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改革启动:中国一千家报纸何去何从
8月13日对朱玉龙(化名)来说是愉快的一天。那天上午,他在赶往邻县学习参观的路上,突然接到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电话,告诉他,县上一个报刊征订会“临时”取消了。朱玉龙是川东某贫困县一位乡党委书记,提起这样的会议,语气就有点变了:“每年都要开,指定要‘一把手’参加,不敢不去。”
朱玉龙了解到,会议取消的原因,是中央发了文件,严禁党政部门再强行向基层摊派报刊杂志,中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配合这个被简称为“19号文”文件执行的,还有在7月下旬制定的《实施细则》。为此,他竟高兴得一连说了两个“谢天谢地”。
朱玉龙所在的那个小小乡政府,每年上面“压任务”和强行摊派的订报费,最高时竟多达十五六万元。沉重的经济负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朱玉龙账上有这样的数字:以“红头文件”直接下达,各级地方报纸最多,费用大概七八万,占总报款的一半左右。而以各种形式摊派的行业类报刊杂志,多达20多种。
“每年9-10月份,各个部门要求订报的人都来了,态度好点的,让支持工作;态度不好的,就说‘走着瞧’。”朱玉龙说,那种把订报与评先进结合起来的还是小事,先进得不得就算了,但以后工作中跟这些部门打交道,对方不协作配合,麻烦就大了。
“另外,这些部门在政府机关里影响力大,你得罪了他,到时这个部门去告你一状,那个部门也奏你一本,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不就千儿八百元的事吗?何必因小失大。订,都订!”
就这样,乡政府又为此埋上七八万元的单。该乡1.8万多人,几乎人头摊报费近十元。
朱玉龙无奈地表示,经费来源简直让乡政府伤透了脑筋,把所有办公费3万元都用上,尚差很大一截。
报刊滥摊派成负担,已经是人所众知的事,在全国各地都很普遍。
某市贸易局一位办公室主任告诉记者,该局办公室花了一两千元订的10多种报刊杂志,很多收到后“翻都没翻过”,直接扔到了墙角,年终时统一卖废纸,居然卖了30多元钱,“办公室拿来买了两斤茶叶”。
据新华社报道,在某省,目前进入农村的报刊达106种之多,全省村级组织平均报刊订阅费为2729元,其中最高的行政村达12515元,群众反映强烈。
权力介入发行 非断腕不可 中央和基层反对报刊摊派,呼声由来已久,但令行禁不止。
“根源就是权力在里面。”中国报业协会行业报委员会会长吕华麟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新闻媒体实行部门主管制,一旦与部门的行政权力相结合,这种摊派难以避免。”
事实上,这些部门办的报纸,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烈的行政化色彩。
先是由部门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写报告,申请刊号,然后在中央编制委员会挂事业单位的号,国家财政给予一定差额补贴。报社人员级别和管理,也完全参照机关公务员标准。报社开办以后,往往由部门发文,要求在本系统征订。
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媒介管理研究所所长宋建武指出,虽然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媒体市场却还有大量的计划经济因素,很多资源由行政力量来配置,因此,我国的报刊业现状是与市场经济相背的。
传播媒介管理研究所曾受新闻出版总署委托,对全国行业报和县级报进行过调查,宋建武向记者提供了一组调查数据:我国媒体的发行市场规模在160亿到200亿之间,仅国家统计的公款征订部分资金约60亿-100亿,占30%左右;2137家报纸中,约有1250种报纸以公费订阅为主,占一半以上。
从1999年至今,是中国报刊业发展的新阶段,“治理整顿”成为主线。
1998年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撤并了化工、冶金、机械等10个部委,其间涉及16家全国性的行业报的归属问题。当时中央两办下发30号文件,主要内容是提出撤销部门的报纸,要划转到党报或报业集团。
经过那次治理,报业结构有了相当程度改善,但主要是解决了16家被撤销部委的报纸,其他150多家行业报并无多大改变;加之地方一些划转的报刊,顺风搭车的情况仍屡见不鲜。
改革的前兆和落地 8月7日,中国报协行业报委员会在北京召开“贯彻两办19号文件精神”的大会。
委员会当时给中央73家会员单位发函,预计能来60多人,没想到,最后有102人参加,在家的社长基本上都参加了,有的副职也一块来。
“实际上,北京有150多家全国性行业报,这次在治理范围内的56家,属于我们会员的有29家,但大家参与积极性很高,说明大家都很关注这次改革,关心自己的未来发展和命运。”
其实,关于这次治理整顿,对不少新闻业界人员来说,都非不期而至。
某行业报老总说:“早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文化产业’这个概念,我就预感到,在报刊体制改革方面,中央会有一个大的调整。”
而在十六大之前,类似的表述是“文化事业”。宋建武教授分析说,从“事业”到“产业”,尽管只是一字之差,但内涵却相去甚远,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不适合发展的做法,就要被扭转和改变。
十六大后,新的党中央领导班子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工作要求,分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也多次在视察新闻单位时,提出新闻工作要“三贴近”。
2003年3月10日,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下发中办第七号文,在各省(市、区)党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局和中央各部门报刊管理机构,开展“制止报刊摊派问题专题调研工作”。
记者从拿到的调研题目单上看到,一共列出了15个调研题目,每个题目都有很强的针对性,譬如第2题就问道:“基层干部群众反映强烈、利用行政权力摊派发行的报刊主要集中在哪些部门、行业?哪些地区问题最为突出,有哪些具体手段?”
