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错过了自由的晚餐
1998年7月23日，一个北京夏季的雨后的傍晚。将近6点，我的住所的电话铃响了。但是话筒传出的声音却使我奇怪：不是预约的会面者，而是他的司机。这种情况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司机向我转告了他的雇主的确认：傍晚6点在北京的“中国大饭店”面谈。
这是一个敏感而暗含危险的时刻。两天之后的7月25日，我和朋友们将在北京亚运村一座写字楼的会议室举办一个公开的讨论会，它的议题是：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与改革。我将在讨论会上作一个主旨发言，题目是：中国的政治改革。我们已经给大约100位在北京的外国人和大约100位在北京的中国人发出了书面邀请。100位外国人主要是西方外交官、西方记者和国际组织驻华人员。100位中国人包括政府官员、商人和知识分子。这种安排无论是从政治上讲还是从外交上讲对中共政权都具挑战性。
从政治上看，自从1989年6月4日中国政府用坦克去对付要求民主的和平的静坐者之后，政治改革在中国已经成为长期的禁忌。如果现在有一批中国人在北京公开讨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将意味着要打破这一禁忌。
从外交上看，自从中国共产党1949年用暴力夺取政权后，它一向反对西方影响中国的政治事务。特别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集团迅速崩溃后，中共政权十分担心西方采取推动中国的民主化的政策或行动。如果现在有包括美国使馆官员在内的大批西方外交官和西方记者公开参加由中国人主办的政治改革讨论会，这将开创一个西方关心中国政治改革的先例。谁敢担保，这种关心不会发展成一种支持？
实际上，不久前我们已经在北京公开举办过一次政治改革讨论会。大约是1998年7月4日，差不多有50人参加了这个讨论会，他们当中有中国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也有美国使馆的一位外交官和俄罗斯使馆的一位外交官。那次讨论会由我主讲中国的政治改革问题。我的演讲内容是坦率的，它强调了下述几点：
中国的改革正在走向停滞，政治局面已经僵化，突破停滞与僵化的最主要的途径是启动民主进程。－以江泽民（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李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熔基（总理）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人，完全不想进行任何政治改革。这不仅是由于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厌恶民主思想和自由理念，更是由于他们在政治利益上需要反对民主和自由。因为如果在中国实行自由选举，现有的领导层中的绝大多数不可能当选。如果在中国允许反对党的存在，中国共产党就无法垄断全部政治权力。－当前的第三代领导人中没有“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下一代（第四代领导人）也不会产生“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因此今后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动力，只可能来自共产主义制度外部的要求民主的政治压力和民主国家促进中国民主化的国际压力。－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不倡导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前提下，对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国领导层表现了过份热情的支持，这将强化中共政权的专制地位，不利于中国的政治自由。
当我明确地批评克林顿总统的对华政策时，他刚在1998年7月3日结束了长达8天的访华之行。很多美国人并不赞成克林顿总统将原定1998年11月的访华提前到6月。大约一半的国会众议员－200多位－联名致信克林顿，希望他改变提前访华的决定。但是克林顿固执己见，急于前来同江泽民握手。在我演讲的听众中的那位美国外交官懂汉语，虽然他听见了我在批评他的总统，但是他自始至终保持了礼貌与友好。
有趣的是，听众中的那位俄罗斯外交官，当我演讲结束时主动走上前来，递给我一张名片并用流利的汉语说：他十分愿意不久之后能够同我做进一步的直接交谈。我听着他的汉语略感悲哀：因为我不仅想批评克林顿总统的对华政策，而且想批评叶利钦总统的对华政策，幸好今天演讲的主题不包括俄罗斯。
