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琪：伊战后欧美之间应重修旧好

英文的“法国薯条”会改成“自由薯条”吗？欧洲朋友问我，我不知道答案。但是在开战前后，我确实在美国的几大电视台中，多次听到一些大牌的电视主播和评论员的可笑而偏颇的“爱国言论”，几近煽动性地要人们抵制欧洲商品。一个社会的新闻媒体开始“爱国”，哪怕是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中，都是危险的。其实难怪老美爱国，连新大陆的华裔人士（特别是民运知识分子）比美国人还美国，一片喊打声，好像布什政府要“推翻”的是中共专制政权。好在战争很快结束了，而且美国在意料之中漂亮地赢了。人们感情用事的阶段可以平息，理性逐渐再度抬头。是的，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世界将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因为在战前世界的旧秩序已经被主战和反战的力量搅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主导而建立起来的世界组织 - 联合国和北约，却也被布什总统的“单边主义”近于肢解了。这两个组织原来既有的规章和行为准则，经过这次美国的不授权战争行动，已是威信扫地，难以重树权威了。

世界的棋盘现在分成面积相当的几大块：超级大国美国、重建中的俄国、蓬勃的中国、整合中的欧洲、新兴的印度。从人口来说，中国和印度各以超过十亿以上领先；从经济实力（GDP 国内生产总值）来看，美国（111880 亿）和欧洲（110760亿）最强；从战略和战斗性核子武器的数量来比较，美国（10656枚导弹）和俄国（约10000枚）最多；从军费数额看，美国的3570亿比其他四大块加起来还多（以上资料根据Spiegel周刊17/2003）。毫无疑问，没有沉重历史包袱的美国，拥有健全的民主制度，不论从实力和潜力来说，都是名列第一。冷战结束后，由美国继续充任世界警察和自由世界的龙头老大的角色，本来是大部分国家具有的共识，没有太多的异议。相反地，当巴尔干半岛的屠夫 -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发动一次次的战争，来消灭民族反抗运动，而欧洲国家束手无策时，是北约成员国美国于1995年在波斯尼亚和1999年在科索沃派出空中部队，制止了民族屠杀，解救了饱受战火荼毒的平民。在美国受到恐怖分子袭击之后，不说欧洲的友邦国家，连阿拉伯国家中比较难缠的，如伊朗，都对美国表示同情和支持。轰炸阿富汗的恐怖分子基地，没有国家有所非议。事后许多欧亚国家都加入了维和以及重建工作。然而美国“单边主义”地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却把许多原来的欧洲盟友赶到对立面去了。

四月间欧洲国家在雅典聚会，他们跟明年将加盟的十个国家签署了欧盟的扩展条约，今后欧盟将拥有25个成员国，人口四亿五千万。五月初欧盟的25国外长加上候选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三国的外长再度在希腊的地中海海岛上进行非正式会谈。会谈的重点议题是欧盟和美国的关系以及欧盟共同外交政策、安全和防卫政策。伊拉克战争在北约各国中造成分歧，有些即将新加盟的东欧国家在对伊战争中站队到美国那边，使得尚在扩展过程中的欧盟产生离间和摩擦。然而从历史和地理的条件来看，欧陆国家是连体的，经受过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专制极权的蹂躏，人们的精神和文化都有太多共享的经验。加上欧洲内陆市场已经行之有年，货物流畅，欧元已在十多个国家通用，这些积极因素看来会逐渐将裂隙弥合。明年扩展完成的欧盟也将要产生一个欧盟外长，届时欧洲国家希望在外交上能避免重大分歧。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欧盟制宪会议上，正酝酿着制订“欧洲宪法”，各个国家的宪法将在不同程度上对欧洲宪法作出让步。

一个更为统合的欧洲会增加世界政治的多元化，它并不是要跟其它的力量对立甚至对抗。原来对北约东扩和欧盟的扩展抱着敌意的俄国，现今也意识到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以前的共产苏联甚至是直接催化这种发展的因素，因此莫斯科也逐渐能接受这种大欧洲的事实了。中国对于遥远欧洲没有特殊的忌讳，它不仅不能构成直接的危险，反而是国际政治上的一个平衡点，欧洲的科技和市场对中国具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对美国来说，欧洲原来是坚定的盟友，但是在对伊战争中，却变成了一个拖后腿的累赘。

由于美国态度的傲慢，引得一些学者们发出一些奇谈怪论。英国的历史学者Eric Hobsbawm直指美国要称霸世界， 他认为美国可以打赢任何一场战争，唯一打不过的是中国。法国的学者Emmanuel Todd写的批评美国霸权政治的书《帝国之后：美国秩序的崩溃 》（After the Empire:The Breakdown of the American Order），二月份一上市，就畅销欧洲。这本书指责美国挑选一个势不均力不敌的小伊拉克来打，在世界上制造了恐惧不安，并有点一厢情愿地预言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高峰时期已过。这样的书畅销欧洲，可以反映当前欧洲佬的反美心态。

战争结束了，是美国重新评估跟欧洲关系的时候了。拉姆斯菲尔德称德法为老欧洲，东欧国家为新欧洲，这种粗糙的说法，恐怕他现在自己也觉脸红。国务卿鲍威尔这两天访问欧洲，重申美国希望看到和平统一的欧洲，并且拒绝他的同事 – 国防部长的新老欧洲之说。鲍威尔温和理性的态度为同欧洲重修旧好埋下了伏笔。也许同法国，特别是法兰西情结深重的希拉克总统很难再度结为合作无间的盟友，但是法国曾在阿拉伯世界拥有殖民地，国内也有不少数量的伊斯兰教少数民族，因此在重建中东秩序时，法国不失为一个合作伙伴。德国数十年来都是美国的忠实盟友，二战后德国的重建和对抗来自苏联东欧的威胁、以及13年前的两德统一，美国始终给予道义和实质的支援，大部分德国人至今仍心存感激。在国际事务中原来的西德是一个出钱出力，却又保持低姿态的国家，唯美国马首是瞻。德法是欧盟的两架马车，作为主力军，具有举足轻重的角色。除此之外，美国跟德法两国还有着非常紧密的经济贸易关系，如今为了一场实力悬殊的伊拉克局部战争而反目，实在短视，也非一个大国应所为。

这场先发制人、“防范在先”的伊拉克战争，并非只是为了铲除一个“威胁美国安全”的、跟恐怖主义有联系的专制政权。布什政府的野心是在中东地区设立一个模范的民主制度国家，从而将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也包括宗教）输出到阿拉伯世界，用心不可谓不良苦。中东问题的重要征结之一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说穿了是几千年的民族、宗教和文化之争。短短的一场局部战争不可能解决问题。重建伊拉克时，当然不只是付出，也是收获时期。大宗的工程、贸易、组建公司、训练人才等，伊拉克是个巨大的市场。如何进行分配，如何让伊拉克人民受益，如何跟他国共尽义务和共享权利，这就要看布什政府的政治智慧了。战争是危险的，战后的重建工作虽然陷阱处处，却也生机处处，有危机，却也是契机。但愿布什政府中的鹰派功成身退，见好就收。让持平的外交和商业的公平竞争来收摊。如果建设伊拉克的工程也是成功的，那么中东的和平天平上又添了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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