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薪岂能只怪包工头？

《中国青年报》周一以《一个农民工的百日生存实录》为题对一个普通民工的遭遇做了一篇现场感很强的报道，据悉，记者耗时１１５天对湖北农民工彭红平进行了跟踪采访，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１１５天中，彭红平有工作的日子只有４５天，一共拿到现钱４１５元；３个月为１１个老板打过工，没有一个老板兑现过工钱上的承诺。

彭红平是中国各大城市随处可见的普通民工大员中的一个，他的遭遇也并不鲜见。报道一出，民众都为之感慨不已，舆论是一片倒地讨伐无良老板，事实上，这些个没有兑现过工钱承诺的老板固然可恶，然而将所有责任都归之于无良老板却嫌武断，也往往忽略了背后的一些事实。

有调查显示，根据权威部门对中国7个城市和12家大中型建筑企业拖欠工程款进行的统计，截至2001年底，7个城市拖欠工程款471.724亿元，其中政府工程拖欠占13.36％；12家大中型建筑企业被拖欠工程款97.91亿元，其中政府工程拖欠接近50％。

前不久有一则同样是与民工追薪相关的新闻：“温家宝走访三峡库区腹地 总理为农民追讨工钱”传诵一时。

据官方报道，温家宝10月24日走访重庆万州的三峡移民。在行至距云阳县城约40公里处时，温家宝要求停车：走，去看看村里的乡亲们。

这是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10组三峡库区腹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其时，村里一个叫熊德明的妇女就向温家宝说了自己的难题：“现在农民的收入主要靠打工，村里大多数劳力都在云阳新县城搞建筑，一年收入有五、六千元左右，但是在修建新县城中心广场阶梯的过程中，包工头拖欠农民的工钱一直不还。她爱人李建明有 2,000多元钱的工钱已拖欠了一年，影响娃儿们交学费…… ”

最后，温家宝是不负所托，向当地政府过问了此事，当天夜里11时多，熊德明和丈夫拿到了拖欠的2,240元务工工资。无疑，在总理过问下，这次办事效率依然是出奇的高。

据悉，从10月29日起，云阳开始对参与新县城建设的30家建筑商进行审查，看是否还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并出台规定：一年内若两次拖欠农民工工资，建筑商将被“红牌”逐出云阳县建筑市场。

事情并没就此完结，“总理为民工追讨工钱”被宣扬开来后，有媒体专程去调查，发现在云阳县新城建设中让建筑商大量垫付资金是当地一种重要的新城建设办法。面对媒体采访，该名拖欠民工工钱的包工头说“公司没有把钱完全给我，所以我也没辙。” 建筑公司则表示“70万工程款中我们需要用来支付的工资就达40万，新城管委会给的45万我们不可能全部用来付工资。”。而云阳新城管委会副主任袁海光的解释是：“完工不等于竣工，我们要等验收合格了才能划拨工程款。这是规定的。”于是，垫付资金问题严重，建筑公司结款缓慢，包工头迟迟才结到建筑公司的款项因而拖欠民工工资，民工就成为最后的牺牲者。

相信如云安县这种情况绝非仅此一家。有无良老板恶意欠薪固然属实，然而，更多时候，民工──包工头─承建商─投资者这一链条上，要承担责任的绝不仅仅是包工头。解决欠薪问题，政府原本责无旁贷，而事实上，其中的投资方又往往是由当地政府充当，如此一来，政府的身份也变得暧昧了。

当政府无法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走投无路的民工似乎没有太多的选择，毕竟能得到总理的眷顾是万中无一的，更多民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还是靠着跳楼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讨要工钱，“以生命为赌注”的自残事件屡屡发生是悲哀更应引起的是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