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收容所亲历
只有十天,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十天。一年多以来,我从来不愿再去想起这段痛心疾首的时光,我差不已经快将它忘记了。我也一直寄望于我们的政府有朝一日能发现情况,及时废除某些不公正"恶法"。但是,孙志刚案件的发生,让我无法沉默。如果你们读了我今天写下的经历,你们就会知道,孙志刚案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必然。虽然,在中央的强力关注下,孙志刚也许可以在天瞑目了。但是,我相信,某些明显违反的宪法、践踏人民合法权利的地方"恶法"一日不废除,这个世界就还会有更多的孙志刚、李志刚、王志刚......许多天的思索之后,我决定鼓起勇气,重新拾起这段黑色的回忆,哪怕受到某些势力的打击报复,也在所不惜。
1.收容
时间给我开了个玩笑,我进北京收容所的那一天,正好是"三八国际妇女节",2002年3月8日。否则我肯定记不起来这个"光荣的时刻"。
我是因为卖艺被收容起来的。北京动物园附近地几个地下通道里,有很多卖唱、画像、设计签名的青年,我那时就是其中一个。我且不为自己辩护什么卖艺不等于乞讨,什么外国大街、广场、公共汽车上卖艺的歌手乐手比比皆是,因为人家讲,我们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嘛。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国情"会被广泛地当做借口。不用辩护!活该我也认了!----我又嘴臭起来了,还是少说道理,接着讲故事吧。
那时正值"两会"召开期间,我知道"两会"期间都盘查得比较紧,所以平时也很少去地下通道唱。但是,我们搞音乐的人,往往都有很强的表现欲望,所以总是想找机会唱歌。虽然,很多卖唱的兄弟也的确经济困难,如果挣的钱多一些我们也会很高兴,但是喜欢在人们面前唱歌才是最重要的。几天没出去唱歌了,我又忍不住了,背着吉他又去了地下通道了。
说起来有点大言不惭,我其实算是在通道里碰见的几十个兄弟姐妹(遇到过一两回女的)里唱得最好的歌手吧(弹得不算最好),所以以前警察遇见我的时候,总是格外开恩,一看到警察来,我不是像别的兄弟一样赶快跑,而是假装没看见,更加用心地表现我的歌声。警察听见唱得不错,也就对我不凶,很多时候也不管。有一回几个警察还跟我开玩笑,让我唱一首"罗大左"的歌,让我摸了半天脑袋。
恰好这天我碰见两个朋友,于是三个人三把吉他在那里合作。警察来的时候,一个兄弟在唱,我们都看见警察了,但是我想让警察知道我们不是瞎捣乱的,是在认真做艺术(有点理想主义)于是鼓励这个兄弟说"唱好点",可偏偏他的嗓子不争气,警察过来大骂,"妈的,看见我们来了还TMD瞎吼!把他们收起来!"看来我的"土办法"不灵了。
在大街上众目睽睽之下被警察凶狠地赶上收容车,我第一次体会到那种丢脸的感觉。我的心里,仍然在倔强地问自己:"错了吗?没错!我是在做艺术!"
