隐蔽的武力维持其统治，通常采取的方式不外垄断舆论、压制异端，一方面视人民为敌人，胆战心惊，日夜防备，一方面信奉强权，以为有权就有一切，天下之大，莫不以强力控制。这种政权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防民之口，如同防川”，“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只用一张嘴巴说话，不能有不同的意见，即使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也让天下人敢怒而不敢言。中国自秦始皇以来的历代王朝无不如此。从希特勒、墨索里尼到斯大林，也是惊人地相似。他们的下场和对他们的评价，历史也早有公论。

中国已进入这样一个转折关头，历史的旧帐暂且放在一边。在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毕竟从集权计划经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了。民营经济也的确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经济至少也呈现出了与国际经济接轨的趋势。

之前，中国政府已在两个重要的“国际公约”上签字。新任领导人也曾公开表示要尊重宪法、树立宪法权威。再考虑到他们近期以来颠簸南北、深入疫情严重的疫区、所表现出来的责任感、和对生命的一份关注，我们有理由期待着ＳＡＲＳ之后的中国能逐渐往良性的方向发展。其中最首要的就是舆论的开放。

这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能否走上健康轨道的前提。只有允许人民公开讨论国是，人人才有可能对这个国家负责，才会体会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对这个共同体既有权利，也有义务。10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仅靠少数几个人，哪怕是聪明绝顶的人、自认为能扭转乾坤的人，也一定是搞不好的。在危机降临之时，我们可能对此有更深的体会。

要使人人负起责任，就得让人人都有发言的机会，能独立发表自己的见解，其见解或高明、或拙劣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一）国人有发言的权利；（二）国人发言的机会是平等的；（三）每个人的看法都是自身思考的结果，是诚实的，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有了这样的舆论空间，才能造成健全的舆论。有了健全的舆论，才有可能产生健全的政府。开放舆论，既是一个政权走出历史阴影、取信于民的捷径，也是指向民族未来的唯一通衢。

－－原载《民主论坛》(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