第3题则更为尖锐:“为什么报刊摊派发行屡禁不止?为什么几次治理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何建立和完善对违纪发行报刊的监督机制?”
一位参与过调研的某市宣传部副部长说,看完这些“非常细化”的题目,当时就有个感觉,“中央要动真格的了”。
就在问卷调研进行的同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一行专赴上海调研,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透露,新闻出版总署要对报刊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并准备推出报刊淘汰机制,使得报刊有“生”有“死”。
这样的信号在6月中旬变得更为强烈:新闻出版总署、中宣部和国家邮政局一纸令下,暂停除科技类外所有报刊的征订活动。
在做好了这么多铺垫后,中办、国办的19号文件正式下发,旗帜鲜明地提出“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的问题。更令新闻界震动的实施细则于7月16日制定出台。
确实,这次治理的“动作”,甚至比事先一些媒体进行的“最大胆猜测”还要大得多,“确实前所未有”。
实施细则分为三大块:一是予以保留的,中央保留《人民日报》和《求是》杂志等报刊,省级党委保留一报一刊,市级则只留下一张党委机关报,以后只有这5家,可以用公费订阅,但总量也要控制;二是要进行管办分离的,则主要针对56家属国家部委主管主办的全国性行业报以及一些期刊;三是要关停并转的,规定凡省级及以下行业协会、学会、研究会等主办的报刊一律停办,300多家县级报纸,除部分经营状况达标的外,也全部停办,其他不在关停范围内的部门报刊则予以划转。
“很明显,从这次改革的内容看,主要是将行政权力对报刊的介入作为重点治理对象,减少行政力量介入因素。过去也讲过,但没有这次明确。”宋建武分析说,而且,这次治理整顿给的出路也很明确:报刊要走市场化道路。
改革后的报刊业图景 那么,经过这样一次改革,报刊业前景如何?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透露,目前的进展状况是各省(市、区)新闻主管机构已到北京开完贯彻19号文件的会议,各省已经按照细则要求和各自实际情况,全面进行清理,形成方案,大部分省的方案报告,已在8月20日前汇总到了新闻出版总署。而出版总署会在9月底研究后作出答复,届时,就可知道这些报刊的命运去向。
对中央部委的行业报来说,绝大多数具备主办条件,所以,基本上不存在关停的问题,主要是要实行“管办分离”,为进入市场奠下基础。
真正生死攸关的,是省级行业协会等办的报刊,以及县一级报纸。
据推测,这样的报纸每个省大概在30家左右,大概会有近千家报刊面临“生死抉择”。
而这近千家报纸中,尤其是其中300多家县市级报纸中,牵涉到的新闻从业人员(包括发行广告人员)将流向何处和如何重组,仍是他们当前考虑的问题。
听说要取消不合要求的县级报纸,山东某地区报记者刘玉岗脱口而出:“不可能!”
他说:“以前也要取消过,结果越取消越多。前几年区县有报纸的还少,现在许多地方都有了。它们本来就没有刊号,你如何取缔?人家虽然没有刊号,但有编辑部,有经营,有的甚至有财政拨款。报纸上也有新闻,也有广告。你不允许征订,那好了,人家不征订,单位里强制人手一份,不收订阅费,收‘送报费’。取消行业类报刊中央说了算,取消这种县级报纸,谁说了算?”
那么,对全国309家有刊号的县级报纸来说,涉及大量人员和国有资产,是该全部关停,还是部分予以保留呢? 按照《实施细则》规定,县级报纸在人口50万,当地GDP达100亿元,年广告收入400万以上的情况下,经过严格评估论证,可以兼并入省市党报后予以保留。而曾经帮新闻出版总署做过市场准入调查研究的宋建武说,县级报纸一年应有1000万至2000万的营业收入,才能运行良好,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309家中符合条件的只有30多家。(孙亚菲 刘鉴强) 一家县级报的现实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7月下旬向全国下达的《治理报刊摊派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市级部门和县区的报纸一律停办;各省在8月20日前要定出方案,这将决定全国309家县级报的何去何从。
县报记者宋国英最近很“闹心”,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心里像猫爪子在挠”。
下乡镇采访的时候,腥讼勰降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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