后来我们被拉到动物园附近**派出所,在路上我的一个朋友不停地用手机向外面联络。因为我们知道,只要在送到收容所之前,如果有人来派出所,用几百块钱是可以赎出去的。
在派出所,一个民警一边问我们的情况,一边做笔录。问有什么证件,我来劲了,我有啊!我有身份证暂住证教师证(来京之前我做了三年小学教师),还有一个采访证(做过某报的特约记者,但是不是记者证),我的证件是最齐全的!不管用!因为我不是本地的教师和记者!傻了,当笔录递到我手里,让我签"同意"的时候,我迟迟不肯下笔,直到一声厉喝传入耳中,我才战战兢兢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并乖乖地按上手印。
终于没有盼来任何救星。当收容车往昌平区开动的时候,我的心只剩下一点点不可能的希望。车上除了我们三个唱歌的,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街边卖烤红薯的妇女,一个是做小买卖的男人。
2.大院
车一直往北,出了清河有一段车程,就到了收容所。门牌我记不准确了,大概是"北京第二收容教养所"。从外观看来,收容所还挺漂亮的嘛。车开进南边的一个小院,下车登记,也就是警察向收容所交接。一下车我张大了嘴,院里大概有两三百人呢!而且还有各个派出所的收容车源源不断的开来。我看见里面有不少女的,有人悄悄说她们是干那行的。
"蹲下!""两只手放在头上!""*你妈的!动作快点!排好队!"原来有不少保安手提警棍在协助警察管理。谁的动作慢了,要被拳打脚踢,或者吃棍子。
在登记点登记有点意思。让你站在一个摄影仪的下面,只听"嚓"的一声,大概我的光辉形象已经留下了吧。我这个人不爱照单人照,以前跟学生、同事都照合照习惯了。这次免费来了一张。这时里面窗口问:"你叫什么名字?"这次不敢怠慢,立刻脱口而出。
然后我们被带去存放物品。在收容所里,包裹行李、手机、贵重物品都存上,身上也不许带上超过100块钱的现金。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很高很厚重的大铁门前面,因为这时我们旁边已经没有女的了,我想这就是收容男号的地方吧。我们被命令蹲下,在那里等候开门。
门开了。我们被命令依次进去。在进门一霎那,我顿时惊呆了!!!
很大的一个院,院里黑压压地蹲了好多人群,分成好多堆,每一堆大概有四五百人,总共有两三千人吧!院的南边是警察办公的两层小楼,北面、东面、西面都是两层楼,每层都很高,阳台边全部用很粗的钢铁棍子焊成密封的铁笼子!这些铁笼子里,还有许多许多的人从里面伸出手来,或是把头挤在两个铁棍中间,茫然地望着铁窗外面!院子里人声鼎沸,楼上和院中央的加在一起,大概要有四五千人!
进去先要搜身。两个保安戴着透明的塑料袋,对我们全身上下进行搜查。我那时有一个寻呼机,没有存放,因为我想知道哪些朋友找过我。可恨的保安拿过我的寻呼机,将电池取下扔在垃圾桶里。后来,"聪明"的我花了十元钱"买"回了这节电池,这是后话。
我们进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六点钟了,大家正在吃"饭"。人群是按照地域分的,我那两个朋友是河北和东北的,被分在西南角上的一大堆人里。而我因为是四川的,被分在西北角上的一大堆人里。一进这群人,听到浓浓的家乡口音,感叹四川真是人口大省,这么多兄弟遭此厄运。
我去向管理我们这堆人的警察报道。从现在开始,我对于这批批受苦受难的兄弟们一律不再称为"人",改称"盲流"。因为在收容所里面,无论是警察还是他们的走狗保安,统统吆呵我们为"盲流"。我这个"盲流"去向警察报道,警察正在忙着训"盲流",很不耐烦的让我去院里的一推大桶里拿吃的。我走过去一看,生平见未所见,只有在革命教科书里读到过!那几大桶黄色的粗得不能再粗的玉米面做的烂窝窝头!我摇摇头,回到警察旁边说:"我不吃了。"警察喝道:"去那边蹲着!"结果第二天我就后悔了,这又是后话了。
秩序有点乱,警察在"盲流"群里面找几个"盲流"出来做"带班的",这些"盲流"出来之后也挺神气,忘了自己也是被收容进来的,跟警察保安一样喝斥着大家,不听话的就施以拳脚。大家不敢多说话,两手放在头顶上,蹲得整整齐齐,偶尔有胆大的在窃窃私语。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这时,一批"盲流"被吩咐从楼上往院中央搬被子。被子很快就堆成了一座座小山。这些被子不但又破又烂又脏又臭,而且又短又窄,我庆幸我长得不很高。这时,警察宣布,两个"盲流"一张被子。我的天,怎么办,我又不认识别人,叫我怎么跟别人一起睡?