更有趣的是，听众中有一位中国国家安全部的秘密工作人员，他的公开身份是一个技术团体的负责人。我的朋友事先向我通报了他的真实背景。在演讲之前，他主动向我介绍了虚假身份，我心里明白，这是他准备在我演讲之后再次找我交谈的前奏。果不其然，我的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之后，是一个半小时的听众提问与讨论，在这长达3小时的时间里，这位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克尽职守，始终全神贯注地倾听并做笔记。我不知道他的身上或者这个房间是不是还有特殊的录音装置。然后，他又主动走过来，以伪装出的探讨性的口吻，向我提出了几个非常“专业”的问题：你们希望中国进行政治改革，那么是否准备组织反对派政党？你们怎样估价共产党内的开明官员在政治改革中的作用？如果要求民主的人不能掌握军队，这种民主要求能实现吗？
50位听众中的大多数赞同我关于政治改革的主张。例如，一位曾经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某研究所的副所长的听众在讨论中发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这种极权的政党不可能实行党内民主，也不可能通过共产党内的民主去推动实现全社会的民主。5年前这位老共产党员的发言，可能比5年后的很多人的看法还要深刻。不久前突然有一些人预测：中国共产党新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将在2003年7月1日发表有关党内民主的重要讲话，而且胡的党内民主将会打开中国政治改革的大门。正如关于中国领导人的美好预言往往都会落空一样，胡锦涛的这个讲话不仅没有丝毫党内民主和政治改革的内容，而且通篇都在重复他的前任－保守的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虚伪说教！进一步说，即使共产党实行了一点党内民主，这种党内民主能够导致承认党外反对派的合法地位吗？这种党内民主能够发展成国家的民主化吗？
当然，听众中也有不同声音。一位某官办报纸编辑在讨论中发言：他认为现在中国的媒体已经有了相当多的新闻自由，譬如可以在报纸上或电视上讨论一些社会问题。我很钦佩这位中年编辑能够如此大胆地赞颂中国的新闻自由。我回应他：虽然最近几年中国的媒体可以有限度地讨论某些社会问题，例如离婚现象的增长，但是中国媒体仍然不能讨论更重要的问题，例如政治问题、外交问题、国防问题。所以，仅仅能够讨论离婚问题的新闻自由是远远不够的。中国还需要更广泛、更基本的新闻自由。紧接着我的回应，另一家官办报纸的编辑站起来发言：他认为90年代后期中国的新闻控制，超过了改革的80年代。那位先前虚构中国新闻自由的先生，表情已经十分尴尬。他悄声对会议的主持者说：他和他的报社的实习生因为有事需要提前离开。我这才注意到他身旁坐着一位20多岁的女孩。我看了一眼这个女孩子的富于朝气的面庞和活泼的服饰，暗自祝愿一切纯真的女孩不要去追随虚伪的男士。
总之，1998年7月4日的这次政治改革的公开讨论，给了我和朋友们一个直接的鼓舞。因为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开明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仍然关切着中国的政治改革。我们认为需要及时扩大这种关切，所以决定在1998年7月25日举办一个规模更大的政治改革的公开讨论会。
但是，积极扩大对政治改革的关切很可能会有风险。因为1998年7月3日克林顿总统结束访华后，中美关系达到了高潮。中国政府已经不必担心美国政府会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它将比过去更严厉地对待异议的声音和异议的行动。早在1998年4月，一位美联社的女记者和一位美国《费城问询报》的女记者对我进行联合采访时，曾经好心地提醒我：一些西方人士预计，克林顿访华之后，中国政府将会再次镇压持不同政见者。我当时感谢她们的关心，同时也表示：在中国致力于民主改革的人，不应该仅仅在中共政权划定的狭小范围内跳舞，我们要争取更大的空间。
毫无疑问，中共政权不会允许持不同政见者得到更大的活动空间。我们举办规模更大的政治改革讨论会的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压制。在我们向中国人和外国人发出的第一份书面邀请上，注明的开会地点是：“北京京伦饭店报告厅”。这是一家中国和日本合资的饭店。之所以选择这家饭店，是因为它临近使馆集中的地区和外国记者集中居住的公寓。正如我们估计到的，第一份书面邀请发出两天后，京伦饭店通知：奉上级指示，不能向我们租借报告厅。于是我们又去联系当时北京著名的私人书店“三味书屋”。这家私人书店的二楼有一间相当大的会议室，几乎每个星期都举办读书讨论或艺术表演。这家书店的老板答应我的一位朋友，同意我们租用二楼的会议室。于是我们向与会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发出了第二份书面邀请：开会地点改至“北京三味书屋二楼”。第二份书面邀请发出后的第二天，书店老板告诉我的朋友：公安机关严肃地要求他，不得给我们提供开会场所。这时其他方面的风险信息也出现了：国家安全机关的秘密工作人员找到我们的会议的组织者之一，希望不要举办这种讨论会。我们明显地感觉到这是一次无形的较量：如果我们退让，放弃这次讨论会，风险可能消失，但是代价可能是很长时间不得公开讨论政治改革。我们决心不退让。我们发出了第三份书面邀请：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开会地点改至北京亚运村某写字楼的会议室。这个会议室是我们的讨论会的组织者之一的办公场所。
