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沙洲：中国人爱政府没商量

2003-08-06 07:35 今年５月３１的《人民日报·华东新闻》有一篇龙束鹿写的文章，题目叫作《请给一种归属感》，文章讲的是，住进新商品房的邻居之间彼此形同路人，相当一部分人在新环境中不知如何沟通，使很多人难消孤独感。于是，作者说，“心灵的空白总会有人填补。正常的交往得不到满足，别的什么东西就可能乘机而入。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权组织，应该把完善社区功能当成一件大事来抓。它事关人的健康发展，及社会的协调与稳定，也是大有可为的一个新领域。”

那社区“心灵的空白”如何要政府来填补？那政府又岂能成为你的爱侣、伙伴，化解你心头的“孤独感”？那社区的小偷小摸、强奸、腐败、抢劫，政府还忙不过来呢，那代表政府在社区转悠的街道居委会小脚老太太连你们家来了什么人、什么时候走的，都摸得门儿清，你还嫌政府对你心灵“关怀”得不够吗？莫非你想让政府这个幽灵在你的卧室游荡，莫非你想让政府成为你思想牧师？

我时常想，也许中国人意识深处最大的可悲是，就知道有政府，不知道有自我。“政府”是个天大的概念，“自我”概念则比蚂蚁还小。什么事情都要找政府，就是不知道自己应该作什么，典型地代表了中国人“大政府”、“小自我”意识。

那个著名带头搞“大包干”的安徽凤阳小岗村至今流传这样一句话：“小岗想致富，愁的是没门路，盼的是服务，想的是政府。”（祁贵兴：《今日风阳小岗村》）那里的农民也不想一想，如果事事靠政府的话，他们哪有“大包干”？再说得透彻一点，“大包干”其实就是要摆脱地里种什么东西都要管的那个“毛泽东政府”，连邓小平都说：“农村搞家庭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其实当初小岗农民搞“大包干”的时候，他们心目中的政府完全是个恶政府，当时的政府也是一万个不同意，不准小岗农民那么干的，还要把他们抓起来呢。没想到这个地方的农民对政府“相逢一笑泯恩仇”，还在那儿使劲念叨政府的好。中国人爱政府真是没商量！

先前，我总觉得政府一会儿“五讲四美三热爱”、一会儿“三讲”、“三个代表”，片刻不得安宁，变着法子折腾中国老百姓，而没想到，就有那么一些可爱的中国人，骨子里盼望着政府来折腾他，好像政府一日不在，恍如三秋。我时常听一些放洋的有高级知识的中国人讲：出国以后，自在是自在，但总觉得没着没落，没人“管”，很不适应。真想不到那政府的影子象月亮一样跟这些人到了大洋彼岸，中国人爱政府、想政府可谓情真意切，这样的可爱的中国人又如何承受得“自由”呢？

到美国走马观花，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是，这儿遍地教堂，且不少富丽堂皇。这些教堂没有一个与政府行为有关。政府如果与教堂有瓜葛，可是违宪行为。这些地方都是老百姓自己找到的填补心灵空白、消除孤独寂寞的地方。每到周末，教区的教民们穿得象节日般奔上教堂。

在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所在地的剑桥有个著名的哈佛广场（说它是广场，实际面积大概不到天安门广场的百分之一），每到周末、节假日，那小小的广场便簇拥着无数的人们，有唱歌的、跳舞的、耍杂技的、喊叫的、发疯的、募捐的、化缘的、示威的、要求签名支持和平运动的、摆摊推销非盈利组织出版物的、买黄色出版物的……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让你觉得这个地方的人，怎么活怎么自在？我曾经好奇地到一个非盈利国际组织的售书摊位面前，问一位在此服务的志愿者：“你们到这儿来要得到许可吗？”他告诉我，原则上只要在摆摊的地方给行人留条路便没有事了。果真，旁边的警察看着摊位，笑笑，然后履行他的“其他”义务去了。

在中国，政府权力可是水银泄地，无边无界。中央电视台曾经采访一个大盖帽，那位记者问他你到底知道不知道自己权力有多大？没想到这个大盖帽居然说，他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在这种情形之下，老百姓如何知道在政府之外别有洞天？如果反抗，犹如以卵击石，那聪明的百姓还不如“适者生存”，或者模仿如今知识分子说的，干脆放胆子争取一种叫着“缺席的权利”，对政府管天管地也“缺席”“缺席”，叫干啥就干啥算了，剩下的就是爹亲娘亲不如政府亲。爱政府没有商量，靠着政府、吃着政府，赖着政府，久而久之，对政府的依赖成为一种惰性，这也叫政府自作自受。

在万能政府的帷幕之后，当然是老百姓权利观念的黯淡、权利意识的沦丧。宪法上虽然白纸黑字写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中国老百姓的经验和意识深处，大多数是不知道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委托”这种契约观念的。说句白话，在中国的老百姓与政府的关系上，谁是老爸、谁是儿子，谁是老板、谁是打工仔，这个道理许多人还没有搞清楚。许多中国人就是在这种糊涂观念中张口政府、闭口政府，从而使自己失缺了主人意识、个体意识，养育出了一个万能政府。

一般来说，心灵的充实、寂寞的消解，有时是与个体的自由度、权利拥有状况相关的。在委托给政府的权力之外，剩下的便是政府不得侵入的私人领地。这个私人领地便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在中国，遍地教堂行吗？遍地非盈利组织行吗？在自由国家，老百姓组织个什么满足自身心灵需要的非盈利组织易如反掌，而在中国，什么挂靠、什么许可，什么年检、什么注册资金，好像老百姓搞个组织立马就要把政府吃掉似的。在中国，办个杂志行吗？好像政府主办的之外的杂志、报纸都要污染人的精神、煽动颠覆政府式的，在中国，政府除了严格地对人口生育实行计划之外，另外一个实行严格“计划生育”的领域，就是新闻出版。

　　１９９８年春，我到风景秀丽的缅因州演讲，客居一位美国政府前外交官家里。他告诉我，他跟一帮退休官员、学者、家庭妇女搞了一个《中西部论坛》，定时邀请一些学者前往演讲。除了组织这个论坛外，他还办了一本汽车专业杂志，印刷之精美，实在想象不出是一个前外交官搞出来的。他说，他在八岁的时候开始拥有自己的第一辆汽车，从此他的个人爱好就没有跟汽车分开。退休以后，他就开始以
社会活动和办杂志来打发自己的晚年。在他的家里陈列着各个时期的十来部汽车，有的竟是上百年的骨董车，但每部汽车都能上路。我在他家里客居的两天里，他和他的妻子轮流带我的家人座这些骨董车兜风。我现在想，这些人没有政府管，他的心灵空虚吗？寂寞吗？

中国的老百姓是唱着《国际歌》长大的。也许是你唱我唱大家唱，唱的究竟是什么也没人在乎。如果回过头仔细品味，会发现，其中有这么一句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句歌词是真理：政府多拥有一份权力，老百姓将会多有一份灾难。何以消灾？惟有自由，惟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