幸好,有一位兄弟挺面善的,我们俩互相点了点头,就咱俩吧。然后就是排队抢被子,有的想多抢被子的,被狠狠地扁一顿。
我们被要求去西边二楼的两三个屋子里睡觉。和抱被子的兄弟一起,随着滚滚的"盲流",我们进了一个屋子。屋子大概有三十平米,里面的三分之二用木板搭成一个平台,高出外面二十公分吧,大家就睡上面。很快,大家听话的依次躺下了,这么一个屋子里,就密密麻麻的躺了一百多号"盲流"!总之,挤得不行,躺下去就不能动了,别人的臭脚就正好在你嘴巴旁边,那也没辄,还有"盲流"没地儿躺呢。
警察走了,大家可以说话了。我们屋里有四川、陕西、甘肃、宁夏的同胞,其中又以四川的居多。大家问起相互的情况。有干厨师的,有做杂活的,有搞装修的,也有上班的白领,或是自己做小买卖的。里面倒是有少数跳来跳去很烦的那种人,但是大部分人都是老老实实的本分人,靠挣几个小钱寄回家养家糊口。很多都是因为没有暂住证或者没带暂住证出门被收容的,可是有的人本来是有暂住证的,但是被警察撕掉,并无耻地问道"你还有没有?上车!"还有一兄弟说,他在家做饭的时候被人家上门查证扭走的,他说他走的时候来不及关炉子,恐怕炒菜的锅已经成废铁了?问起我来,大家就奇了,我不光拿出了暂住证,还拿出了教师证,采访证?大家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你怎么会进来?我笑而不答,心想我被收容才是名正言顺的呢,人家北京市人大立的《北京市治安收容管理条例》里面,专门收容我这种"流浪乞讨人员",你们打工的都是"两会"的替罪羊而已!大家说你不会是来暗访的记者吧。我摇摇头,心想,我当年做的什么特约记者?那是一家号称中央级经济类报刊,嘿嘿,可是生存困难,要拉效益,而我说穿了就是给人家企业做软广告的那种,说起来我都惭愧。实在问得我没办法了,我说我嫖妓给带来的。我心想,看来我还算"正宗"的"盲流"?
"吵什么吵!给我睡觉!"警察出现在门外。后来,我见过他们安的监视器,每个屋子的情况他们都很清楚。
在这样的夜晚,谁睡得下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人身自由被无情地剥夺。高高的墙上有窗户,那是用两层铁棍做的窗户,没有人可以逾越的。再说,后面据说都是玻璃渣、铁丝网,也许还有警犬,听"带班的"说以前有人跑过,但是只要你一跑,是绝对会被打得半死的或者是死掉的。在这样一个地方消失,是没有人知道的。因为,陪我们进来的只是一张写着姓名和住址的小纸条。明天将是怎么呢,我们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虽然我们都互相安慰的说"收容不是犯法",我甚至还跟大家说"收容"是"收留救济"的意思,可是连我都为这种骗大家骗自己的言论感到羞耻:谁愿意被强迫停止工作,被这样"收留救济"呢,被强制遣送回家?吃的是什么?睡的是什么?真正犯法的犯人还有床位呢?我看着空空的屋子,寒风凛冽的窗户,我想要是冬天,这里面的同胞们是怎么度过的。我爱自己的祖国,"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是我曾教学生的内容。可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正在被某些势力滥用,用做压迫无辜人民的工具。几千年了,中国人还是喜欢窝里斗。
3.血腥的事实
总算迷迷糊糊睡着了,后来天终于亮了。因为没有早饭吃,要等到中午。每天要下去集合三次,列队,点名,然后又回到楼上。肚子实在饿坏了,从昨天中午到今天中午,我一天没吃东西了。午饭,照例是又烂又臭的窝窝头,一人两个,不许多拿。说实话我连多拿的兴趣一点都没有。但是我第一次吃得这么香,我后悔昨晚拒绝了可爱的窝窝头。不过,我看着别人有塑料碗盛着白菜汤喝,我就问别人是怎么回事?别人说你去买个塑料碗啊,五块钱一个。后来我才看见,这里面有人推着小车在铁窗外卖东西,外面五毛一根的火腿肠这里两块,外面七毛的方便面也是两块一袋,薄薄的塑料碗五块,还有一些五块的东西,我记不得了。我想这卖东西的肯定也是某某处长科长的亲戚吧?
