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 下岗工人全家吃鼠药中毒身亡的故事

有一对夫妇都在集体企业里工作，都下岗了，他们有一个10岁的女儿。父亲下岗后还可以领到100多元的下岗津贴，而母亲的单位破产了，一分钱也领不到。这个家庭也没有任何积蓄，3口人只能依靠这100多元月收入生活。

父亲几乎天天跑去劳动局看有没有重新安排工作的机会，跑了半年也没有结果。母亲的身体本来就不好，现在生活这么艰难，心情压抑，更是连连生病，又没有钱去医院看病，只能硬撑着，身体越来越坏。
女儿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本来家里的伙食还凑合，每个星期至少可以吃一回猪肉，一回鱼或鸡，这几个月却天天吃咸菜，或萝卜大白菜，偶尔才有一点豆腐青菜，几个月下来，馋的要死，天天跟爸爸妈妈嚷着要肉吃。

她哪里知道，每月家里的收入只够买米买煤买油盐付水电费房租费，根本没有钱买菜吃，妈妈每天傍晚会拎着一只篮子到农贸市场去，拣一些别人不要的大白菜帮子，或以极便宜的价格，从急于回家的菜农手里买一些几乎没人肯买，被挑剩下的菜。父母正为她下学期的学费发愁，而且春节又快到了，面对可爱的女儿的要求，父亲只得敷衍说：“下个星期，乖女儿，下个星期，我一定会买肉给你吃。”

那一天父亲领到了下岗津贴，便拿回家跟妻子商量怎么花，要不要给女儿买一点肉吃。却看见妻子正在独自流泪，忙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妻子哽咽着说她不想活了。

“我15岁就被迫下放农村，干农活累了10几年，经常还没的吃，男知青还可以去偷东西吃。我们女知青为了填饱肚子，不得不向大队借粮，受尽了农村党员干部的欺负。好不容易回了城，又在工厂里三班倒，苦干了10几年，”

“唉，我把青春，把一切都献给了毛主席，献给了小平同志，献给了共产党，现在身体累垮了，浑身都是病，到头来却连吃饭的钱也不给了。我除了挡车又什么也不会，这个年龄改行，到哪里能找到工作？活下去只是家庭的一个负担，我想来想去，还是死了的好。”

下岗工人想劝慰妻子，还没开口却也掉下泪来，想到自己的遭遇不也同样吗？就算再过几个月重新找到一份工作，也就是200多元，一家三口还是难过得很，累了大半辈子，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也没有任何财产，马上要实行房改了，哪有钱买房子？难道流落街头吗？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奔头？还有什么好说的？

于是他不再开口，转身走了出门。想到自己一家人的悲惨遭遇，想到许许多多和自己境遇相似的下岗工人家庭，和这几个月来找工作的辛酸苦辣，他不禁泪流满面。他也不再在乎邻居和熟人看见他的眼泪了，这个社会如此残酷，这个世界如此凄凉，他还有什么可以在乎的呢？他暗暗下定了决心。

女儿中午放学回家，看见桌子上一大盆热气腾腾的萝卜烧肉，高兴得惊叫起来。桌子上还有一瓶酒，父母都坐在桌子边在等她，慈爱地劝女儿吃个痛快。父亲一口就喝掉半茶杯酒，他已经几个月没有喝酒了，然后他亲自为妻子和女儿夹大块瘦肉，自己也大口的吃。

妻子本来舍不得吃，想省下来让丈夫和女儿多吃几口，但是禁不住丈夫热情的一再的要求，只得含着泪也吃起来，她担忧地想，丈夫中了哪门子邪，买了这么多肉，以后不吃饭了？

这家人几天不开门，邻居好奇怪，议论纷纷，最后居委会强行撬开了门，进去看到，一家人都死了。下岗工人一手紧紧地抱住住妻子，一手紧紧地抱住女儿。

后来法医鉴定三人都是吃老鼠药中毒身亡，肉汤里残余着大量老鼠药，最后调查结论是：下岗工人不忍妻子女儿穷困，走投无路，全家自杀。

在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之后，这些下放知青，这些下岗工人，实际上都是共产党的奴隶，双方有一种事实上的契约关系，后者是被迫做奴隶的，没有任何选择和讨论的权利，而且延续了几十年。被榨干了青春，被榨干了血汗之后，竟然一脚踢开不管了。无论按照什么样的社会伦理标准来衡量，都是不可思议的，不能宽恕的罪恶！即使在2000年前的奴隶制时代，也没听说有这么残忍的奴隶主，把年老有病的奴隶一脚踢开就不管了！

这还是一个自称工人阶级的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竟然能干出这种事情！

经济改革，变终身制为雇佣制是对的，但是不能把那些事实上已经做了大半辈子奴隶，从几块钱10几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拿起，安分守己做了几十年奴隶，从来也没有考虑过别的生活方式的工人一脚踢开，应该给与他们公正的补偿和保障，而不是把他们逼到绝路上去。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一定会引起媒体的跟踪报道，但在新闻专制的中国，和过去50多年来所有类似的数十万数百万件惨事一样，没有任何报道，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有这个城市的市民，口耳相传，人人叹息：这个社会的确太残酷了，太黑暗了！

残酷到不许人们正视残酷，黑暗到不许人们正视黑暗！每个人都只能象蝼蚁一样低着头，找口吃的，苟且偷生。