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之后的正确国策：攘外先安内 (下)

　　弱国加上混乱不堪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是马上全面抵抗，还是加紧准备再抵抗，国内分成两种不同意见。主张马上抵抗者，最初是热血沸腾的爱国学生，利用此爱国热情的，以所谓救国会“七君子”为代表，他们的后面便是企图乘此夺取权力的中共。主张加紧准备，以暂时的妥协换取时间，因而拥护国民政府基本政策的，则以胡适等著名知识份子办的《独立评论》为代表。

　　早就蓄意侵略中国的日本，看到了中国国家和社会的确存在着深刻危机，这是他们敢于发动侵略的重要原因。在1931年5月29日日本参谋本部、关东军侵占东北的各种方案中，《关于满蒙问题之概念》部份，曾这样看待中国的国内问题：“综观中国之现状，自辛亥革命以来二十余年内乱相继，以此国内统一前途遥远。近时自国民政府建立以来，外观虽呈向统一建设迈步之势，但国民党指导原则的三民主义亦仅为外来思想之翻版，内容空虚，不足以维系人心。目前国民政府乘各国意见不一致之机，在外交方面虽然取得若干成功，但在内政方面依然属于军阀争权时代，并无任何民主革命之势。即不能承认为人民已得幸福。随着国民会议之召开，反蒋运动正在各地兴起。通观中国四千年之历史，易姓革命相继，殆成战乱之历史……总之，不过在包含如此自治乡村之地域上冠以国家之名而已。故从一般民众的民族发展精神而言，其国家意识淡薄自属当然。”（注16）“中国人散漫不关心国事，如甲午、庚子战役，战争地以外之中国人民好似不关痛痒──北方有事，南方人旁观而不关切；南方有事，北方人亦不察觉。”日本军人没有看见中国社会蕴藏甚深的民族情绪，而开始其鲁莽的侵略行为，终于走上自我毁灭之路。

　　“九一八”刚刚发生，全国就沸腾了，以学生为最。9月20日，全国三十个主要大学在同一天成立“抗日救国会”，推出代表向国民政府请愿，在北平以北大、清华为中心。北大学生会发给国民政府的电报说：“事机迫切，亡国无日，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次日，救国会发表宣言，要求全国普遍进行军事训练，东北学生还组织敢死队。9月28日，在首都南京以中央大学学生为主的四千多学生冲入外交部，在外交部长王正廷接见时，殴辱部长，致使王部长在30日辞职。全国各界也起来了，上海在9月24日有三万多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北平各界于9月28日在天安门举行集会，要求立即对日宣战，抵制日货。南京各界也在体育场举行十万人的群众大会，万人为国哭号。10月初，学生运动及全民的爱国运动遍及全国。这激情的运动发展到后来，连代表国民政府接见他们的德高望重的蔡元培都被按在地上殴打受伤。民众的抗日热情，是抗战致胜的基础，“九一八”以后两三年，经过引导，民众的热情基本纳入理性的轨道，成为侵略者不可摧毁的血肉筑成的铜墙铁壁。

　　但是高昂的爱国情绪如果继续非理性地发展，则为潜伏的中共地下党重新活动创造了方便的环境，他们就躲在爱国的群众运动后面鼓噪。后来在西安事变前后起了重要作用的阎宝航、高崇民、杜重远等人早在“九一八”后的9月27日，就出现在东北人示威游行的行列之中，不动声色地把矛头引导向国民政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的书籍中，曾这样总结抗日群众运动道：“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掀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表现了中华儿女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巨大力量，促进了全民族的觉醒。”（注17）中共成功地、巧妙地左右了部份爱国运动，在民族危机时为其一党夺取政权的私利服务，其中以所谓沈钧儒等“七君子”领导的救国会为代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几年的活动和准备，1935年10月27日在上海西藏路正式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声称反对与日本作任何妥协，要求立即全面抗战。第二次宣言中，公开提出迅速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反对一切内战，共赴国难等进一步主张。救国会的分会遍及全国各个大城市，逐渐左右了社会的舆论导向。同时，他们拒绝国民政府对救国会的指导，把矛头处处对准执政者。在战争时期，任何企图分散领导中心的做法，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能容忍的。国民政府知道他们后面的政治力量及其企图心，于是在11月23日逮捕了他们，并押解到苏州看守所。