我很担心有朋友或家人呼我,我最担心的是他们。他们找不着我会疯掉的。我们不可以在大院里乱走,只能规规矩矩地蹲在那里。于是我找到我们那里一个"带班的"。我拿出十块钱,请他去昨晚那个垃圾桶帮我找那节寻呼机电池。这家伙竟然敲我要二十块。我急了,说你要就要,不要就算了。于是他成功地帮我找回来。其实,我知道,我是不能回电话的,就算知道有谁呼过我我也没办法,但是我还是想知道。这是否是我人生第一次"行贿"?
在这个大院里,我见识了许多只是在电影里面才能看见的血腥镜头。
我的另两个朋友关在西边的一楼,正好在我们的楼下,而我们第二天就转到了北楼。他们屋里的一个东北"盲流",言词间顶撞了管他们的保安,后来不知怎么地,那保安提起手中的警棍,狠狠地对着他的脑袋劈了下去,那"盲流"顿时捂着血淋淋的脑袋蹲了下去。饶是我那个一米八五的高个子朋友,也给吓呆了。
我们集合吃饭的时候,正好在东边的楼下。东边的一楼里关押的是老少病残,那情形看着实在让人恶心。缺骼膊少腿的、看不见路的、老得走不动的、地上爬的、烫伤了的......实在是看着心酸。最可恨的是,最小的是约莫只有三、四岁的小孩!还算收容所的那帮人有点最后的良知,让他们吃得比我们好一点,馒头。当我们看见那个最小的小孩,伸着嫩嫩的小手,把馒头喂到那个瘦弱得要死的老爷爷口中时,很多人的眼泪都止不住了。
我不想去仔细回忆这些黑暗的时光里的每一分钟,如果那样,我想我可以写一本书。我只是想说,其实,在收容所里的绝大部分人,他们都是多么的善良,他们没有违法犯罪,他们只是为了打工求生为了养家糊口。就算有人违法犯罪,他们应该去的是法庭和监狱。我在想,在北京这样1400万人的大城市,没有暂住证的恐怕有一两百万人,他们是否都是"盲流",是否都该到这里给关押起来呢?
寻呼机响个不停。是高个子的女朋友。呼了很多遍,后来才知道,她都快给急疯了。我从北楼二层隔着的铁栏向高个子招手,差不多十多分钟了,他才看见。他靠近隔着他的铁栏,我们离了有二十来米。"你女朋友呼你!"他侧着耳朵,"听不见!""你女朋友找你!""啊?大声点!"望着下面向我看的警察和保安,我又不敢吭声了。我怕死。等保安转过身去,在嘈杂的人声中,我又喊起来:"***呼你!"