当然，政府方面的压制不会就此住手。公安机关的政治保卫部门通知我们的会议组织者之一：1998年7月23日上午到公安机关谈话。通常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如果你接受政府的方案，你可以继续处于安全状态；如果你拒绝政府的方案，你很可能失去人身自由。我们完全懂得这个信号的含义。但是我仍然决定不退让。我请会议组织者之一告诉公安机关：方觉承担7月25日举办政治改革讨论会的最终责任，讨论会的费用由方觉担任董事长的私人公司提供，方觉坚持合法、如期举行这次讨论会。
有必要介绍一下中共政权处置异议人士和异议活动的警察机构。中国存在着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两个主要的警察系统。国家安全部的主要职责是应付各种反政府行为和开展针对外国的情报活动。公安部的主要职责是应付各种刑事犯罪和进行治安管理。但是，公安机关内设有一个特殊的政治保卫部门，它名义上属于公安机关，实际上对党的领导机关负责。中共政权之所以要在公安机关名义下设置政治保卫部门，是因为国家安全机关在通常情况下是秘密机构，不便公开出面处理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上的反对活动。而公安机关从形式上讲是公开机构，可以相对方便地处理政治性的问题。同时，中国政府虚伪地声称中国没有“政治犯”，以公安机关的名义处置持不同政见者似乎有利于表明那些政治上的反对派也是“刑事犯罪分子”。所以，大多数纯政治性的案件一般都是由公安机关内的政治保卫部门直接处理。如果政治性的案件能够牵涉到“间谍罪”、“恐怖主义活动罪”等等，就可以由国家安全机关出面处理。当然，政治保卫部门和国家安全机关的这种分工仅仅是表面上的，它们在镇压持不同政见运动方面实际上是相互配合的一家人，他们都直接听命于中共的高级领导层。
1998年7月23日之前，我已经预感到，由于我有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中共政权很快就会对我采取镇压措施。而我坚持在7月25日举办政治改革的公开讨论会，很可能构成中共政权拘捕和监禁我的导火索。
我同会议的组织者之一约定：他7月23日上午到公安机关谈话之后，当天我们见面。但是7月23日傍晚确认见面的电话，却是他的司机打来的。这是完全不合常规的。也许，当我走出住所大门后，或者在途中，就会被秘密警察扣押。但是，我始终坚定地认为，我的所有的政治活动都是合法的、公开的、文明的，我不应该为了回避拘捕而放弃自己的正当权利。所以，尽管电话令人生疑，我仍然决定按时赴约。我请保姆到街上叫一辆出租汽车。她是一个从四川来北京打工的女孩子，仅仅几天前一家服务公司将她介绍给我，帮助我做饭和打扫卫生。几分钟之后保姆回来了，告诉我出租车已经停在住所门外。我请她晚上8点钟做好饭，然后，坦然地走出了房门。
7月的北京是盛夏，但是7月23日雨后的傍晚并不太热。地面上雨水的痕迹还没有完全消失，天空中依然飘动着蓝灰色的低垂的云层，仿佛预示着还会有新的降雨。我坐进出租车，告诉司机去“中国大饭店”。
傍晚6点时分北京下班的车流和人流还没有停息。我的住所距离“中国大饭店”仅有两公里. 当出租车开向一个“T”型路口时，怪异的事情发生了：那个路口本来显示着可以通行的绿色信号灯，出租车以正常速度行驶。但是，突然绿色信号灯转变为禁止通过的红色信号灯，迫使出租车司机紧急刹车，这辆出租车停稳后距离前面那辆黑色的豪华的进口轿车仅有30厘米！这时更怪异的事情出现了：从前面的轿车内冲出 4个身穿便装、体格健壮的人，他们训练有素地拉开出租车门，厉声对我喊着：马上出来！我立刻意识到最卑鄙的一幕终于上演了。我坐在出租车的座位上一动不动，平静地问他们：你们是什么人？找我有什么事？这时由于突然的红色信号灯，使得出租车后已经堵塞了一长串汽车。这几个不速之客显然很着急，其中一个人将上身探进出租车，用久经特殊锻炼的有力的手将我强行拉出来。我继续平静地质问他们：请你们出示合法证件。我在说话的时候发现，他们当中一个人正用摄像机对我录像。这时不远的人行道上已经聚集了不少行人，他们惶惑地看着眼前的场面，但是他们不敢走近，因为他们难以判断，这是在拍摄一部电视剧，还是在执行一场真正的拘捕。不速之客显然不愿意让我继续站在街心，他们的负责人高声说：你马上到后面的车上去！我这才注意到出租车的后面也停着一辆黑色的豪华的进口轿车，车门已经打开，旁边同样站着几个身穿便装、体格健壮的人。于是两名大汉一左一右地抓住我的骼膊，另一名大汉用手按下我的脖子使我无法观察周围的情况，三个人把我推向后面的轿车。我在后面那辆车的门前努力停住脚步，严正地告诉他们：我不能在没有法律手续的情况下上任何机构的车！但是他们强行把我推进车厢。不幸的是，这些人由于手忙脚乱、用力过猛，先是使我的左额头撞上了车门的上框，紧接着又使我的右小腿撞上了车门的下框，疼痛难忍。