　　这一碰，“七君子”就成了英雄，其声名流传至今；而国民政府的“卖国”和“不抵抗”，也几乎在大陆成为定论。但是如今在为了表彰他们的传记中，终于把他们背后的中国共产党也一起公开了出来。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和对北洋军阀的艰难抗争，是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历史潮流，只要稍微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汇合在这一历史潮流之中。但是“七君子”之首的政治人物沈钧儒，从来在其外；早在北伐军抵达杭州时，沈就因为与共产党关系太密切而被捕；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在“一二八”淞沪战争中的英勇抵抗，在全世界面前第一次展现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中国伤亡总数14，801人，其中官佐919人，士兵13882人），日本能够立即灭亡中国的神话破产（伤亡总数3184人）（注18），也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而停战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弱国需要准备。热情的学生不理解属于正常，但是老谋深算的沈钧儒等作为各界团体代表反对停战协定，由他带头起草的宣言公开主张：“（一）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不能分别解决；（二）日本军队应先撤回国内，然后开始谈判；（三）对日应武力抵抗到底。……不料政府一面阳言长期抵抗，一面阴行屈辱乞和，以冀保存势力，巩固政权，遂有上海停战协定之成立。”还说“凡我同胞，亟宜一致否认，宣告无效，而对于政府此种措施，亦不能不依严正方法，课其责任，一面由民众方面尽其所能，加紧实际抗日工作，不达日军完全退出我国领土，我国行政权力完全恢复，决不中止。”（注19）这不顾国力的高调给他带来了爱国的声誉，却损伤了政府；沈一直这样主张抗日不作任何妥协，名气越来越大。但是现在清楚知道，他的后面是中国共产党，他只是前台的代言人。以上的书籍中还记载：1932年，作为民权保障同盟的执行委员，他公开赴南京营救共产党人陈庚等。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受党中央的委派，从陕北到上海。他到上海不久，即与沈钧儒接上了头同时还找到了章乃器，向他们转达毛泽东及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了关系。7月中，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上海办事处，由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潘委派胡愈之分管救国会的事……。”他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极力污蔑国民政府不抗战的工具而已。

　　另外一个重要人物章乃器也是如此：“章乃器一直是共产党的同情者和朋友。早在‘四一二’‘大屠杀’期间，中共地下党领导人杨贤江在武汉活动，经常有款项汇给上海的同学郑文利。郑托章乃器经手存入浙江实业银行。有次杨汇来六千圆巨款，国民党当局跟踪追查，章乃器得到消息，迅速将存款全部转移，结清帐户。……章乃器的三弟郁奄，大革命失败后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公开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曾多次把从苏区运来的金银，交章乃器通过银行换成钞票，充作党的经费。此外，共产国际由国外运来的外币，也曾通过章乃器兑换成国内货币。”“冯（雪峰）于同年6月奉党中央之命赴香港，与从莫斯科回国的潘汉年等取得联系。潘汉年等与当时在港办《生活日报》的邹韬奋及赴美途经香港的陶行知等共同商讨，起草了一份有关‘团结御侮’的文件初稿。潘汉年、邹韬奋为此专程赴上海，经与沈钧儒、章乃器反覆讨论，胡愈之参加修改，最后由沈钧儒、章乃器定稿。……于7月15日发表在《生活知识》半月刊上。……毛泽东主席于8月10日发表《致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君儒及全体救国会员函》，对这一文件和全国各界救国缓螵合会的宣言、纲领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满意’……”（注20）救国会本身就是由共产党操作领导的外围组织，再由共产党修改定稿的文件，最后由毛泽东发电报来祝贺。这台前台后的戏都是共产党编剧兼导演，只是演员是“七君子”，观众是容易上当的老百姓，一边把“不抵抗主义”的帽子牢牢扣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头上，一边却利用所谓宣传抗日来恢复和发展中共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十多年后，共产党取得政权，大陆的历史由胜利者书写，于是，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便成了固定的历史名词，成了历史的“定论”。

　　不过，当时还有理性的声音，这声音由于政治的变换而被埋没了，这就是以胡适为主编的《独立评论》所代表的若干主张。《独立评论》的编者和作者大都是海外留学归国者。这个作者群体是一批自由主义者，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国民党人，他们经常批评政府，也从根本上不赞成共产主义。他们并不是从“九一八”起就拥护政府的“攘外先安内”的政策，而是在1933年3月初热河失守和英勇的长城抗战之后。

　　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是张学良的部属，极为腐化，不顾命令，把鸦片财物等匆忙运走以后，十几万大军不战而退，而占领承德的日军只有一百二十八人，热河失守，北平、天津就难以保卫，所以引起了全国老百姓的非常愤怒，蒋介石立即于回北方的途中，在郑州公开承认责任。但是在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在古北口、喜峰口，完全是以大刀和血肉之躯，阻挡了现代化日军的进攻，官兵们的献身精神，也震惊了全国。

　　面对战场的胜败，这一批眼光比较长远宽广、又没有党派利益的学者们，在思考着抵御之道。

　　几天以后，3月12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四十一号上以《全国震惊以后》为题议论国事，讨论教训，主张“深刻反省我们为什么这样的不中用”。他认为大溃败的原因是：“（1）军队全没有科学的设备，没有现代的训练。”“（2）军官的贪污墯落。”“（3）地方政治的贪污腐败。”“（4）张学良应负绝大责任。”“（5）中央政府也应负绝大责任。”（按：以下凡是《独立评论》都写髌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