他终于听明白了,明白了又有什么用呢?只会让他更加伤心。我后悔告诉他。他要我告诉他我的银行卡号。据说我们最后会被遣送回老家,他知道我的老家成都离这里很远,遣送回去都要家里人拿钱来取的,到我们那会非常的贵,听说要八百到一千二百块才能赎人。这笔钱要当做运费给北京公安局的。我以前是小学教师,三年后停薪留职来北京想搞音乐,我无论如何不敢想象我的校长、同事、甚至我那满校的学生们用惊讶和疑惑的目光看着我从警车上走下,他们哪里相信在某些地方不犯法也会受到这样的污辱?他们当然会认为我在外面犯什么事了。我怎么去向孩子们解释呢?我曾教他们警察是好人,犯法才会被抓,难道今天要我告诉他们世界某些角落的黑暗?他们这么小......面子丢了就丢了吧,我更不能忍受我妈妈心目中一个从小引以自豪的"三好生""优秀学生干部""尖子生"会被警察押送回来!她们无法了解,我不能伤她们的心。我给高个子留下卡号,如果他先出来,就想办法往我卡里寄钱,到时候我自己赎自己。如果我先出来,一定想办法去赎他。不过河北很便宜,只需要一两百元。
日子一天一天地熬,在窝窝头、硬地板、臭被子、茫然的眼神中度过。没事的时候,就看看硬木板上和墙上刻的字,上面刻满了骂北京警察、北京人、保安或是**党的话,很多还是挺压韵的律诗。中国人啊,其实是人才济济,其实是最聪明的,只可惜美国的一个流氓都成才,中国却是人才太多了,他们只能干杂活。正所谓官逼民反,这些骂人的打油诗有北京的威逼之下展现了作者的才智,真可惜的人民的才智是没有被好好利用起来。几千年来,我们都在想怎样管制人民,却不知道怎么利用人民,真是莫大的悲哀。我也拿着一小块碎玻璃刻起来。
外地人真是多啊。每天都不断有"盲流"被拉进来,每天好几百。喇叭里不时念着一些"盲流"的名字,一个地方的人凑够了一节车厢,就遣送回家。这些同胞欣喜若狂,此时此刻,假如你在场,失去了多少天的自由,宣布你可以出去的一天,你也会把这些可恶的警察当做再生父母的。
在这时候,我还抱有一丝幻想。我总希望有人来救我,或者是有正义勇敢的记者来暗访,解救大家于水火之中。虽然我们知道,能够到收容所里来的亲人朋友,不一定有钱就能解救我们,要么有非同寻常的关系,要么就要花上两三千块钱。两三千?辛苦打工的兄弟们,谁能值这个钱?就算救出去,都得把这救自己的亲人骂个半死。
不过,我们三个卖唱的当中,还是有一个成功地跑了出去。他是东北人,和高个子关在一起。他借走了高个仅有的几十块钱(还是我给高个的),买通了保安,让他去打了一个电话。据说他老爸的关系挺硬,是军区什么领导之类的,还真把他从收容所接出去了。不过他答应再回来救高个子的事,如石沉大海一般。
几天过去了,我好奇怪,我们四川的"盲流"应该早够一车厢了,为什么还不送我们出去呢。后来,我听说,我们四川方面对北京有强硬的意见,说是四川人口本来就多,人又穷,不出去打工吃什么,所以坚决不派人来接。真是钦佩我们地方的领导深明大义。果然,11号那天,我们被集合告知,四川陕西方面没人来接,所以我们比较"幸运",送到农场去劳动"两三天"就可以出来了,还可以给每天发几块钱工资(后来证实这一切都是谎言)。我们真是欣喜若狂,想到不用家里人操心,自己吃点苦算什么,大家拼命向面前的警察鼓掌,就差跳起来了。
快要走了,大院还不忘给我心里留下点残酷的回忆。
有人打东边楼里的老头。那家伙是个"带班的"。那老头根本就走不动,只能在地上爬着喊"打死人啦!打死人啦!"。谁都看不过去,但是谁都敢怒而不敢言。我们已经被驯化和麻木了,至少已经被驯化了。好久好久,来了一个警察,那家伙不再打了。老头趴在地上呻吟着。警察用脚把老头翻过来。"什么事?"老头可怜地哭道:"他打我!"警察狠狠一脚踢过去,"嚷什么嚷?滚到屋里去!"
一会儿院子中间又闹出一件事来。饥饿的人群排队买方便面之类的东西。卖方便面的人非说有一个"盲流"拿了东西没给钱,而这位"盲流"兄弟连衣兜里总共有多少钱都翻出来了,连交钱时的动作都全部复述了,还是被一口咬定是偷。两边争执不下,警察和保安过来了,不由分说,抓起"盲流"就狠狠地打。打到什么样,我不想多说了,大家自己去想。倒是比孙志刚幸运一些罢了。我在想,他们当然不可能说是卖方便面的人的错,那人是谁,能在这里面卖东西的人都不简单!
