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我在香港史塔士道岭南附小读书，抗日胜利后又在广州康乐村念岭南附中，跟着又读了四年岭南大学，又在电机工程系兼任助教一年，可以说，一生中所受教育的不少时间都离不开岭南孕育，而人生最激情的高峰，即是拍拖的年代，也在此岭南康乐园的仙境渡过。
岭南两位恩师更是毕生难忘，陈序经校长便是其中一位，另一位恩师是我国有名的电子工程权威冯秉铨教授，即人称的“北孟南冯”（北京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的孟昭英教授他后来升任华南工学院的院长，对祖国的贡献很大，可惜也于一九七九年去世。）
由于冯院长向陈校长的大力推荐，使我有机会在暨南大学任教十多年，便有幸时常得到陈校长的关怀和教诲，刚好陈校长的公子其津学长，和我都是受教于冯秉铨院长的“高足”，而我的“亲密战友”，也毕业于岭南大学社会系，所以我们与陈校长一家都时有往来。
陈校长虽然贵为校长，却虚怀若谷，平易近人，他为人朴实诚恳，严谨而热情，视师生如子女，他曾在东南亚以及日英美等国留学，不但学术渊博，著述绵绵，蜚声中外，且对办学教育亦有专长，在南开大学服务十四载，一直为我国杰出的教育先辈张伯苓所倚重，南开大学能够成为我国著名学府，陈序经也付出了不少心血。
陈校长为人高风亮节，淡泊名利，表现得非常突出。
高风亮节对大学教育贡献钜大
新加坡李光耀总理曾聘陈为南洋大学校长，但陈爱国心切，宁愿屈就广州中山大学副校长，而弗就前者，结果李转请林语堂就任。
中共上台前，林云陔任广东省长时，曾聘请陈任教育厅长，宋子文曾请陈任泰国大使，教育部长杭立武又曾请陈任教部次长，这些别人梦寐以求的职位，陈却婉言相拒，又国民党教育部要求各大学校长都要参加国民党，陈坚拒不参。
私立岭南大学校董会规定校长必须是基督教徒，但陈偏不是，因人材难得，校董会只好放弃成见，仍然礼聘陈为校长，一直担任至五十年代院系调整。
中共领导一向不太尊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对陈的学术造诣、教育行政经验和操守，都相当尊重，一九五一年中南局第一把手陶铸来康乐园讲话，他极力推崇陈是：“我国杰出的教育家，希望大家向他学习。”其它党领导人对陈的办学和为人都十分尊重，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陈一生都是无党无派的人士。
大约一九六四年，我们到中山大学马岗顶探望陈校长，他黯然神伤地说要调到天津南开大学，我们听了十分震惊和难过。我说：
“您办暨南大学有声有色，海外侨生回祖国读书，年年都增加不少，不但因为您的学术地位，特别开设了中国第一间‘东南亚研究所’，开办了外贸系，中央又特别批准增办医学院，增设图书仪器，扩大海外学术交流等等。有您这样的人才来主持暨大，应当是求之不得之好事，却不明白教育部为何突然作此决定，真是令人费解！”
陈校长很无奈地说：“我自问已是鞠躬尽瘁，我也不明白到底是甚么原因？当然上级的命令只好服从。”
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陈宅，我俩都默默无言，回想陈校长主持岭大的四年（1948至1952），那时正是最困难的年代，内战频仍，经济崩溃，政局不稳，人心向背，但由于陈校长的声望和努力，他积极努力争取了一大批国内外都极负盛名的教授，例如国宝级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为了使他安心在康乐教书及作研究，陈校长还在百忙中亲自到香港动员他夫人唐筼回来，他还把去了台湾的数学大师姜立夫争取回来任教，自己的专用小车也经常为教授们服务。
陈校长礼聘来岭南任教的知名学者还有一大批，例如文学院的王力、容庚、梁方仲等专家，医学院有谢志光、陈心陶、白施恩、周寿恺、陈国祯、秦光煜等，都是各专科的顶级权威，理工学院则有冯秉铨、陈永龄、姜立夫、林为干等以及不少外籍名教授，其它还有许多，都是望风来归，一时间，康乐园成为国内学术权威聚居之所，岭南大学的学术水平和科研风气也急遽上升。
由于陈校长主政，岭南大学达到最鼎盛的黄金时代，它的学术水平已追上国内的一流大学，因此，陈校长才被任命为对海外影响至大的华侨大学，即暨南大学的校长。
十二姑透露陈被贬南开的内幕
一九六七年文革期间，我有空到上海探望十二姑何复基，她是党中央派往上海搞地下工作的负责人之一，是一位革命老干部，解放后曾担任上海市外事处长、机电局长等要职十多年。
抗战时她与我姑丈被派往上海做地下工作，刺探日军情报及散发传单，并架设电台发回延安，因叛徒出卖，被日军特务用分区停电及定向雷达破获了电台，姑丈被捕打至重伤，姑姐逃脱后仍然用汽车移动电台继续发报，使日军丧胆，情节十分惊险曲折。
解放后，八一电影厂曾把此真事拍成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相信大陆人都看过多次，十二姑曾在南开读过书，时陈正任教务长，因彼此同乡，她也认识陈校长。我们闲谈时也提到陈突然北调及降职之疑问，她神秘地笑着说：
“你当然不会知道，这是中央机密”十二姑讲，原来竟然是陈序经因遭到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贬斥而遭厄运。
陈校长专长中外历史，对东南亚诸国的历史更有研究，东南亚诸国历史系列，其中之五“柬埔寨历史”（The History of Cambodia），是香港大公报印刷公司出版，发行人是费彝民，他是中共在香港负责统战工作的左派头目之一，对陈校长很尊重，他明知陈清廉自奉，儿女众多，每个月给陈数百港元作为稿酬，藉以补贴一些家用。
六十年代，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问东南亚诸国和印度，有好几国的首脑，如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他侬总理等都对刘表示感谢说：“贵国学者陈序经先生写我国的历史，很有价值，非常感谢，我国就无此专门人才 ......”