于是我被迫坐在后面那辆车的后座中央，左右两边各坐着一名大汉紧紧拉住我的骼膊。他们的负责人则坐在前座司机的旁边。这时前面那辆黑色轿车首先启动，虽然仍旧亮着红色信号灯，但是它毫无顾忌地开出长长的等候的车队，后面我坐的那辆轿车紧跟上去。我知道，在中国，执行特种任务的特殊牌照的车辆都是畅行无阻的。我遗憾地看了一眼那辆可怜的出租车，因为我还没有付车费。
轿车内的气氛极其沉闷。灰褐色的车窗玻璃使得外面无法看清车内的情形。我感到左额头被撞的部位一阵阵地疼痛。更严重的是，右小腿被撞的部位似乎湿漉漉的。我垂下眼睑，看到灰色的长裤的下段已经渗出了血印，而且殷红的血还在顺着短袜往下流。我冷静地对不速之客的负责人说：请你转告你们的上级，如果需要找我，应该通过合法途径。譬如，可以用电话约定时间和地点，也可以到我的住所或办公室下达通知。但是刚才的方式是非法的，并且损伤了我的身体。那位负责人的回答只有4个字：不许讲话。
我完全清楚，这些健壮的不速之客只是在执行命令。下达命令的人有意用非法的、粗暴的方式秘密拘捕我，以便使我感受到强大的心理压力和人身安全的威胁，寄希望于我会因此产生恐慌与畏惧，从而赶快放弃原来的政治立场，或者至少作出政治上的妥协。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政治手段，当然，也是一种流氓手段。
此刻我最担忧的，是住所内的保姆。我知道，在这批秘密警察拘捕我的同时，另一批秘密警察会进入我的住所。他们将搜查我的房间，并且会审问我的保姆，期待着从她嘴里挖出些有价值的材料。这个3天前才开始帮助我料理家务的女孩子将会害怕。尽管她会告诉秘密警察她确实完全不知道我的政治活动，但是生性多疑的安全人员仍会不厌其烦地对她进行盘问。这将意味着一个外地的打工妹不得不由于我而承受不应有的压力。我为此感到歉疚。
虽然我预料提出下述建议是不会被接受的，但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我仍然以协商的口气对不速之客的负责人讲：可不可以将车子先开到我的住所，由我安排保姆妥善离开, 并且还要向她支付工资。那位负责人以高度职业化的口吻答复说：这些问题另外有人处理。
我明白，今天晚上8点钟肯定吃不到保姆做的晚饭了。那么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吃到自由的晚餐呢？
方觉简介
1955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早在1980年，方觉在北京大学参与组织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学生运动，起草并征集了600多位中国公民的签名，向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送交了有关在中国制定“出版法”、实行新闻出版自由的建议。
在1982年至1994年的十几年中，方觉先后在中国水利电力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福州市政府、福州市计划委员会担任公职，积极推动改革。
1998年1月，方觉在美国、法国、台湾公开发表了《中国需要新的转变－民主派的纲领意见》，要求中共领导层启动政治改革，并修正外交政策。同年7月，在香港公开发表《扩大中国的政权基础》，再次要求中共领导层进行政治改革。
1998年7月，方觉被中国政府秘密拘捕，非法关押4年。
2002年7月出狱后，继续呼吁民主改革，在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的2002年11月4日，再次被中国政府秘密拘捕，非法关押82天。
2003年1月24日，经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交涉，中方将方觉从监狱直接送往美国。
抵美后方觉接受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邀请任访问学者，并继续推动中国的民主变革。
本书以回忆录的方式，披露了方觉本人被捕的原因和在狱中的遭遇，对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对外关系进行了独特的分析，评估了中国制度转型的可能。(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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