带着惊恐与愤怒,我离开了收容所大院,去农场劳动。以为自己离开了地狱,谁知却进入了更加黑暗的世界。
4.黑暗的农场
我好累,是我的心累。我实在不愿再回忆下去了。虽然从11号到18号这8天的农场生活是最漫长也是最黑暗的时候,但是请原谅,我真的不愿再多去回忆,哪怕是冲着这份鼓起勇气向民众告白的责任心,我也只能战战兢兢地写下这片言絮语。
我们一行几十个"盲流",被一个大巴拉着,向离昌平更近的地方前进。看着路边的行人与街道,你不能体会车窗隔绝开的两个世界。他们在车外,是自由的,而在车里的,将沦为奴隶。真是羡慕他们。大家要珍惜自己的美好生活啊。
警察告诉我们只做两三天活,工钱我当然不要了,但一想到哪怕累一点,两三天(实际上做了8天)就可以自由了,我还是充满向往的。只是,到了农场,才知道这里更惨。
和其他同胞一样,我已经几天没刷牙和洗脸了,任你穿得再整洁,再加上我们迷茫空洞的眼神,此时怎么看都像是真正的"盲流"。8号到11号的这4天里,我不光学会了吃窝窝头,学会了忍受彼此的脚臭,还学会了和别人一起喝从厕所里接来的生水,而这个厕所里,堆积着"盲流"们拉的屎,"盲流"实在是太多了,每天早上的高峰时期,很多屎尿从厕所里漫出来。当然,也学会了忍气吞声,学会了麻木不仁。
大巴从公路拐弯,我们看见一个一字排开、长长得横向连在一起的、只有基础结构的两层建筑物,是它隔开了奴役与自由。当大巴从建筑物下面开进去,看见一个望不到边际的农场。这个农场里,有人在挖地,有人在抬木材,有人在修房子,有人在清理如山高一样的垃圾,有人在掏猪粪......不要以为这是一幅美好的田园风光,他们绝对不能停下手中的工作,哪怕是一小会儿,因为有人正拿着各种各样(的确,各种各样)的刑具,在背后伺候着他们。对不起,我忘了,他们不是人,是"盲流"。
我们在吆喝声中下了车。奇怪的是,这里没有警察,偶尔来一两个挺着大肚子像当官模样的警察,也是看看就走了。管理这里的人,除了几个保安,你恐怕意想不到,还有几个死囚!
我开始以为农场虽然苦点,但是肯定应该比大院好一点,而且不用看见佩着庄严国徽的制服,我也不用害怕。事实证明我错得厉害,幸好我心理反应灵敏迅速,否则恐怕已经吃大亏了。
当我看见除了保安之外的人就是一些穿着便服的人,我想他们一定是农场主。我想如果这样的话,他们至少也算是企业家吧。至少不会那么凶狠的对待我们。所以当我们进到一个屋子的时候,我甚至故做轻松,有说有笑,甚至还敢跟他们搭话。没料到,在我能反应过来的时间里,那几个家伙已经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喝斥大家迅速在屋子里的后面蹲好,并已经抓住一个"盲流"大打出手了。只因为他离他们最近,所以他成了"杀鸡儆猴"、给我们"下马威"的最佳对象。几个人按住他,狠狠地打,有人从上面砸他的头,所有的"盲流"只能乖乖地听那"砰、砰"的声音。他无力地用两只手护着手顶,又有人用膝盖狠命地顶他的腹部......直到他痛苦地蹲了下去......