刘回国后叫秘书一查，原来陈的书都在香港出版，他不去查问清楚，便马上拍桌大怒，认为陈目无组织，有损国家尊严，并说拿稿费就是变相贪污，陶铸等人再三解释，刘在盛怒之下还是一意孤行，下令说：“此人今后永远不能担任正职，调降南开大学副校长”，结果陈校长调南开大学任第四副校长，仅管总务，白白浪费了他的才华。
受暗算仍坦然执教
“其实陈校长能够为国争光，扬名海外，应当给予赞扬，何况那些书，均由左派的机构发行，即使每月支付区区数百元之稿酬，也是作者劳动之应得酬报，试问毛主席那一亿三千多万元人民币的稿费，或者是刘主席一千多万元的稿费，那又如何解释？诚然，刘的这些钱也被首都西城纠察队及清大附中红卫兵抢去，但是否也是‘变相贪污’呢？真是莫名其妙！”我愤愤地说。
虽然临别时十二姑吩咐我们不要将此事外传，但我心里总是忐忑不安，如果陈校长一直被蒙在鼓里，对他很不公，可能会使他抱撼终生，因此我便利用到北京中侨委催问申请出国之事，顺便到天津探望陈校长和表妹万启芬，她也在南大数学系任教，她已是一个积极向党的共青团员，但文革时，因有“海外关系”被南大附中红卫兵揪斗，侮辱，革命小将还在她脸上吐口水，她丈夫是共产党员教研组长，也“划清界限”和她离了婚，可见南大的红卫兵之左得利害，我那时尚未被关入牛棚，所以也能有机会去探访她们。
陈校长见我们到访十分高与，请吃饭之余还陪我们游览市容，翌日又与我们游览南大附近的水上公园，当我告知他北调原委时，他才恍然大悟，但他胸襟宽阔，仍然强忍愤怒之情，幽默地说：“我陈家店的出品，能够得到各国元首的欣赏，已遂我平生所愿，我一生鞠躬尽瘁，早已问心无愧，只可惜再无机会回暨大和你们畅聚了。”他言时亦怅然若失。
文革中被斗而死
我们见他单身住在教工宿舍，那间百多平方尺的简陋小房，无人照顾生活起居（因陈太及儿女尚在广州），心中十分不忍，他一生努力为国为民，爱党爱校，却受到如此对待，真是为他不值和叹息。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所谓“革命小将”的红卫兵，因为有大后台，所以无恶不作，而其中尤以北京的红卫兵最残暴凶狠，相反的，暨南大学的“红卫兵”则绝大部份都是华侨子弟，相对比较讲理也温和得多，倘若陈校长当时尚在暨大，有希望熬过文革之劫。
再者，当时广东的领导，如陶铸、赵紫阳等人都是比较讲政策的开明人士，也了解广东方面的特殊环境，并不像有些北方领导那样，一听到香港、台湾和美国，就马上和“美蒋特务”联系起来，而陈校长曾经为美基会所任命，当然就更难逃一劫了。
据表妹说，当时红卫兵揪斗陈校长的罪名是“美帝份子残余”“鼓吹全盘西化”“美蒋特务嫌疑”以及“反动学术权威”等，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南开附中的红卫兵凶狠成性，他在饱受侮辱冲击之后辞世，造反派说他“畏罪自杀”，医务所则说他是死于“心脏病突发”，其实他身体一向很好，在那个恐怖的年代，一个受冲击的臭老九之死，谁也不敢去查问为甚么，可怜的陈校长才活了六十四岁。
想不到刘少奇贵为国家元首，呼风唤雨称雄一世，竟然被人肆意凌辱斗争，最后死无葬身之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陈校长一生为国为民，爱校爱师生，虽死犹生，是真正值得怀念的教育家。
（开放2003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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