接下来这一幕,我永生难忘。我们被强行要求脱掉所有的衣服,包括内裤。理由很简单,看看有没有私藏的东西。那几个真正的流氓一边检查,一边打动作太慢的"盲流",一边寻找污辱对象。他们指着一个人,下流地说:"*你妈的!你TMD阳萎啊?"然后是邪恶的笑声。居然,我们这群受虐的人群中也有人笑得出声。我们中国人啊,真的就这么麻木么?
轮到我了,我站站栗栗地脱掉衣服和裤子。紧张、恐惧、压抑、愤怒、羞耻的感觉全部涌上来,我无法顺利脱掉裤子。我怕挨打。但是越怕挨打,就越会挨打。他们在我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我被踢翻在地,接着我被抓住头发提了起来,凶狠的拳头落在我的头上、肩上和腹部......
我这个"盲流"啊!我们这些"盲流"啊!都默默忍受着。谁也不可能爆发,谁都知道爆发的后果。但是我在想,他们是谁?是谁给他们打我们的权利?后来,我才从保安口中知道,他们是死刑犯,因为有一些关系,就从牢房里弄出来,在这里管理我们,"将功赎罪",争取减刑。"将功赎罪"?!!打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可以"将功赎罪"?我们这些没有犯法的人需要犯了死罪的人来管理?哪里还有天理?
然后我们开始干活,我刚开始干的活是挑瓶子。农场里有许多许多用货车拉来的饮料瓶子,我们的任务就是用改锥刀把瓶盖和瓶圈,以及包装纸迅速地撕下来,然后又开始挑下一个瓶子。看似很轻松的活,但是需要蹲在那里不能起身,一直不停地重复做机械运动,从不休息。而且明明可以坐着,却偏要你蹲着。后面有人监工,动作慢的会被狠狠地打。几乎所有的"盲流"都挨过打。有一次我很不服气,明知道一个保安在后面,我扔瓶子的时候假装没看见,狠狠地砸在他的头上。当然,我的结局大家是知道的,大不了再被打一次罢了。只要你不还手,总是打不死人的。如果你还手,恐怕不死也得半残。
这个瓶被剔出来后,就只有一种单一的材质了,然后有"盲流"专门负责把他们粉碎,煮熟,洗干净,最后再挑选一次里面还有的杂质。然后装成一袋袋的料,就可以卖给饮料厂,继续加工成饮料瓶了!同胞们,如果你们喝着可口可乐或是雪碧鲜橙多等等瓶装饮料,请你记得这个塑料瓶里,有多少在收容所农场里被强迫劳动的同胞的汗水和鲜血!
这里吃的东西尤其让人恶心。虽然不再吃窝窝头而改吃馒头了,可是那馒头里故意被人加上黑黑的杂质,如果你能在馒头堆里面找到一块白一点的馒头,算你走运。黑得让人想呕吐。再加上大家洗手的时候因为给的时间有限,从来就洗不干净。哦,有一个好东东,忘了告诉大家!不管在大院还是在农场,白菜汤都是最好的!这个菜汤,实际上就是几片菜叶(当然没洗)做的,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确实认为是最佳美味!盛汤的碗从来就没洗过,要说洗,也可以想像几百个碗装在一个盆里洗的效果!对了,可以外加两片黑咸菜。
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是最黑暗的日子。不知多少人被打。他们准备好了鞭子,有的戴着拳击手套,穿着军靴,耀武扬威地站在前面。他们拿著名单点名。点到名的站在另一边去。他们点名的声音不大,故意的。凡是没有听到自己名字的,或者反应太慢跑得太慢的"盲流",立刻会几个人上去围攻。我不想描述具体情节了,总之只听到屋子里重重的打人声和被打的"盲流"们的闷哼。
第二天,我极其幸运地被叫去挑料,就是把碎料里的杂质挑出来,而且可以坐着,所以算是最轻松的活。不过在这里,我从保安口里听到的故事更让我胆颤心惊。
保安虽然也凶狠,打人从不手软,但是他一个人没人说话也没滋味,所以在监督我们干活的时候有时也找我们说话。当然是我们听他说,不时无奈地奉承几句。他最说得起劲的是如何打人。吹嘘自己可以打好多人(其实大家不敢动罢了)。他问我们这里为什么从来不敢关押东北人。我们答不知道。他说,有一次这里关押了两百多个东北人,晚上东北人在里面闹事,把铁门都踢弯了,想要冲出来。于是大院的警察调集了一批防暴部队,头戴钢盔,手着盾牌,用警棍狠狠地砸那一帮"盲流",后来这帮"盲流"基本上都被砸到医院里躺着了。看着他那得意的神情,我心里恨恨不已。我在想,有没有死掉的"盲流"。
好景不长,后来我被调来干过很多的活,抬木料、锄地、搬砖头......不过到了最后两三天,我又被调去养猪,具体工作是掏猪粪和喂猪食。这工作真好,因为我们发现,猪吃的馒头又大又白(大院里那帮警察吃剩的),比我们"盲流"吃得好多了!而且,猪圈很臭,那些臭管事的不爱往这边跑。不过,我全身上下都是猪粪。
听保安说,这个农场是公安局某局级干部跟人合办的。于是,我在养猪的时候忽然明白一个道理,别问为什么要对外地人收容!别问为什么?如果有一天不收容了,这个农场怎么办?这些工地不都得停工?这些猪仔子岂不都得饿死?看来,在这个北京,人命不如猪命值钱。
有一个晚上,大家正要睡觉的时候,门口发生了一件令人万分气愤的事情。
有一个死囚走进来,可能是想借机打人吧。就凶狠地问门口的一个"盲流":"*你妈的,你TM看我干吗?找死啊你!"这家伙真是太蛮横了,看他一眼他也发狠!那兄弟没办法,只好说"没看你干吗"。但是语气中可能有一些不服。于是,那死囚对他大打出手,足足打了三分钟左右。这还不够,那人吐了一口痰在自己的皮鞋上,对这"盲流"命令:"把它舔干净!"我的天!!!天理何在???!!!
终于,我的回忆终于跳过诸多事实,艰难地回忆到我们将要离开的时候了。说实话,我一直想早早结束回忆,虽然我还是写下了这么多的文字。收容所里的罪恶----这是阳光下的罪恶----实在是罄竹难书。而且我看到,走了多少,收容车又会送来多少。如此反复,中国人,无穷匮也。
在我从昌平回家坐300路公共汽车的时候,有一个人丢了钱包,我正要下车却被他拉住。我愤然告诉他,请不要拉着我,我不走,你可以马上报警。这时车上好多人都慌了,问售票员警察来了会不会查暂住证?我也忐忑不安起来,像我这样蓬头垢面,十天不刷牙不洗脸,恐怕谁都会怀疑是小偷吧?如果真去了派出所,先问一句"暂住证呢?",我是不是又该被送回收容所?
我想过写信给中央,也想过写信给著名的《南方周末》。我希望有正义勇敢的记者能亲自去看看。可是,我又想,南周的记者们为了社会公正出生入死多少回了,还忍心让他们去受苦受难吗?我再次天真的把希望寄予我们的政府。
所幸,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听到中央关于各地必须认真保护民工权利的通知。我以为,收容所寿终正寝的一天不远了。
可是,孙志刚致死一案,又给我深深的打击。地方"恶法"一日不废,必定还会有更多的孙志刚。
"非典"来了,收容所里的同胞们,你们好吗?希望所里为了防疫,都能把大家放了!唉,不过,那些猪仔子们又怎么办呢?某些既得势力绝不会让他们的猪仔子狗仔子饿死的!看来,我又天真了。
今天,我决定,将我这份真实的经历告诸民众。我想,我现在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因为,我在做一个决定。当我刚才看到网上的报道:"城市收容办法违宪三公民上书全国人大建议审查"的时候,我决定鼓起勇气,将这篇真实的文章上交中央领导、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
我不知道我是否鲁莽,更不知迎接我的命运将是什么。但我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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